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原来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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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维新(1)

如何评价袁世凯与“维新”呢?一位历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可为参考: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小站练兵

光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二月(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清军惨败,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应该指出,这支军队并不是清朝国家经制军队,而如前述,它是19世纪中期由地方势力募练指挥、从基层社会武装脱胎而出的新军——勇营。

这支新军(前有曾国藩的湘军,后有李鸿章的淮军)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重建了清朝统治秩序,后来就以“勇营留防”的形式留驻上层政权,尽管清廷始终不承认其为国家经制军队,却实际充当着国防军主力的角色,掌握这支新军军权的各级将领也以地方势力的身份进入了上层政权。清朝国家经制军队只有八旗和绿营。

八旗军兵员极其有限,主力驻守京师,称“京师八旗”,其他分别驻防畿辅、东三省、新疆、藩部(蒙古、青海、西藏)和各直省,称“驻防八旗”。八旗早已腐败,不堪征战重任。

另一支国家经制军绿营军,从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平时,绿营军实行汛弁驻防制,其兵力极度分散。县城守汛通常只有二三十名绿营兵弁,还要分防县以下津关险要、市镇、码头及遍设的汛塘,分防后小汛只有1至6人,存城兵少的不到10人,且缺乏集中的训练与监督。如安徽颍上县,城守汛额兵共30名。其城墙长三千八百五十七丈,约七千七百一十四个垛口,平均每兵须守约二百五十七个垛口或约一百二十九丈城墙。这30名兵员还要经常分出26名马战守兵驻防八里垛汛等四汛塘等。

绿营军军政不分、差操不分,兼之兵饷微薄不足以赡家,有的甚至兼做小买卖,从而养成了绿营兵将钻营猾巧、慵懒涣散、谋利敛财、漫无纪律、贪生怕死的积习。时人描述绿营军说:“行无伍,战无阵,住无营,军中无米。”

战时,绿营军攻防出仗,例由各省各标杂乱抽调,凑成一军,难收指挥之效。正如曾国藩所云,绿营“所调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此营既败,彼营掉臂而不顾,哆口而微笑,各营习见。夫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以是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绿营军各营,多有“勇”的名目。绿营军由“兵”组成,兵有兵籍,隶属兵部,世业承袭。

“勇”,则是绿营为充实军力,从民籍中临时雇募而来。“勇”的粮饷虽不如兵,但同兵一样由官方粮台(后勤部)供应。“勇”作为绿营兵的附庸,无独立编制,唯从绿营将弁指挥。这些“勇”,虽是从基层社会临时雇募,但由于他们或本即无业游民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离开故土,随绿营军征调各处出战,除训练、纪律更不如兵外,已同兵没有两样。而“勇”粮较兵饷更为微薄,使得“勇”往往是扰民、兵变的主力。绿营兵勇皆不可用,亟需兵力的上层政权不能不把目光集中到基层社会的武装上。首先是“练勇”。19世纪中期基层社会的团练武装,可分为团勇与练勇。

团勇是业余武装,类于保甲,各家出壮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战时助阵。练勇是专业武装,类于绿营之勇,是由基层社会组织招募“四方精锐”组成,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公择绅士主之,日事训练,有警调发,守卡打仗。按照团练自保的组织原则,团勇(或称团丁)来源于保甲:“团总责之甲长,甲长责之牌长”,牌长责每户二丁抽一,“如一户二人,责其身体壮大、心性诚实者一人为壮丁”,不得以无用之人充数,亦不得雇用游手无赖之人顶替。

练勇,则反复强调须杜绝市井无赖之徒滥入,或从团勇练出,或从本地有家有业之民中招募。

同时规定,禁止各级官员擅自征调。而战乱中,基层社会组织诸多绅士奉上层政权各级官员的号召,自备资斧,率练勇出战,加入了绿营军征战的行列。另一方面,各级军政官员则变原来的募“勇”,为募“练勇”。也就是说,由地方军政官员统一指挥、与绿营兵勇共同作战的还有基层社会由绅士统率的专业武装——练勇。

练勇的背后,是团勇、团练。练勇的一部分纳入绿营(或“投效”,或被“招募”),则改变了绿营原有“勇”的成分。如下图。19世纪中期战乱时清朝军力结构示意图但是由于财政窘迫,清廷在绝大多数时候,要求练勇自行解决经费,也就是由基层社会组织捐输解决。如此,各级军政官员将练勇直接招募入营的做法一直受到限制,而更多地采取调集各地练勇、配合作战或联合作战的办法。这使附于绿营的“练勇”,成为绿营旧“勇”及湘、淮军“勇营”的中间形态。第二是“勇营”。

人们通常认为勇营起源于湖南江忠源。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道光时举人,由办团练起家,以率乡勇平新宁会党,授浙江秀水署知县,后补丽水知县,咸丰元年(1851年)丁忧在籍。太平天国军兴后,他招募以新安练勇为主的“楚勇”,于蓑衣渡一役胜太平军,声名大噪,其后其威权益重,渐率楚勇独立作战,最终确立了“以勇代兵”的思想和全由练勇组成的新的军队模式。然而江忠源的楚勇,似乎还是介乎“勇”与“勇营”之间的“练勇”。

楚勇曾因闹饷求赏发生兵噪,被裁撤不少,可知其粮饷仍有部分为官方支给;楚勇被“裁撤”加之“血战阵亡,所存无多”,江忠源又集兵募勇补充兵力,仍以兵勇为主。

而奉命办理本籍团练、以家乡——湖南湘乡原有团练为基础练勇成军的曾国藩,则具体实现了“以勇代兵”,独立成营。至于“勇营”的特点,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总结了八条:

1.乡土色彩。诸将帅统兵,无论平时还是战阵,均随时注意亲自回乡招募。

2.私军形式。自将帅以下,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上下贯通一体,恩谊相孚,患难相助。唯依将帅,不依国家定制。

3.基础构成全为勇不为兵。

4.以营为单位,各营均辖于统领。

5.完全不依附于绿营之镇协营汛,而自成统帅、统领、将弁、勇丁的体系。

6.非国家正式经制军,却有国防军的功能。其将领官职地位,一如绿营,也一样按绿营镇协营汛升迁调补,但所带之勇众随之转换防地。

7.虽有乡土色彩,却非团练式的地方武装,其统属、指挥、任务、驻防都不受乡土限制而听命于朝廷,故朝野视之为官军。

8.其饷源,不能比照八旗绿营,按国家定制的额定饷项由国家正途库款支付,而全由统帅自筹,或办捐输,或办厘金,或向朝廷奏定地方协饷,或奏明某类户部正款,或截用海关洋税及盐课,此类饷源虽系国有,但必须由统帅依奏案争取筹措。

无论用何项款目来源,事后必须由统帅专案报销。王先生并认为,勇营组军的动机,在于“矫正绿营败坏之习气。

勇营制度自立发展,随时均以绿营为假想对象,针对其弱点,予以改正,由是亦并形成勇营之特色”。第三是“练军”及“勇营留防”。

“勇营”虽然发挥了上述重要作用,并“在实质上当已具备国军资格”,但清廷并不承认其为国家经制军队,而将勇营的产生、存在与使用,视为战争急需的权宜之计,一旦战事终结,必须裁撤。湘军领袖曾国藩也持此观点,太平天国平定后,他主动裁撤湘军,唯支持、保存并发展李鸿章的淮军,以为平定北方捻军之用。实际上,充当作战主力的“勇营”只有三十万上下,绿营兵额则常在六十万左右。绿营岁饷近千万两,总体耗费巨大。

所谓“百年受养兵之累,应急无破寇之效”。清廷不能不倾全力于绿营军的恢复与整顿。于是以勇营制度改造绿营而成的“练军”,应运而生。练军营制既不同于绿营,也不同于湘军,其以军为单位,将直隶绿营编为六军(六镇),共1.5万人,每军2500人,设总统1员、文武翼长各1员,下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每营500人,设营管带1员、帮带1员,下分前后左右中五哨;每哨100人,设哨官1员,下分四队;每队25人,设队长1人,下分五伍;每伍5人,内设伍长1人。其前后左右四哨马步混编,第一、二、三队为步队,第四队为马队;中哨则步炮混编,第一、二、三队为炮队,第四队为步队。

可是面对西捻来袭,“练军”依旧不能承担拱卫重任,仍需调湘淮豫皖各勇营北上勤王。这样一来,在设立练军的同时,最终确立了“勇营留防”的政策。同治元年(1862年)七八月,淮军将领刘铭传奉调赴直隶提督任上,率淮军勇营万人驻近畿保卫京师。“勇营”,后称“防军”,便也合理合法地存续至清末。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与捻军之后,李鸿章苦心经营、充当国防军主力的,实际是不被清廷承认为国家正式经制军队、“留防”的“勇营”,后称“防军”。

这样一支相对于八旗绿营的新军队,保留了上述勇营的全部八条特点,除此之外还应加上一条,便是不断装备洋枪、洋炮等西式武器。湘军勇营按戚继光遗规,武器以弓、矢、刀、矛为主,鸟枪、火铳为辅。作战以军为单位,每军设统领一名,无固定编制,平均3000人左右,若人数太多则下设分统,统领、分统必自带一营。

编制以营为单位,有步兵营、马队营、水师营三种。步兵每营设营官1名,帮办1名,护勇5名,伙勇1名,书记、医生、工匠若干名。每营4哨,每哨设哨官1名,哨长1名,护勇5名,伙勇1名。每哨8队,每队设什长1名,伙勇1名。其中第一、五队为抬枪队,各12名;第二、四、六、八队为刀矛队,各10名;第三、七队为小枪队,各10名。另有亲兵6队,每队什长1名,伙勇1名,正勇10名。总计全营有勇505名,书记、医生、工匠及随营长夫180名。马队编制亦以营为单位,每营设营官1名,帮办1名,识字1名,共用伙勇6名。每营分前、后、左、右、中5哨,每哨前、后、左、右各哨设正、副哨官各1名,中哨设副哨官2名。中哨即亲兵哨,正哨官由营官自任。每哨分5棚。每棚设什长1名,马勇10名,伙勇1名。总计全营319名。

水师编制同样以营为单位,每营设营官1名,每船设哨官或称管驾1名,每营领长龙船8只、舢板船22只,共30只。其长龙船每只桨手16名、橹工4名、头工1名、舵工1名、炮手2名,共24名;舢板船每只桨手10名、头工1名、舵工1名、炮手2名,共14名。

全营共500人,营哨官不计在内。李鸿章的淮军是从湘军衍生而出,最初遵行湘军营制,编制上大同小异,后来渐有改变。

李鸿章请英人戈登在淮军中编练了一些洋枪队和独立炮队,是为清廷采用新式军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