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折中，刘统勋引用外间舆论，"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指出张氏登仕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钅长等十人。并称，查得康熙年间，因王奕清等姻眷仕宦最多，奉旨"三载升迁，不许开列奏补"。今可仿其例，三年之内，除特旨升用外，概停升转。刘统勋所说的张廷玉一门朱紫，权势煊赫，乃朝野共见的事实。张廷玉与其父张英相继为宰辅，而廷玉大哥廷瓒、三弟廷璐、四弟廷瑑俱为翰林，并官卿贰，廷玉四子一孙也都身入翰苑，以至乾隆初赐诗张廷玉有"便将翰苑登瀛谱，唤作卿家世系图"之句，其门第之盛可以想见。刘统勋选准张廷玉作为攻击的第一个靶子，又不涉及他与鄂尔泰之间的恩怨瓜葛，真是高明之至。
在第二折中，刘统勋称讷亲年未强仕，统理吏、户两部，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禁闼，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请将讷亲所管事务量行省减，并训以气象谦盈之道。这些话讲得何等理直气壮！
讷亲，满洲镶黄旗人，曾祖额亦都十九岁跟随太祖努尔哈赤奠定大清江山初基，身列佐命元勋"五大臣"之首；祖父遏必隆，征战骁勇，顺治皇帝死时，授其为顾命大臣；父亲殷德，承袭一等子世爵，兄弟子侄辈策楞、阿里衮等出将入相者指不胜屈。讷亲在雍正时期袭公爵，未久升御前大臣，擢军机大臣，为雍正所倚重。乾隆即位，以讷亲出身贵胄，年轻有为，办事勤慎，廉洁自爱，命协办总理事务，晋一等公。讷亲被乾隆称誉为"第一宣力大臣"，是皇帝心目中未来首席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最佳人选，而讷亲少年得志，自恃皇上眷注优隆，难免飞扬跋扈，擅作威福，所以刘统勋说他"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可以想见，刘统勋以汉大臣身份，挺身而出批评位尊权重的满洲勋旧，该有多大勇气呵。
而当时乾隆正需要像刘统勋这样无所依傍、有棱有角，为维护和强化皇权不惜粉身碎骨的忠直之臣。乾隆六年十二月初四，将刘统勋两折发给群臣，皇帝为此专门降旨训谕说："以今日之势言之，若有擅权营私者，朕必洞照隐微，断无不能觉察而陷于不知之理。刘统勋有此陈奏，正说明张廷玉和讷亲的声势还没达到可以钳制人口的地步，此国家之祥瑞，朕心不仅不为之忧，反而转以为喜。张廷玉亲族登仕籍者，经此一番查议，人人皆知谨饬检点，反倒对张廷玉有益。讷亲今见此奏，应当更加留心自勉，至于职掌太多，如有可减之处，候朕酌量降旨。"可以说乾隆给张廷玉和讷亲留足了面子，但谕旨中也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训诫说，大臣为众所观瞻，见人直陈己过，惟当深加警惕，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若有些微芥蒂存于心中，则非大臣应有的度量。
非常不幸，乾隆初这两位权势最显赫的大臣，都没有从根本上吸取教训。七年后，经略大学士讷亲在金川军中为乾隆封寄前去的遏必隆刀正法；而此后不到一年，张廷玉则在受尽挫辱、被削去伯爵、罢黜配享后，黯然辞别帝都，回到故乡。
从这个意义上讲，刘统勋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预言家，他懂得盈则溢、满则亏、刚则折、骄则败、富则咎的天道人情，当月晕础润之际，他就预示了雷电风暴将要来临。
乾隆六年以后，张廷玉屏息敛迹，处处以太平宰相自居，鄂派干将仲永檀自超升左副都御史后却忘乎所以，说话不知检点。乾隆七年十二月仲永檀不慎败露了。原来他上折参劾时为乐部大臣的张照时，先找鄂尔泰之子鄂容安密议。乾隆赫然震怒，命将仲、鄂俱革职，拿交慎刑司，令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祹、和亲王弘昼、平郡王福彭及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等审明具奏。
鄂容安是鄂尔泰的长子，雍正十一年中进士时还不到二十岁，随即以翩翩贵公子入值军机处，成为国家军政中枢最早一批军机章京。鄂容安小皇帝三岁，看来乾隆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但鄂容安行为不谨，特别在事涉国家朱批密折制度时，竟敢漠视除皇帝与具折人之外绝不可有第三人知之的成规，私下里与仲永檀就密折内容往复磋商，而且此中隐情竟渐渐传入皇帝耳中，乾隆怎能不震怒？
经庄亲王允禄等王大臣审讯，仲永檀很快供出确实曾与鄂容安商量过密折参人的内容，而鄂容安亦供认不讳。王大臣拟以泄漏机密事务之律上奏。乾隆以为仲、鄂二人往来亲密，仲于未奏之前先与鄂商谋，既奏之后，复行照会，显然系"结党营私，纠参不睦之人"，王大臣等拟罪失于轻纵。仲、鄂之案改由王大臣会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另行严审。
此案的性质至此急剧升级，看来乾隆有深究鄂、仲之外有无操纵指使者的意图，奉旨审讯的王大臣不敢再敷衍了事了，很快审出"仲永檀参劾张照一事，实由其座师鄂尔泰指使"的重要情节。王大臣见事态严重，就奏请刑讯仲永檀、鄂容安，并将鄂容安之父大学士鄂尔泰革职拿问。
乾隆则认为仲永檀、鄂容安交结事迹已明，无庸刑讯。鄂尔泰亦不必革职。但为此案发布的谕旨语气异常严厉，乾隆说："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端正直率"，系党庇门生，对其长子鄂容安也未能训其谨饬。朕不忍以此事深究，若以此事深究，不但罪名重大，鄂尔泰承受不起，而国家也少一能办事之大臣。鄂尔泰应该自思：朕从前能用你，今日能宽你，难道将来独不能重治你的罪么？着交部议处，以示薄罚。至于仲永檀，乃"依附师门"，"暗结党援"，情罪甚属重大；鄂容安向言官商量密奏之事，情罪亦无可逭。王大臣及三法司可定拟具奏。"奏未上，仲永檀卒于狱中。鄂容安论戍，乾隆帝命从宽免发台站，仍在上书房行走。
身居朝臣之首的鄂尔泰经此一番打击，虽说有惊无险，但从此屏息俯首，小心翼翼，乾隆十年四月病故，总算全节而终。鄂派官僚一时群龙无首，已不能构成大患，乾隆遂把注意力转向了张廷玉。
张廷玉的辫子可不像鄂尔泰那样好抓。张素以周密谨慎见称，平生信奉"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八字箴言，从不多说一句话，自然很得专制君王的欢心。乾隆比较鄂、张说："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但后来却真应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句老话，张廷玉到底还是栽在不慎上了，大概是他老了。
自乾隆即位之后，虽说恩礼隆重，非他人所及，但张廷玉深深地感觉到，像雍正时代那样受到专宠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皇帝真正倚信的，先是满洲勋贵讷亲，后来则是世家勋戚傅恒。乾隆六年刘统勋上疏奏称张廷玉桐城宗族姻亲遍列庙堂，权势过盛，竟得到皇帝的首肯，张廷玉那时心中就充满了失宠的滋味。此后皇帝又一再以警惕"朋党"复萌为名，严词训诫鄂、张收敛形迹，更使他觉得危险日益迫近。
乾隆十三年初，一次借召对政事的空闲，张廷玉以年力衰迈为由，恳请皇上允许他退职还乡。这一年张廷玉已经七十七岁。
果然，君臣之间谈得不很融洽。"卿受两朝厚恩，又奉了皇考遗命配享太庙，怎么可以归田终老？"乾隆稍有愠色，一字一顿地说。张廷玉似乎心气也不顺，回奏不免有和皇上叫板的意味："宋明两朝配享诸臣也有过年老乞休的先例，且七十悬车，古今通义。""不然。如果说七十必令悬车，为什么史籍又有"八十杖朝"之典？诸葛武侯鞠躬尽瘁，又当作何解释？"乾隆态度凝重下来，语气也更咄咄逼人。张廷玉毫无觉醒，紧跟回奏："诸葛受任军旅，臣得优游太平，未可同日而语。""又不然，"乾隆一脸不屑的样子，毫不客气地顶回去，"既已身任天下之重，又怎么能以天下承平而自求安逸？为人臣者都以你为例，年高则奉身而退，谁还肯为国家办事？"话已至此，张廷玉只好缄口不语。第二天，乾隆又把头天君臣谈话纪要，以明发谕旨的形式宣布，并解除张廷玉兼管吏部，搞得张廷玉进退失据，狼狈不堪，从此不敢再提退休的事。
第二年秋冬时节，张廷玉精神大减，体力益衰。乾隆命军机大臣前往探视，张廷玉借机婉转乞归，说是否可以暂辞廷阙，让他回桐城老家，待后年皇上南巡时，再赴江宁迎驾。军机大臣如实奏闻，乾隆似乎也动了恻隐之心，就说准了张廷玉原官离休吧！并说眼下天寒地冻，等来春冰雪消融再舟行归里岂不更好。张廷玉很高兴，但静下心一想，身后还准不准配享太庙，皇上没提，而下面与自己不对路的大臣对此颇有非议，就更放心不下了。于是隔天专门前往宫中请见，跪在地上哭求皇上作出承诺，按雍正皇帝遗诏办。乾隆觉得他得陇望蜀，而且所言所行近乎要挟，心里十分反感，但还是应允了。这是十四年十二月初九的事。第二天，乾隆颁发了准许张廷玉原官休致，准其身后配享太庙的谕旨。
皇帝这边做的可谓仁至义尽，无可挑剔，下面就该轮到张廷玉向皇帝表示发自内心的十二万分的谢恩之情了。谁承想张廷玉竟在这关系自己一生晚节的最关键时刻犯错了。他将要为此终生追悔莫及！
时当腊九、腊十，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可能因天气严寒，张廷玉竟没亲去谢恩，派儿子去了。这本不该有的天大疏忽，立即被乾隆抓到了，乾隆于十二日命军机大臣写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你究竟愿意归老，还是愿意承受配享恩典？"这道严旨当天并没有发下来，除了承旨的两名军机大臣傅恒与汪由敦之外，群臣自然无由而知。第二天黎明，滴水成冰，却见张廷玉踉踉跄跄跑到内廷，匍匐申谢。
乾隆顿起疑心，显然有人向张廷玉透漏了军机处的消息。傅恒与张廷玉素无渊源，绝无可能；汪由敦是张廷玉的门生，汪的协办大学士和入值军机处就是由于张的力保，再者，头天命写旨时，汪由敦立即免冠叩首，替张廷玉求情，说如果明发上谕，张廷玉则罪无可逃。就是为了这个，才迟迟没在当天降旨。想来想去，乾隆决定借此时机打击张廷玉及依附于他的党羽。
十二月十三日当天，乾隆即通过内阁明发上谕，先是痛责张廷玉，问他十三日既能跑来谢恩，为什么十二日不能来？问他到底是愿意归老呢，还是愿意承受配享太庙的隆恩？
张廷玉遵旨覆奏称并未得汪由敦私下通信。乾隆不满意，降旨说，即使万一不是汪由敦送信，也必有军机处司员、中书等人送信。并针对张廷玉在朝中与史贻直夙有嫌隙，既经休致，又援引素日相好之门生汪由敦以照应自己的利益这件事，向全国臣民宣谕："大臣等分门别户，衣钵相传，这岂是盛世所有之事？我大清朝乾纲坐揽，朕临御至今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即月选一县令，未有不详加甄别者，难道大学士一官而不慎重详审，听张廷玉援置私人的吗？"谕旨仍令张廷玉一一明白回奏。
被逼到墙角无路可退的张廷玉，以"请交部严加议处"覆奏，大学士、九卿遵旨议以张廷玉应革退大学士职衔，并削去伯爵，不准回籍，留京待罪。
张廷玉虽然保住了身后的配享和生前的大学士，但伯爵被削去了，使他在大小臣工面前丢尽了脸，但乾隆还是觉得心中的恶气没吐净，他还要抓住张廷玉的破绽，在他回籍以前再狠狠地教训他一下。
第二年开春，张廷玉以为皇帝答应他回归故里的时候到了，没多加思考就奏请南归。当时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之丧刚过初祭，乾隆以张廷玉"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命张廷玉自行具折回奏应否配享。乾隆说："今日详阅配享诸臣名单，其中如费英东、额亦都诸臣，都是佐命元勋，汗马百战，其中鄂尔泰配享太庙，已觉过优，但他尚有开辟苗疆、平定乌蒙及经略边陲之劳绩，而张廷玉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这能算什么经邦治国的勋迹，凡娴于笔墨者都能轻松胜任之。自朕御极十五年来，张廷玉不过旅进旅退，毫无建白，毫无赞襄。上年朕许其休致回籍，张廷玉竟奏称恐身后不获蒙配享之典，要挟朕一言为券。为何如此急不可待？说穿了就是信不过朕。仅此一点，其居心已不可以对天地鬼神，又怎么可以冒赝配享之大典？设使皇考尚在，见张廷玉今日之行为，也必将收回成命。张廷玉不但得罪于朕，而且得罪皇考在天之灵！"乾隆命将这道谕旨及配享诸臣名单令张廷玉阅看，应不应配享，让他自行具折回奏。
到这时张廷玉才如梦方醒，他立即回奏，乞罢配享，并请治自己之罪。经大学士等议奏，张廷玉不仅应罢配享，而且大学士职衔也应一并革去。乾隆命照所议罢配享，但免革大学士。
可怜张廷玉三朝侍君，以冰渊自凛，五十年如一日，竟因一时糊涂，触犯上忌，最终还是削伯爵，罢配享，灰溜溜地回到桐城老家。
空前的文字狱
以文字罪人为特征的文字狱，在中国由来已久，并不是清朝的发明。清朝的文字狱也并非只是乾隆在做，但乾隆当政时期，文字狱之频繁，不仅在有清一代，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都堪称空前绝后，而乾隆手段之恶辣和苛刻，恐怕连他的父亲雍正在内所有的专制帝王都只能相形见绌。
乾隆一生究竟制造了多少起文字狱，确切的数字恐怕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了。不过，在他统治中国的六十几年间，有案可查的文字狱至少在一百三十起以上，比起康熙朝六十一年间的文字狱不超过十起，雍正朝十三年间的文字狱二十几起，数量显然有急剧的增加。
有人会说，乾隆朝没有大规模的文字狱，镇压、屠杀的手段也没有康熙、雍正那样严酷。这话不无道理，但不全面。像庄氏《明史》狱、《南山集》案和吕留良案那样的大案乾隆朝的确没有。乾隆在统治手法上讲究"宽严相济"，反映在处理文字狱案时，一旦收到了杀人立威、臣民震怖的效果，就总是把"不为已甚去已甚"之类的话头挂在嘴边，宽赦几起实在荒唐的文字狱，甚至降旨训斥几个多事的官员，表示自己并不想把事情搞过了头。乾隆二十三年，有个御史上折说收藏野史之类的事不应该照"逆案"严办，乾隆为自己辩护称，你们看是我处理胡中藻案严呢，还是"皇祖"康熙皇帝处理《南山集》、"皇考"雍正皇帝处理吕留良案严？言外之意甚明，是说他比较宽大。如果以上述三个案子而论，乾隆的话并不错，但若换个角度分析的话，又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