汗漫学屠龙，绛灌学屠狗；屠狗位通侯，屠龙不糊口。
——景耀月《读史感言》
陈布雷的另一面
相比蒋介石，陈布雷的形象更能代表宁波人：矮小、瘦弱、眉目清秀，斯文而聪慧。他的家乡慈溪，毗邻绍兴，他后半生所从事的工作，近乎为绍兴师爷，只是他的性情，有师爷之谨小慎微，而无师爷之刁滑奸诈。如王芸生回忆：“陈为人谦和拘谨，待人接物，向无疾言厉色。每见陈为蒋侍座，低眉垂目，敛手侧座，必有询问，才答数语。那种恭谨严肃的样子，令人看了透不过气来。”恭谨，或如左舜生所言的“极端谨慎”，杨玉清所言的“怕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是身处琼楼最上层、伴君如伴虎的陈布雷的自全之道。
陈布雷何以自视呢？他的回忆录里，说及自身，总是一片谦辞。他对自己的定位，我印象最深的一则，是“如有人问我自视为何等人，我只有一语曰‘草草劳人’”。“草草劳人”一说，源自《诗经》，原文为“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草草”者，忧心也。他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甚至死于忧患，自谓忧人，当无不可。他还说：世人视我为愚人、庸人、妄人，或者批评我孤僻、骄傲，都没关系，但是千万不可以清静宁谧誉我，这是我的短处，是我幼年时代身体衰弱所养成的一种习性而已。换言之，蒋介石在他五十岁生日之时所赠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乃是他的局限，而非他的志向。
读他的回忆录，才深深明白他的苦衷。原来在中老年的陈布雷之外，还有一个青少年的陈布雷；在幕僚陈布雷之外，还有一个报人陈布雷；在那个恭谨、衰弱如荒烟蔓草的陈布雷之外，还有一个负气、疏狂、濯污扬清、慷慨激昂、指点江山、下笔风雷的陈布雷。究陈布雷之本心，他更愿意做哪一个呢？他这一生最大的悲剧正在于此：他想做哪种人，走哪条路，大多时刻都不由自己。这一半是因他陷入了时代与政治、伦理与文化的激流漩涡而无法自拔，另一半，则因他的性情之柔弱，不得不迁就某些外力，反过来，外力如千钧重压，令他无以挺身，他的心灵在重重禁锢之中愈加柔弱。中年后的他，就像是一片摇曳于政治寒风之中的秋叶，他的命运完全托付于他所献祭的事业。
晚年的陈布雷有多么萧索，少年的陈布雷就有多么昂扬。1900年他十一岁，开始读那个年头最新潮的《时务报》，“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顾独喜阅之”，十四岁读《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同年10月，父亲令他参加慈溪县的童子试，他心中十分不愿，却不敢违命，于是去考场敷衍了事一番，结果，151人应考，他排在第151名，被父亲痛斥了一顿。他不服，去参加宁波府的第二场，最终高中第一。从榜尾到榜首的颠簸，正可见他的少年心性之蹈厉奋发。从宁波回家的路上，风雪交加，父亲的朋友孙以文对他说：“不患蹉跌，患不能自奋。”三十多年后，他还清晰记得。
中年后的陈布雷一向谨言慎行，侍立于蒋介石身侧，像一副布满尘灰的静物画。殊不知他极具演说之才。十七岁那年，他在宁波府中学堂读书，开同学会，以学生新道德为题，他登台演讲，想来是过于尖锐，而为守旧的同学所嫉恨，为随后的学潮埋下了引线，他竟因此被迫退学。1912年3月，同盟会宁波支部成立，他是最早一批会员，开成立大会那天，他与徐家光、林斗南等人为选举事宜展开激辩，相持不下，连张申之主席出面调解都不得。赵家艺，曾担任同盟会宁波支部成立后的第一任会长，副会长是陈训正。赵林士夸他的辩论术大有可为，然而其他人却认为他过于倔强，过于恃才放旷。据他回忆：“余斯时年少气盛，自视若不可一世，尤喜演说，每逢会集，辄自登坛，好评骘人，尤力诋彼时学法政者之志趣卑下，至谓法政学校不关门，民国必无治日，以此甚招当时父老之忌。”此处需交代一点，民国初年对法政及其教育的重视程度，相比今日并不遑多让。1912年，浙江一省，就有七所公立与私立法政学校，律师事务所的招牌甚至比酒店还多。在陈布雷看来，政府的管理跟不上，则难免泛滥成灾，故他要极力抨击。
陈布雷有一个老师，姓冯，名幵，字君木。此人的名头虽然不如其弟子陈布雷、沙孟海等人响亮，却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他与陈训正（屺怀）、应启墀、洪允祥并称“慈溪四才子”，这陈训正正是陈布雷回忆录里无处不在、堪称他这一生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的“大哥”。陈布雷的四姊，于1912年嫁给冯君木当继室。所以陈与冯的关系十分亲近。冯君木见陈布雷锋芒太露，便教导他说，“少年时炫露才华，只自形其浅薄”；而且，陈布雷的身体一向不佳，如果奔走政治，用不了数年必将过劳而早夭，努力学问，才是正途。这是对陈布雷的当头棒喝，他三省其身，从此不在公共场合轻易发言。
可惜，冯君木的话，陈布雷只听进一半。他学会了缄默，学会了隐忍，却没有学会如何在兵戈扰攘的乱世独善其身，独立支配飘零的命运。冯君木谆谆告诫他不要涉入政治之河，他却在三十八岁那年，不远千里，从上海到南昌，见蒋介石，入国民党，一头扎进了政治的不归路，至死无力回首。
分裂的报人
“慈溪四才子”中，陈布雷与陈训正、冯君木过往甚密，然而，将他引上新闻之路的向导，却非此二人，而是另一位才子洪允祥（号佛矢）。
1910年，正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的陈布雷忽发意气，针对铁路国有问题，给名重天下的杨度写了一封信，同时寄了一份给洪允祥。彼时洪允祥和陈训正在上海办《天铎报》（陈训正任社长），于是将陈布雷此信刊出，并勉励他继续投稿。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而言，是一种极大的赏识与鼓舞。由此，“余倾向新闻事业之心益坚”。
陈布雷的新闻生涯，可以1927年为分界线，分成藕断丝连的两块。从1911年起，他先后效力《天铎报》与《商报》，同时为《申报》《国闻周报》《时事新报》等撰文，此时的他，可谓一个纯粹的新闻人，一个“独立与自由之记者”，虽有政治倾向，却无政治立场。1927年他加入国民党后，曾担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翌年辞职，回上海担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等党内同志创办《新生命》月刊，但是，此际之陈布雷，犹如去污浊的妓院走了一遭的良家子，其肉身与心灵都受到了惨重的污染，他已经丧失了中立化的新闻立场，成为党指挥笔的政治喉舌，他所写的评论，单从标题来看，如“国军编遣程序大纲”（1929年1月19日）、“编余士兵之遣置问题”（1929年1月23日）等，便可知他在为谁说话，对谁说话。新闻生涯之后期的陈布雷，能否称得上“新闻人”，还是一个疑问。
《天铎报》时期的陈布雷，所写文章多为短评，两三百字，宛如投枪。彼时宋教仁在上海主持《民立报》，陈布雷常去请教，宋问他：何以来报界作事？陈答：为求学问长见闻而来，自信较入大学为有益也。他一生谦逊，不过此言倒非谦辞。二十二岁的他纵然才华横溢，纵然被誉为“二十文章惊海内”，其视野、见识等仍稍显青涩。如论1911年底、1912年初南北和谈，北方代表唐绍仪被开去资格，他则惊呼“战机动矣”（1912年1月4日），因为“两国开战，以召回公使为决裂之开端”；且他认为，和议之前，袁世凯对于民军，畏之如蛇蝎，忌之如寇仇，和议之后，袁世凯则开始轻视民军，欲玩弄于股掌之上——这后半句当可成立，前半句纯属误判，袁世凯对民军，有所忌惮，却从不畏。论战力，东拼西凑、四分五裂的乌合之民军，哪里是军制严整、武装完备的北洋军对手；军事才能平庸至极的黄兴之流，哪里是久经沙场的北洋宿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对手。袁世凯所畏惧的不是军事形势，而是政治形势，同理，孙中山所利用的正是政治形势，而非军事形势。此文结尾，激情飞扬的陈布雷鼓吹“吾四万万人犹有一线之羞耻心者，其速战速战，桑榆可收，补牢犹及”。五天后，他撰“袁世凯听者”（1912年1月9日），警告袁世凯“倘不甘死心归顺，愿提刀勒马一战耳”；一周后，他撰“不战何俟”（1912年1月11日），呼吁“旌旗飞动，民军行矣。蓄志十年，偿之一旦，健儿此日，其快可知。昕夕兼程，水陆并进，念和议之误国，师到之日，慎毋令袁氏免脱。谨以夜光之杯，满贮自由之酒，山呼雀跃，祝马到功成，共和万岁”。这大抵便是书生论政，纸上谈兵，终将流于空言。
陈布雷在《天铎报》，只是小试牛刀。1920年，他重出江湖，任《商报》编辑部主任，这才是他大放异彩的黄金时代。他撰写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民国要人叶恭绰曾说，如今主持社论的人才寥寥无几，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北方唯有颜旨微（《益世报》总主笔），南方唯有陈畏垒（布雷）。陈布雷将此言写入回忆录，可见他十分得意于叶恭绰的评语。当然他要谦虚一下，说，论文字识解，在南方，我不如张季鸾，在北方，我不如颜旨微和陈博生。前半句应为他的心里话，他对张季鸾是真心佩服。
陈布雷与张季鸾的交谊，始于他主持《商报》笔政期间。二人因辩难而订交，可谓不打不相识。作为新闻人，年长两岁的张季鸾之巨大成就则非陈布雷可望项背。陈布雷佩服张季鸾的一点，即在于后者能在新闻路上坚忍一心，从一而终，而陈本人，虽然曾为新闻衣带渐宽终不悔，人比黄花瘦，最终却被政治的洪流席卷而去，欲回归新闻而不得，空余一声无力的悲叹：他的回忆录里，处处可闻“心在天山（新闻），身老沧州（政坛）”的哀声；他对接替张季鸾出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说，自己从未忘情于新闻记者的生涯；他的夫人王允默回忆，“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可惜，此情只能成追忆，他至死都是一片惘然。
正因对新闻事业念念不忘，所以，当他听说张季鸾北上投奔孙岳，紧忙写信相劝：“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张季鸾回信，有“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之语。于今来看，张季鸾不负斯言，陈布雷却“愧负死友多矣”。
陈布雷曾评论张季鸾的文字：“季鸾先生实得力于汉人之文，故砥节砺行亦似之。季鸾之文最廉劲峭拔，亦最畅达明快，二者难兼而彼兼之。盖意蓄于内，情溢乎词，料材丰富而洗练喷薄以出之，其最精之技巧，则在单刀直入，先提出明确简单之结论，而阐之以经过精思审择之论证，更贯注以热情，虽寥寥数语，亦常能透纸背；即长文亘数千言，亦耐人咀嚼不尽，所谓‘有感情，有活力’，其论文如此，书翰亦如此。”
抄这段话，意在作一面镜鉴，以勘察陈布雷的文章。他最重要的作品，集中于《商报》时期。如我以为堪称名篇，足可流芳后世的“张吴会晤以后将如何”（1926年6月13日）、“孙传芳主和之索隐”（1926年8月1日）等。他是江南才子出身，文字清丽、俊雅之极，而且言述之间有一种雍容不迫的大家气度，令人读来如饮甘泉，相比之下，张季鸾“有感情，有活力”的文字，有时则如烈酒，直捣读者胸腔。从宣传上讲，自然以张季鸾的文章为佳；以作文之道而言，我更倾心于陈布雷（陈布雷说过：“为文之法，要在深入平出，惟其深入，才能义旨渊微，不同寻常；惟其平出，才能笔致轩豁，使人人能解。”此为至理。不过论陈氏的文章，“深入”有余，“平出”则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