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秋(1896-1943)，原名澄，湖北黄冈人。1916年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五四时期参加领导武汉的学生运动。1920年参与发起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武昌地委书记，湖北区委组织部长，中共五届候补中央委员，江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满洲省委书记。1933年到中央苏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粮食人民委员。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南方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赴苏联学习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9年回国，化名徐杰，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英勇就义。
爱国青年
滔滔巴水从大别山出发，灌溉着湖北东部的大片良田。它弯弯曲曲地流过黄冈县，给这里的人们带来收获和希望。
在巴水西岸，烽火山南麓，坐落着一个背山面水，含青吐翠的村庄。这个村子里共有七八十户人家，全都姓陈。村子的正中央，矗立着一座雄伟壮丽的三层高楼。登楼远眺，极目数十里。但是，平日里谁也不能随意登临，因为此楼是全村人所崇拜的建筑，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也是这座村庄的象征。这个村庄因楼得名---陈宅楼。
在高楼的东边，有一座气势不凡的院落。这座院落规模虽不甚宏大，但与周围的民居相比，就有些鹤立鸡群了。这里，春天鲜花盛开，夏季绿树成荫，秋天丹桂怒放，寒冬腊梅飘香，给人以雅致清幽的感觉。二门上高悬着蓝底金字的"文魁"横匾，更显示出本宅主人昔日的辉煌。1896年1月4日，陈潭秋就出生在这座雅致而幽深的庭院里。
陈潭秋的祖父曾在湖北乡试时中第六名举人，二门上的横匾便是他中举时的纪念。但他考场得胜之后并未步入官场，而是返回乡里，执教为业。
他以教书所得的收入，治了一些田产，使家道步入小康。潭秋的父亲是个本分的人，他谨守前人业绩，克勤克俭地度过一生。到了晚年，他体弱多病，一切家务都由潭秋的母亲主持。
陈潭秋的家庭，人丁颇为兴旺，他兄弟八人，姊妹二人，陈潭秋排行老七。在这个家大口阔的家庭里，没有不读书的男子，没有不参加家务劳动的妇女，但由于当时整个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灾祸频仍，民不聊生，潭秋的家庭经济状况也是日益下降，卒至濒临破产。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全家都有一个共同信念，"穷不废读"，产可破而书不可不读。在全家人的全力支持下，潭秋和八弟荫林都是破产读书，坚持到大学毕业。
陈潭秋的五哥树三，是个胸怀大志、思想进步的革命党人。早在清末，他在湖北工业学校读书时，便加入了当时的革命组织同盟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他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之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在陆军部任职，后不幸去世。哥哥不怕牺牲、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给幼小的潭秋以深刻的影响。哥哥从小关心潭秋的成长，亲手将潭秋头上的长辫子剪去，让他换上短装，送他到学校去读书，经常给他讲革命的故事，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清朝政府压迫人民的罪行，讲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和革命志士的斗争生涯，使陈潭秋从小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薰陶，荫发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意识。他还经常激励潭秋说："你的名字叫澄，就是要澄清混浊世界的意思，你长大后，要努力去澄清这个世道。"陈潭秋从小学习刻苦认真，在小学就一直是优等生，为全班同学所赞佩。孙啸千老师在潭秋家乡的聚星学校任教时，对潭秋和他的弟弟荫林褒奖有加。在离开聚星时，这位先生还将潭秋、荫林兄弟带到自己家乡的学校，免费读书。
1911年，陈潭秋离开家乡黄冈，来到省城武昌，入省立一中读书。1916年秋，他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学习。
在武昌学习期间，陈潭秋十分认真地探求着新知识、新学问，对所接触到的进步书刊，他都悉心阅读，认真思考。同时，他还广泛地结交了一批有志青年，大家在一起畅谈理想，议论时政。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陈潭秋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刊登的文章，眼界大为开阔，精神为之一振。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陈潭秋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伟大斗争的洪流。当时，同学们为北京学生的爱国激情所鼓舞，纷纷选出代表，议决举行大游行。但到游行的日子，原来推举的代表开会回来说，不游行了，因为政府不许游行。他的退缩行为，激起了同学们强烈的义愤，大家纷纷斥责，甚至还要揍他，吓得他逃跑了。在这关键时刻，陈潭秋挺身而出，表现了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和卓越不凡的组织才能。5月9日这一天，他带领英语部毕业班的同学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开始时，举行游行示威的只有高师，后来别的学校也参加进来。游行队伍越行进越长，口号声越喊越响，反动派忙派军警前来阻拦。陈潭秋和同学们毫无畏惧，与反动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游行的成功。
陈潭秋不仅走在武昌高师游行队伍的前列，还同当时正在中华大学中学部任教的恽代英等学生领袖一起，积极地领导了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
为了增强斗争的力量，扩大运动的影响，他们于5月12日成立了武昌学生团，5月17日成立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紧接着，学联代表到湖北省署请愿。第二天，武汉各校学生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学生一路高呼口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并在通衢要道搭台讲演。陈潭秋首先登上讲台，慷慨陈词，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台下的各界群众听后怒火满腔，热血沸腾。学生们的爱国激情深深地感动了广大市民，他们送茶送果，慰问学生。一位人力车工人还情不自禁地高呼："学生万岁！"反动军阀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湖北督军王占元就扬言，对游行、讲演、罢课的学生，"捉到即枪毙一定要办到格杀勿论的地步！"但陈潭秋和同学们不怕帝国主义走狗的威胁和恫吓，决定举行总同盟罢课，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6月6日，陈潭秋带领高师同学，不顾校长的阻挠，毅然冲出校门，与兄弟学校及各界群众汇合，再次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
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威胁恫吓难以奏效，便严令各校采取开除、停伙、提前放假等卑劣手段来破坏学生运动。陈潭秋便约同乡林育南等青年同好，带着传单和演出道具，回到家乡，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救国思想。整整一个月，陈潭秋和他的同伴们，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夜以继日，挥汗如雨地奔波在巴水河畔，烽火山麓，把五四爱国运动的火种，播散在黄冈一带的广大乡村。
参加创建共产党
1919年的盛夏，赤日炎炎。可是，五四运动在全国青年中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比大自然的盛夏带来的热浪更猛烈、更持久。就在这盛夏时节，陈潭秋于武昌高师毕业之际，作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随武汉学生参观团赴上海，交流学生运动的经验，加强各地学联的联系。
在上海，陈潭秋访问了许多学校，会见了许多当时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并实际参加了上海学生的集会活动。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上海期间，发生了一件对他一生的革命生涯都有重要影响的大事。这就是经过高师同班同学倪侧天的介绍，结识了老革命家董必武。
董必武原在川鄂交界的山区从事士兵运动，这年春天来到上海。他在上海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与刚从日本学成回国，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李汉俊谈论俄国十月革命。总结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董必武深深感到在此之前的革命工作都不曾依靠工农群众，方向不对，要从头来。五四爱国运动中广大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所表现出来的伟大革命热情和战斗力量，使他更坚信了这个新的认识。正在这时，陈潭秋会见了董必武。陈潭秋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经验的研究中，特别是从参加五四运动的斗争实践中，也深深认识到依靠工农大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因此，陈潭秋与董必武志同道合，一见如故，开怀畅谈救国救民的抱负，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他们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念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共同决心，商讨了救国大计和行动步骤，决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这次会见，使陈潭秋与董必武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从此，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并肩战斗，进行革命。
陈潭秋从上海返回武汉后不久，便从武昌高师英语部毕业，于是创办了湖北人民通讯社。他以记者身分，走街串巷，深入工人住宅区，进行社会调查。但由于物质条件困难，经费没有来源，办报纸的愿望无法实现。正在这时，董必武于秋冬之际回到武汉，邀请陈潭秋等筹办武汉中学。
他们因陋就简，利用湖北教育会的旧房子当校舍。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陈潭秋四处奔走，为筹措经费、修缮房屋、聘请教员、招收学生以及在官方立案而忙碌着。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武汉中学于1920年春正式开学，陈潭秋担任英语教员兼乙班老师。学校的条件十分简陋，刚开学时只有三间教室和一些破烂桌椅，另一间稍大的房屋兼作办公室和教员宿舍。陈潭秋每月的微薄工资仅够个人生活费，但他工作态度十分认真，坚持住在学校，和学生们生活在一起，成为学生们的良师益友。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努力下，武汉中学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员，培养了一批爱国青年，其中很多人后来加入了党、团组织，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命。
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1920年夏，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接着，李汉俊从上海给董必武写信，约请他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接信后，先找陈潭秋商量此事。与此同时，上海发起组还让途经上海返回武汉的刘芬(伯垂)到武汉后筹建武汉地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陈潭秋和刘芬等人多次商议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的事宜。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陈潭秋和几个年轻人来到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所，在这里举行秘密会议，庄严成立了武汉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会上报告了上海发起组成立经过和组织体系，讨论了上海发起组拟订的党章草案，研究了发展和建立组织的问题。会议选举包惠僧为小组负责人，陈潭秋分管组织。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决定租用湖北警察厅背后的一座房子---武昌山前多公祠五号为活动地点，门口挂上"刘芬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以作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