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寻找哈代的诗韵
接近大人物正如爬高山，往往是一件费劲的事；你不仅得有热心，你还得有耐心。
——徐志摩《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陆小曼的美貌与才情，就像一块彩色的磁石将志摩的心牢牢地吸引了。他用最温暖的语言来给她安慰与鼓舞，时常陪她跳舞、看戏。然而毕竟陆小曼是自己好友的妻子，在与小曼的交往中不得不小心翼翼。
工作繁忙的王赓，总是没有时间陪妻子。陆小曼是鲜花一样的女子，是需要保护与娇养的，她的寂寞与空虚，此时只能由风流倜傥的诗人徐支农来弥补。恰巧王赓又因为被派往哈尔滨任警察厅长，而陆小曼仍留在北京。朋友远行，徐志摩立即毫无顾忌地大胆追求起陆小曼来。
舆论的眼睛总是最毒的。这对金童玉女频繁地成双出现在公共场所，立即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那时候报纸是最好的传播新闻的导体，一旦哪家报纸抢先发现了什么重大新闻并刊登出来，那就获得了巨大的商机。当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传闻见报后，许多报纸都争相报道这一捕风捉影的事件，并添油加醋，一时间关于他们的传闻闹得满城风雨。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接到恩厚之的信，说泰戈尔身体欠佳，很思念“素思玛”，并约他到意大利会晤。
已经深陷在对陆小曼的感情中不能自拔的徐志摩，对于这个邀约很是犹豫。然而好友胡适却劝导他说，“志摩，你该了解你自己，你并没有什么不可撼动的大天才。安乐恬嬉的生活是害人的，再像这样胡闹下去，要不了两年，你的笔尖上再也没有光芒，你的心再也没有新鲜的跳动，那时你就完了。你还年轻，应该出去走走，重新在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的接触中汲取营养，让自己再增加一些作诗的灵感，让自己的精神和知识来一个‘散拿吐谨’。”
徐志摩听后自然有些动心，但还是放心不下陆小曼。他不能让小曼一个人承受那些风言风语，然而知书达理的陆小曼深明大义，也支持他出去游历。虽然她希望他留在自己身边，但她知道他有他的前途。出去闯一闯，见一见那些成功的大诗人，会对他的创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何况暂时的分开，也是对爱情的一种考研，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无所畏惧的。
此时的徐志摩在那些沸沸扬扬的猜疑与指指点点中，也忆起欧洲的那些好友。曾经的康桥，曾经的诗篇，曾经的林荫小径，曾经互诉肺腑的挚友，那些逝去的美好时光，让他莫名地眷念。
对英雄人物的崇拜，也总是让这位大诗人蠢蠢欲动。他也希望能更多地见一见那些文坛领袖们的风采，尤其是久闻未见的英国着名诗人、小说家托马斯·哈代。他渴望着能见一见这位诗歌中的王者，亲身感受一下哈代的风采。
在得到了陆小曼的支持后，徐志摩终于做下了一个游历欧洲的决定与计划，毕竟这样不仅可以满足自己游历与拜会圣贤的愿望，还可以暂时躲避一下随处可见的舆论追踪。
3月9日晚，徐志摩的朋友们为他摆了饯行宴，陆小曼也在其中。席间，喝得烂醉的陆小曼用哽咽的声音连声说“我不是醉，只是难受，只是心里苦”。这个貌似坚强的女子，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卸下厚厚的伪装，把所有心底的苦楚写在脸上。碍于众人眼目的却徐志摩只能在一边心疼地看着，他多想与她同醉，纵然是死也要轰轰烈烈地死在一起。
1925年3月10日，这位满怀罗曼蒂克情怀的诗人踏上了他的欧洲之旅。除了必备的行装外，他还特意多带了三支钢笔，一是因为应陈源等人之邀担任了《现代评论》的特约通讯员职务，而是因为要时刻为心爱之人陆小曼写信。
临行前，他将一个装有自己日记、信笺、文稿等以及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的“八宝箱”交到凌淑华手中保管。还开玩笑说如果自己一曲不复返，就请凌淑华用这些资料为自己写传记。他一直视凌淑华为知己，她也是他最信赖的人。当时候的徐志摩不会想到，正是这个装有太多秘密的小小“八宝箱”在他几年后真的一去不复返后引来了无数风波，更不会想到在多年以后，那个小小的箱子竟然会离奇失踪。
这一次的行程和以往不同，徐志摩给自己订的路线是从东欧到西欧。
他乘火车经过西伯利亚的茫茫原野，偶尔在火车到达某个站时出去看看风景。三月的冰雪还没有融化，正是乍暖还寒时节。
他惊叹于西伯利亚的美，虽然人少，却绝不荒凉。那是大自然的恩赐，一望无际的原野让他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来到莫斯科后，徐志摩迫不及待地寻找着托尔斯泰的影子，去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家人，然后又去了契诃夫的墓园，最后瞻仰了列宁的遗体。那些伟人们的灵魂，让他为之震撼，为之崇敬。
行至西欧，满怀激情的徐志摩正要进行他的下一步计划，却没想到在这里迎接他的竟是一个噩耗。他的前妻张幼仪为他生的第二个儿子彼得，在3月19日生病去世了。
此时的徐志摩，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做父亲的失职。彼得的身体里有着自己的骨血，那种骨肉连心的痛让他万分自责。小彼得本来还有一个月就是他的三岁生日了，却不想被病魔早早地吞噬了鲜花一样的生命。
徐志摩匆匆忙忙赶到柏林，在殡仪馆里，他紧紧地抱着彼得的骨灰坛子流下了悲痛、悔恨与自责的泪水。
张幼仪将彼得玩过的玩具、穿过的衣服、用过的东西一一指给徐志摩看，并将小彼得生前的故事讲给他听。悲伤、痛苦的徐志摩，用一篇饱含深情的《我的彼得》来纪念自己这个可怜的小儿子。
此时的徐志摩，也对张幼仪产生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钦佩与敬重的感情。他为张幼仪的坚强与真挚伟大的母爱而感动，为自己曾经的不负责任而感到深深的自责。
处理好儿子的后事，徐志摩在沉痛的心情中开始了他的欧洲漫游计划。
在法国，他祭扫了曼殊斐儿、茶花女、哈哀内、波特莱尔的墓，在意大利罗马，他祭扫了雪莱、济慈的墓，在佛罗伦萨他祭扫了勃郎宁夫人、米开朗琪罗和但丁等人的墓。拜会了那么多名人名家的灵魂，徐志摩莫名地感觉自己似乎专为扫墓而来了。
在佛罗伦萨，徐志摩本想拜会一下他仰慕已久的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但因为此时的丹农雪乌已年过花甲，在一战中还失去了一条腿和一只眼睛，战后一直隐居在佛罗伦萨的乡间，徐志摩没有见到这位心中的英雄。他的作品对于徐志摩来说却有着望梅止渴的作用，他翻译了丹农雪乌的戏剧《死城》，并先后发表了丹农雪乌（一）序言》、《意大利与丹农雪乌》、《丹农雪乌的青年时期》、《丹农雪乌的作品》、《丹农雪乌的小说》、《丹农雪乌的戏剧》等文章。
在法国巴黎，徐志摩本想去拜访罗曼·罗兰，但此时的罗曼·罗兰已经去瑞士度假了，他只好在失望与崇敬之中写下了《罗曼·罗兰》来慰藉自己的敬仰之情。
来到英国后，他先是拜见了狄更生、恩厚之等老朋友，然后经过狄更生的介绍，前去拜访了他日思夜梦的老英雄——哈代。
七月的伦敦，有着清凉的阳光与蔚蓝的天空。在一个温和的下午，徐志摩满怀敬仰与激动来到了哈代所在的道骞斯德。
哈代家的外园门有一片碧绿的平壤，左侧远处则是一带绵邈的平林，穿过园间小径转过去就是哈代的住宅，方方的墙壁上爬满了藤萝，阳光的金辉洒在碧绿的藤叶上，一派乡间小院的宁静与祥和。
当徐志摩按响门铃后，一阵狗吠声从宁静的院子里轰然传出，显得那么尖锐。然后门扉轻启，一个白纱抹头的年轻下女走了出来。
让徐志摩失望的是，原来哈代早就闭门谢客了，在这里过着隐者的安逸生活。想到狄更生写的介绍信，一下子希望的火花又从他眼睛中迸发出来。他将信递给下女，请她为之转达，然后满怀希冀地在门外守候着。
很快，下女出来请徐志摩进去，告诉他哈代愿意见他。
徐志摩不禁欣喜若狂，随着下女进了客厅。
朴素的房间里，一面墙壁上挂着沙琴德的哈代画像，另一面则是一张雪莱的像，书架山还摆着雪莱的大本集子。
正在他沉思着哈代为什么会喜欢雪莱的时候，外面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狗铃声传来，哈代推门进来了。
身材矮小的哈代有着明显的佝偻，让志摩平视时几乎看不到。他和你热情地让徐志摩坐，然后他用干涩苍老的声音连珠炮一样向志摩发问。
“你是伦敦来的？”
“狄更生是你的朋友？”
“他好？”
“你译我的诗？”
“你怎么翻的？”
“你们中国诗用韵不用？”
因为狄更生在信上说过志摩翻译他的诗歌，所以前面几个问题似乎也不用回答，哈代似乎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直到最后一个才停顿下来，给志摩回答的空间。
徐志摩谦逊地回答说“我们从前只有韵的散文，没有无韵的诗，但最近……”，然而不等他说完，哈代便打断了他的话，“我不要听最近。”
哈代的诗歌有着严密的结构，像一栋建构严谨的建筑一样。他认为诗歌是应该用韵的，就像石子投到湖心里，漾开一圈圈的水纹一样，韵是不可缺少的波纹。
除了诗歌，他们还谈到语言。哈代认为中国的汉语难极了，如果丢了它改成英文或者法文，应该会更方便一些。这番话让徐志摩吓了一跳，满怀爱国热情的徐志摩心里很不舒服，在反驳的过程中一老一少两位诗人激烈地辩论了一番。
也许在平时，每个人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热爱自己的祖国。只有当你身在异国他乡，面对他人对自己祖国的挑剔，哪怕只是那么一点点，你都会忍不住据理力争。只有那个时候，深藏在心底的爱国热情才会那么强烈的迸发出来，那种强烈的感情，会让你自己也感到惊讶。
幸好老人并没有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话锋一转，两人也就换了话题。他们还谈到罗素、麦雷还有曼殊斐儿。时光一点点流逝，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让志摩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临别，徐志摩本想拍张照片留念，不想古怪的老人拒绝了留影。他说是因为曾经有一次一个美国人来拍照给他惹了不少麻烦，从此他不让来客照相，也不予签名。最后，他采了一白一红两朵花送给志摩，然后扬扬手，带着他的狗径自进门去了。
虽然哈代对志摩有些冷淡，甚至有些话不投机，但志摩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他为能够拜见这位心中的英雄而感到莫大的荣幸，为得到这么难难得的机会而庆幸。回去后，他将这一下午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了《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将自己的激动、庆幸与愉悦的心情全部灌注在这篇文章中。
2重晤罗素醉光阴
你跟着我走，
我拉着你的手，
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
——徐志摩《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温暖的风轻抚旧日的梦，曾经如花怒放的青春，曾经懵懂的年少轻狂，在那些熟悉的风景里一一呈现。
志摩想起自己第一次来欧洲时的情景。那时的他抛弃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只身来到英国伦敦，满怀希冀去拜见心中的英雄——罗素。那时候因为没见到罗素而感受到的巨大失望与后来见到罗素的巨大欢喜，此时都一一浮现在眼前。他决定再去拜谒罗素，去看望这位崇拜了多年的英雄，也是自己的挚友。
在英伦最南端的康华尔的一个小村落，他再一次见到了罗素夫妇。
那是一个礼拜天，罗素开了一辆破汽车去接志摩。当志摩看到这位久违的英雄带着开花草帽，穿着烂褂子，领带像稻草一样飘在胸前时，他几乎认不出他了，但是罗素眼中特有的哲学家的灵智让徐志摩一眼就看到了英雄的风采。
罗素用他奇慢的破汽车将徐志摩载到家中。当徐志摩看到皮肤晒得酱紫的勃兰克女士——罗素夫人时，若是她不笑不开口，他就真的认不出她来了。
罗素夫妇向他介绍了家里的两个宝贝，大的是个4岁的男孩，叫做约翰，他还有个中国名字叫做金玲，小的是个女孩，名唤恺弟。夫妇两人为了给两个孩子更好的德育，也是为了静心写书，来到了这个偏僻的乡村做起了隐士。
罗素夫妇非常注重孩子们理解与实践的能力。他们把知识寄寓在游戏中，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到知识，武装天真而好奇的头脑。
看到西方人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徐志摩想起了自己的国度，想起了自己曾经的童年，更想起了自小接受的教育。他深深地意识到，西方文化之所以成功，就是在于对孩子的教育上。
西方的教育方式与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兵荒马乱的民国时代。中国古代有着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也有教育孩子诚信为人的“曾子杀猪”的故事，只是那些文化的精髓，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地了解着，却很少有人能付诸于实践。人们不敢尝试新事物，不敢变更传统的教育模式，孩子们的天性也被深深地束缚着。所以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很多人被培养成了知识的奴隶，而非知识的主人。
罗素告诉过他关于教育孩子的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约翰还不满三岁的时候，罗素夫妇带他到海里去洗澡。结果小约翰因为第一次看到海，非常害怕，一进到水里就又哭又闹的。这位大哲学家可火了，“什么，罗素的儿子可以怕什么的！可以见什么觉着胆怯的！那不成！”罗素夫妇两个不管儿子如何哭闹，强行将不满三岁的儿子安进了海水里。这样持续了三五天，小约翰竟然喜欢上海水了，不让他进海水里玩反而不依了。现在约翰在海水里能够像在陆地上一样，已经能熟练地游水了。
徐志摩不禁想到中国的父母，若是中国的父母绝对不舍得下这样的手。然而越是怕，越是要去挑战，要去打破那种恐惧的心理，唯有打破它，战胜畏惧，才能取得人生的成功。
勇敢、胆识、无畏的精神，是一切德性的起源、品格的基础。西方的教育是将这些放在首位的，而东方的教育却是将服从与宠溺放在了首位，这也是中西方教育模式最大的不同。
在罗素家住了几天后，徐志摩深深地感受到了西方教育的特殊性与优越性。在7月13日，他回到了伦敦，计划着到恩厚之新婚燕尔的达廷顿庄园与其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