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的部下龚浩，曾回忆当时之局面：“在平汉路方面的北伐军主力是桂系和冯军，因此造成了冯桂的联合，所控制的地盘包括两广、两湖、山东、河南、河北南部及西北各省，蒋先生所有的只有福建、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五省，有如当年的孙传芳。”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指出：“冯玉祥称雄于北方，同时又是有名的西北王，控制了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以及宁夏等省。而蒋的对手阎锡山则从他那坐落于山峦起伏的山西省的大本营中向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发号施令。在南方，李宗仁控制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中国实际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诸侯割据……蒋介石只在长江下游的五个省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偏安东南一隅的蒋介石，可比者，如东晋、南宋，说白了，都是小朝廷。
此后二十年，蒋介石一直为实质上的大一统中国而煞费苦心，奋斗不息。然而，国民党政府始终是一个局部政权，哪怕在其权力最鼎盛的时期（1946年前后），中国仍外有美、苏压迫，内有共产党虎视，港澳被殖民，云南属卢汉，广西属桂系，西北属马家，东北名存实亡，蒙藏政局晦暗不明，所谓统一，依然遥迢似海市蜃楼。
同时，国民党内部亦非铁板一块。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一书，写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艰苦斗争，最终问鼎党权。但是，纵然蒋介石成为了“最高领袖”，党内还是有孙科这样屹立不倒的掣肘者，以及凭借枪杆子而虎视眈眈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巨头，甚至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非一心，在蒋介石赴台之后，终告分崩离析。
我们说独裁，当指一种乾纲独断、挥斥八极的政治能力，独裁之下，以万物为刍狗，视万民如草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由此而论，蒋介石谈何独裁，在他治下，国未统，党不一，这种形势，要搞独裁，哪里搞得起。王霸雄图，尽归尘土。
1949年后的台湾，有一段历史被冠以恐怖之名。这是距离独裁最近的暗影，却仍称不上独裁（蒋介石在台湾推行地方自治、土地私有化改革，皆为独裁者所不取）。于今回溯，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终蒋介石一生，皆与独裁无缘。独裁于他，更像是黄粱一梦。他到底有无梦过，我们不惮以最大恶意来揣测；不过，梦中狂热的暴君，落入冰冷的现实，即刻沦为束手无策的纸老虎。
旁观者清，如曾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及驻中国美军指挥官的美国人阿尔伯特·魏德迈所言：“（蒋介石）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这个政府对个人的干涉太少，而不是干涉太多。他（蒋介石）最后失败的原因是未做应做之事，而不是做了不应做之事。”
毛公这句名言，曾被李敖先生发扬光大。他在台湾骂蒋介石、蒋经国“民主无量，独裁无胆”，骂了半个世纪，直至被骂者身死还不解恨，恨不得掘墓鞭尸，起亡者于地下，再战三百回合。后来的陈水扁及民进党政府，被他称为蒋介石的“徒子徒孙”，依然“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其实，李先生多虑了。陈水扁们能容忍李敖的骂战，已经证伪了“民主无量”。“独裁无胆”云云，更是虚妄。有胆如何，无胆如何？因为这本来就不是胆量的问题，而是能力的问题。你把有此贼胆的穆巴拉克或卡扎菲放到台湾，再借他十个虎胆，他也搞不了独裁。
2011年7月21日
狮身人面蒋经国
蒋经国的一生几乎都生活于其父蒋介石的阴影之下。所以，陶涵写《蒋经国传》，蒋介石的名字在书中出现的频率，并不比传主蒋经国低多少。可以说，是蒋介石成就了蒋经国，同时束缚了他。直到晚年，他才逐渐摆脱父亲的政治绑架，他的姓氏与灵魂才独立于威权主义的谱系之外，像一柄锈迹斑斑却锋芒不减的剑。
将蒋经国与蒋介石二人的肉身置于一处，不知内情者，断然不会相信这是一对父子——如蒋纬国就认为，他和哥哥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骨肉（蒋纬国乃是戴季陶之子）。确实，这二人，论形象、性情、教育背景、行政风格，相距不可以道里计。
他们最大的差别在于，蒋介石以威权者终老，而蒋经国本来极有可能步父亲之后尘，他却在暮年亲手埋葬了专属一家一姓的蒋氏王朝，还孤岛于公，还政权于民。他以大无畏的抉择证明了一点：从独夫到伟人，原来只有一步之遥。
我读陶涵《蒋经国传》，最大的兴趣，即想探究晚年蒋经国政治转型的心路历程。陶着则表明，蒋经国从专断转向民主，从威权者转向宪政人，不是一时兴之所至，心血来潮，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转型的基因，从其青少年时期开始便在其肺腑孕育、发酵。这种基因，有时表现为民主，有时表现为仁。它曾被专制之血侵蚀，曾被暴力之刀摧残，曾被冷战之雾笼罩，然而，它最终结出了美丽的果实。不必说今天的台湾人民，连身处大陆的我们，都在分享果实的甘美——那叫望梅止渴。
陶涵笔下的蒋经国，不同于江南（刘宜良）、李敖笔下的蒋经国，更不同于我们的党史学者笔下的蒋经国。他不会对传主妖魔化，却也不为尊者讳。如他转述，蒋经国的启蒙老师认为此子天资不高，前苏联官员则坦言蒋经国“非常平庸”。换言之，蒋经国的资质充其量是中人以上，称不上一流，不逮其父远矣。
蒋经国的品格尚好：清廉、果决、亲切、务实、知人善任、勤政爱民。他却有一重大缺陷：好色。“若干貌美、聪明的女性受到他的吸引而与他亲近，已婚、单身的都有。有一位女性友人是某空军将领的女儿，怀了身孕，前往美国。”这自然是陶涵的曲笔。以蒋经国的形象，若他不是蒋介石之子，手中无分文权力，我不认为他对女性能有多大的杀伤力。“空军将领的女儿”云云，不知背后潜伏了几多幽暗的故事。堪为明证者，是蒋经国与女秘书章亚若的凄惨情事。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双胞胎后，惨遭毒杀；儿女被迫随母姓，不得认祖归宗，蒋经国甚至发誓今生不与这对骨肉会面，可见其绝情。
与蒋介石喜欢下属称他“校长”一样，蒋经国的老部属，在其贵为总统以后，私下还喊他“教育长”，因蒋经国曾担任中央干部学校（号称“第二个黄埔”）的教育长一职。这绝非因为蒋氏父子好为人师，热爱教育，而是他们所擅长且惯用的传统权术：以师生情谊置换行政关系，以私恩取代公法。（1946年，陈布雷与傅斯年谈蒋介石的性格：蒋先生当过多年校长，“所以教育家的意味多于政治家”；且蒋先生向来总是以“作之师”的精神讲话，其讲话之对象，都视作他的学生，不问官、民也。）其结局，不外是公权化作私权，公共政治化作家族政治。于此而言，蒋经国仍是旧时代之政治遗物。
确切说，蒋经国乃是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集新旧时代之善恶美丑于一体，可谓“狮身人面”。如李敖评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实则最公正的历史态度，即不否认其辣手摧花，不美化其怜香惜玉。唯其辣手摧花，最终转向怜香惜玉才堪称华丽绽放；唯其专权达四十年之久，最终推行民主化才至为可贵。
1949年前，蒋经国在江西、上海的政治举措，已经浮现了一些民主化的影踪。入台后，蒋氏父子在制造白色恐怖政治的同时，埋下了两颗政治暗雷，一是地方自治与选举，二是土地改革。孙中山空喊了多少年的民生主义，在战乱频频的大陆难以扎根，不意在孤岛台湾，真正落实了“耕者有其田”。数十年后，这两颗地雷炸开了民主政治的决口，成就了台湾民主化之路的“地利”。
台湾时期的蒋经国，依然在补充民主思想的养分。据历史学家许倬云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效力于史语所，因公务之机与蒋经国打过交道。他们谈话的主题包括“美国的社会，工会的力量，民主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民主的意义，自由的意义”。许倬云曾向蒋经国进言：“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见《许倬云谈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