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除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对萨达特心怀不满外，还有埃及国内的原教旨主义者。当初伊朗国王巴列维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赶下政坛在外逃亡的时候，萨达特曾经收留过巴列维。这个举动得罪了伊朗，也得罪了埃及国内崇拜霍梅尼的原教旨主义者。而如今萨达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修好，在他们看来更加不可容忍。于是，许许多多针对萨达特的暗杀计划便由此诞生了。
四“一串葡萄”
萨达特很自信，也十分勇敢，这点无可厚非。但是，他的这些优点在政坛上的过分发挥，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萨达特自信地以为他能够解决以色列问题，因此他不顾其他国家的感受，单独跟以色列达成和平协定。他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引发了阿拉伯世界对埃及的孤立和制裁，并进而影响到了埃及人的生活质量。加上当时的埃及政府腐败不堪，还帮助美国从伊朗营救人质，这些都逐渐让一些埃及人对萨达特心生失望。
更重要的是，萨达特为自己招来了一个庞大的宗教敌人——原教旨主义者。
1981年9月3日，萨达特以“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宁”为名，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搜捕。虽然政府方面一再声称此次逮捕的主要对象是反政府主义者，但在逮捕的3000多人当中，有学生、政治家、宗教领袖、记者、律师以及一批无辜的原教旨主义者。这些人当中有谴责批评过萨达特的人，有些是萨达特早就想除掉的政敌，有些人则仅仅是曾经写过反对政府的文章，而文章中涉及政府的贪污腐化内幕。
搜捕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到了萨达特的对立面。9月5日，萨达特进行公开演讲，阐述大搜捕的理由和依据。他称该次搜捕完全合法，根据是《埃及宪法》
第74条。第74条的中心思想就是统治者可以在紧急时期废止宪法的某些条款，以保证统治者行为的合法性。尽管萨达特想尽办法在自圆其说，但很显然，那样的解释并不能说服民众，毕竟，搜捕行动不是什么紧急时期所采取的行动。
于是，萨达特又专门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是事与愿违，记者招待会并没有按照萨达特的期望进行。这场记者会并没有限定提问范围，于是有记者劈头盖脸就问萨达特关于大搜捕的问题，还有一个记者很不客气地挑衅萨达特，问他的大搜捕行动是否跟里根总统解释过。这种带着嘲讽口气的提问让萨达特大发雷霆，引得他当场怒骂。
这一切都被埃及公众看在眼里，萨达特原本慈爱的形象几近颠覆。
就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刺杀行动进入了准备期。
1981年9月23日，埃及第333炮兵旅的阿尔少校召见了一名陆军中尉，这位中尉叫哈立德·艾哈迈德·沙乌基·伊斯兰布利，就是这场刺杀阴谋的主人公。哈立德二十出头，阿尔少校所以召见他，是想让他来指挥阅兵仪式上的一组炮车方阵。哈立德起初还拒绝了阿尔的要求，他此时还没打算利用大阅兵来刺杀萨达特，只是准备回家跟家人一起过就要到来的斋月。但是阿尔执意让哈立德参加，经过一番争论，哈立德接受了任务，同时一个可怕的念头开始在他的头脑中慢慢成形。
哈立德可不是个普通的士兵，他深受原教旨主义影响，在士兵身份之外，还有一个身份是“伊斯兰崛起”派的成员，这个团体是原教旨主义组织的一个分支。早年，这个组织已经成为一支地下组织，并且规模在不断扩大。该组织跟埃及着名的“赎罪与迁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等有着兄弟般的情谊，而且来往密切。哈立德的哥哥在9月3日的大搜捕中被捕，这令他更加仇视萨达特。
哈立德所在的分支被称作“安古”。“安古”的意思是“一串葡萄”，其寓意为，从一株葡萄上摘一串，其他串不会受到影响，从一串葡萄上摘一颗，其他颗粒也不会受到影响。每个“安古”其实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组织，即便它出了任何意外，其他“安古”也不会受到影响。
哈立德就是“安古”当中的一颗葡萄，他有组织可以依靠，但是也随时做好被摘走的准备。不过，哈立德对组织绝对忠诚，当他接受阿尔任命的时候，就决定在阅兵场上解决萨达特，而且为了不影响组织，他决定自己完成这件事情。
其实，在阅兵场上暗杀萨达特的想法也不是哈立德想到的。哈立德所在的“安古”在1981年2月召开过一次会议，在会上大家就讨论了关于夺取埃及政权的问题。会议上大家众说纷纭，有人建议在萨达特别墅附近直接攻击萨达特所乘坐的直升机，有人建议用高射炮去轰炸别墅。讨论来讨论去，大家发现那些方法都不太可行，因此被一一否决了。
直到有人提出利用阅兵仪式来刺杀总统的方法，大家才达成一致。在阅兵场动手，这是个大胆而绝妙的主意，因为届时萨达特不仅肯定会出席，且一定位于最明显的位置，这无疑将提高命中率。哈立德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却得知了这个想法，他做梦都没想到，上天会将这个大任降给他。
9月25日晚，哈立德约见了“安古”小组的领导人法尔吉，并向他透露了自己准备在阅兵式上行刺萨达特的计划。法尔吉听后非常高兴，并为哈立德安排了两名助手，一个是27岁的预备役军官拉海勒，另一个是在民防学校负责训练的军士、连续7年的投弹冠军阿巴斯。3人组成了刺杀萨达特的行动小组，并誓死完成“真主的意志”。法尔吉为他们提供了刺杀用的手榴弹和冲锋枪。
按规定，一辆炮车上有4名士兵，哈立德于是设法让两个士兵生病告假，这样，他就为拉海勒和阿巴斯腾出了位置。他告诉炮连的其他人，外连将有两个士兵参加炮兵方队，而且可能来自军事情报部，是来负责检阅安全的。至此，整个计划被安排得天衣无缝。
最终的结果众所周知，哈立德3人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成功地刺杀了萨达特。
哈立德等3人在行刺过后即被当场抓获。在随后进行的审讯中，他们对刺杀萨达特的事实供认不讳，并愿意接受任何制裁。
不过，他们却始终坚称刺杀行动绝对是正义的。哈立德说：“我是杀了他，但是我不是犯罪。我杀他是为了宗教，为了祖国。”
最终，法院以谋杀罪判决哈立德、拉海勒和阿巴斯3人死刑。在随后进行的大搜捕萨达特被刺后，刺客所隶属的“伊斯兰崛起”组织领导人卡拉姆·祖赫迪被捕并被判终身监禁。祖赫迪后于2003年获释，并对当年下令刺杀萨达特深感后悔：“萨达特总统是烈士。刺杀萨达特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大错，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会阻止刺杀行动。”。
中，哈立德等所隶属与关联的“伊斯兰崛起”和穆斯林兄弟会等也受到牵连，共有300多人被判处死刑。
埃及武装部队对这次刺杀活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军方随后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内部清洗，100多人因这一事件被查办与开除。
萨达特之死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10月10日，当埃及政府为其举行国葬时，80多个国家的首脑和特使，包括以色列总理贝京都前来参加。然而，与世界各国深表哀悼并给予萨达特高度赞誉的反应不同，在阿拉伯国家中，除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向埃及发来唁电以外，其他国家领导人均不置一词，更没有一人前往埃及吊唁。
在埃及，萨达特之死让民众深感悲痛，因为萨达特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不曾动摇，他始终是埃及人心中的英雄。
阿拉伯世界却把这次谋杀看成是真主对叛教者的惩罚，认为萨达特死有余辜。在巴格达、利比亚、德黑兰、黎巴嫩，人们甚至走上街头载歌载舞，犹如节日般欢庆萨达特的死亡。
关于萨达特的功过是非，虽然众说纷纭，但许多事实却摆在那里，不容忽略：
1982年4月24日，以色列军队按照《戴维营协议》全部撤出西奈半岛，埃及失去15年的领土失而复得，并从此结束了长达30年的埃以对抗状态。大多数埃及人心里明白，这一切甜美成果其实浸透了萨达特的鲜血，忘记它是一种罪过。
在萨达特的墓碑上写着：“萨达特总统，是战争中的英雄，是和平的英雄，他为和平而生，为原则而死。”细细品味它，意蕴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