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铺天盖地的德国现代化机械部队，戴高乐受命指挥的第四装甲师尚未成立，人员和坦克都得从分散在各地的部队调集，然后归他指挥。直到两日后的拂晓，才有3个坦克营调集到戴高乐这里。3个营在戴高乐的指挥下，立即投入了战斗。虽然戴高乐率领士兵奋勇杀敌，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坦克部队又缺乏战斗经验，很快戴高乐的部队就精疲力竭、无能为力了。局势难以挽回。
6月1日，副总理兼国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魏刚召见了戴高乐，想征询一下他的意见。但魏刚对戴高乐保卫巴黎和阻敌南进的详细计划并不感兴趣，而是列举了一大堆条件，认为没有这些条件战争将无法取胜。戴高乐很是无奈，怀着沉重的心思回到了部队。
相对于法国的节节败退，英国军队在处境艰难、异常绝望的情况下，创造了海上突围的奇迹，那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6月4日，英国首相丘吉尔针对敦刻尔克的胜利发表了演说，演说有效地动员了英国部队的士气，对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国家和人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在丘吉尔演说第二天，雷诺任命戴高乐将军为法国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
来到巴黎后，戴高乐看到雷诺在内阁中陷于孤立，向他建议撤销魏刚将军的总司令职务，推荐洪齐格尔将军担任此职。在他看来，洪齐格尔是个足智多谋的军人，有能力从世界战略的高度指挥战争。然而，雷诺的回答闪烁其词，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对此他无能为力。
6月10日，由于军事力量相差悬殊，在消灭法军主力后，德军潮水般涌入法国。法国政府匆忙撤离巴黎。6月14日，巴黎被希特勒第18军占领。
雷诺政府成员纷纷逃往波尔多，戴高乐没有放弃希望，他想迫使雷诺答应采取一些有利于在海外继续战斗的行政措施。雷诺答应迎战，并同意把政府迁到菲中。戴高乐很高兴，并表示自己很乐意到伦敦走一趟，充当特使设法请英国人协助解决运输问题。可当两日后，戴高乐从英国返回波尔多时，雷诺已经辞职，勒布伦总统已经召见贝当元帅组织政府。
戴高乐知道，那就意味着法国只能投降了。怒火中烧的戴高乐毅然决定隔天早晨离开法国。在离开法国前夜，戴高乐前去看望了自己的知己雷诺。此时，雷诺已从一个才智超群、意志坚决的总理变成了毫无斗志的懦弱之人，但他还是帮了戴高乐最后一个忙，从秘密款项中支了10万法郎给戴高乐。
6月17日上午9点，戴高乐在斯皮尔斯将军和德库塞尔中尉的陪同下飞往英国，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六拯救法兰西
对于要离开自己的祖国，戴高乐感到十分难过。他觉得是自己曾经服务的军队葬送了国家，他决心要在国外领导抵抗运动，争取尽早重新登上法兰西的大地。
然而，事情并非他想象的那样顺利。
戴高乐到英国后，就和英国的广播公司商议，准备向全体法国人民发表讲话，呼吁他们站起来反对法西斯德军的占领，将敌人赶出自己的家园。可一个外国人要利用广播发表讲话，英国广播公司也做不了主，于是向丘吉尔请示。
丘吉尔对法国人并不十分友好，他见到戴高乐便问他是否能代表法国。
戴高乐从容地回答说，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合法地出卖它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法国遭到德国的入侵，政府成员中只有他坚持抵抗。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他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
丘吉尔听了戴高乐的话很满意。
因为他需要一个同盟者，需要一个像戴高乐这样拥有远见卓识和过人智慧、胆识的盟友。丘吉尔听戴高乐介绍完所要讲的内容之后，非常郑重地同意戴高乐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呼吁。
6月18日，戴高乐发表了着名的《6·18呼吁书》。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伦敦电台“以法国的名义”呼吁法国人民起来抗战，并在此后建立“自由法国”。
从这一历史时刻起，戴高乐就成了法国的战斗旗手，成了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他的讲话震撼人心，激励着法国人民进行战斗。同一天，丘吉尔也发表了一篇演讲，鼓励英法人民奋起抵抗法西斯。尽管戴高乐和丘吉尔的讲话慷慨激昂，但听的人并不那么信服，尤其是对戴高乐。他们怀疑一个不知名的新提拔的年轻准将是否能领导法国人进行抗战，更怀疑他在国外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是否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反法西斯力量。
在广播呼吁发表一个星期之后，才有几百人集合到“自由法国”的旗帜之下。在英国方面，除了丘吉尔本人和斯皮尔斯将军外，与戴高乐打交道的大多数人始终对他持怀疑态度，不愿意和他合作。
在苦难面前，戴高乐没有低头。虽然招兵买马的工作困难重重，但在戴高乐的感召下，每天都有志愿者到英国加入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行动中来。志愿者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戴高乐的信心。与此同时，戴高乐与海外的联系也加强了，每天都能收到上万封信件，这也使戴高乐的海外声誉大大增加了。7月14日，来英国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7000人。几天后，有几千飞行员参加了鲁尔区的轰炸。戴高乐宣布“自由法国”重新投入战斗。
有了自己的武装，戴高乐把注意力转向了非洲。法国在非洲有众多殖民吉罗、罗斯福、戴高乐、丘吉尔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商讨开辟第二战场事宜。丘吉尔建议由“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代表法国参加会议，而罗斯福则认为需同时邀请法国维希政府的吉罗将军。戴高乐对此大为不满。当丘吉尔把戴高乐说服后，他得意地对罗斯福说：“我把新娘请到了。”然而，事后证明，戴高乐和吉罗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
地，而非洲又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将来反攻的时候，这里可以作为解放欧洲大陆的跳板。为了尽快打开非洲局面，戴高乐派得力干将前往非洲开展工作。
但由于种种情况，戴高乐的结盟非洲计划失败了：1940年8月31日，英法联合军队从利物浦出发向非洲大陆进军，不料遭到了法国方面“维希舰队”的阻截，损失惨重。
到1942年冬天就要到来的时候，“自由法国”在世界各国心目中已经不再是那个最初人们用讥讽、怜悯和眼泪接待的“流亡者”了。1943年5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16个政党团体在法国国内共同组建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戴高乐派往国内的代表让·穆旦担任第一届主席。到1944年3月，法国国内各抵抗组织的武装力量联合为统一的内地军。戴高乐的将士们和德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为解放法国而努力着。
6月，苏联红军解放了波兰，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后向法国挺进。8月20日，戴高乐率领“自由法国”的部队随同同盟军向巴黎挺进。他的军队受到了法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戴高乐和千百万法国人民一起奋起战斗，武装起义解放了巴黎。
次年5月，德国投降，戴高乐以法国临时政府名义，和盟军一起接受德国投降。戴高乐以他顽强的毅力和爱国精神，为拯救法国和维护法国的民族独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法国人民热爱的英雄，受到法国人民的顶礼膜拜，以100%的赞同票当选临时政府总理。但复杂的国内党派之争，让戴高乐颇为头疼，重建法国的计划遇到了重重阻碍。
1946年1月，戴高乐辞去临时政府总理职务。戴高乐的辞职引起了人民对各政党的愤慨，使得各政党纷纷自乱阵脚。戴高乐却优哉游哉地过起了安静的乡间生活，因为他相信法国人民迟早会大声疾呼要他回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戴高乐1946年6月16日在贝叶发表了讲话。他陈述了一个真正的宪法草案，即加强行政权力，权责明确分开。在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提案后，9月29日，他又在巴拉杜克和埃皮纳尔的讲话中重申了他的主张。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从此，戴高乐以反对派的身份出现。1947年4月，戴高乐在斯特拉斯堡宣布成立“法兰西人民联盟”，并很快吸引了很多人加入。戴高乐发起这一政治运动不是想让它成为一个党派，而是让它形成一个联盟。因此，他建议允许双重身份。但这一招数没有奏效，因为传统党派拒绝持有双重身份。
这一时期，戴高乐被禁止在广播电视上发表讲话。于是他不得不到处奔走，宣传他的政治主张。1951年，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选举中没有获得席位，无法影响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制定。于是戴高乐决定在1953年至1955年间逐步停止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但这一经历培养了很多戴高乐的追随者，为其在1958年复出提供了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指导框架。
从1953年开始，戴高乐退出政坛，隐居乡间。
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发生暴乱。内阁不稳定的第四共和国对此束手无策，导致法国政体面临严重的危机。来自各界的很多要人都希望戴高乐复出，救国家于水火。1958年5月19日，戴高乐回应邀请，表示愿意接受共和国的委任。29日，第四共和国总统勒内发出呼吁希望戴高乐能复出，帮助法国渡过危机。6月1日，国会授予戴高乐将军全权，并委托其指定新宪法。戴高乐接管了议会、总统和政府的全部权力。9月，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第五共和国成立。
戴高乐开始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严重威胁到他奉行的“民族尊严和独立外交政策”。
经过多次亲临阿尔及利亚，最后戴高乐决定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而对于戴高乐的这一外交政策，那些始终坚持阿尔及利亚是属于法国这一观点的殖民军官、极右政客和形形色色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均表现出强烈不满。仇恨的种子从此埋下，于是针对于戴高乐的恐怖暗杀活动开始拉开帷幕。也正因为这样，也才有了戴高乐人生中惊险的部分。
在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之后，戴高乐开始领导法国迈入现代化之旅。由于1958年的财政改革，法国经济结构日益走向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1965年戴高乐当选为首任法国民选总统，这是人民对戴高乐无限爱戴和无比信任的体现。
但信任并不能掩盖人们对法国社会结构的不满。1968年，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工会和左派政党利用学生运动掀起了工人总罢工，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动摇了政府统治。无奈之下，戴高乐解散国民议会。
1968年的政治危机对法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戴高乐总统要求再次实行全民公决的方式对他认为势在必行的改革进行表决。1969年4月27日，他的提议以52.4%的反对票被否决。戴高乐忠实自己的承诺，也尊重法国人民的意愿，辞去了总统职务。
卸去重任的戴高乐归隐科隆贝，拒绝表示任何政治立场。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他在1952年曾立下遗嘱，表示拒绝国葬。他的遗体在家人、“自由法国”的几个战友和村民的陪同下被送往墓地，安葬在他女儿安娜的墓旁，墓碑上仅有“夏尔·戴高乐（1890—1970）”的字样。
1959年1月8日，戴高乐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