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吴起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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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附录吴起与《吴起兵书》(2)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在以“尽灭群公子”、“灭公族”等手段打击国君近亲势力、加强国君权力时,楚国才开始任用公子执政。公子执政的初期,确实起到了强化王权的作用。但这实际是一种落后的任人唯亲的制度,其结果形成了王权旁落、大臣太重、封君太重的弊病。

战国初期,楚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楚声王竟至为“盗”所杀。而此时北方三晋正在兴起,国力强大,对楚步步进逼,楚国处于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

在楚国内忧外困之时,中原的政治家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能,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吴起变法,从打击大贵族入手。变法的内容散见于典籍中,归纳如下:

第一、均爵平禄。楚国爵禄是世袭的,即先辈如有功受爵禄,后代子孙虽无功,亦可承袭享有爵禄;而后来一些在战争中立大功者却无爵禄,极大地伤害了将士的积极性。吴起乃“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余天下。”

另外,“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吴起要取消世袭的封君、世袭的爵禄,用从封君那里得到的爵禄去奉养经过挑选的有功将士。

第二、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削减无用的开支,以奖励真正为国出力报效的战斗之士。

第三、春秋至战国时期,楚国用武力灭掉许多国家,开濮地、伐杨粤等,得到了广大领土,但都未及开发。吴起责令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开发。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这是一种新的拓土殖民形式。

楚悼王付吴起以国政,言听计从。“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吴起可算是一个无畏的改革家。

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是消灭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因此这又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吴起变法打击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吴起“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楚之贵族皆欲害吴起。楚国官员皆楚王室宗支,决不许异姓插足。吴起作为一个外诸侯国的异姓人,跻身于楚上层贵族之间,依靠楚悼王的信任,打击大贵族特权和利益,所遇到的阻力之大,反对之烈,是可以想见的。

新法行之期年,楚悼王死去。在楚悼王的灵堂上,楚国贵戚大臣作乱而共攻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下躲藏,贵族射杀了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群臣射王尸者,尽当其罪,因而被夷宗者70余家。但变法也因楚悼王和吴起的死而受到挫折。

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在楚国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吴起变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如《韩非子·喻老》云:“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淮南子·人间训》云:“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绝禄。”这些现象与吴起变法中的“封君三世收其爵禄”的条文相合,应该说是吴起变法以后出现的。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四吴起的军事思想

第一、进步的战争观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地位不同,对待战争的看法也就不同。吴起的战争观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是进步的。

在战争的起源问题上,吴起力图从社会方面去寻找原因。他说,凡兵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吴子·图国》)

吴起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对战争的根源作了论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对战争根源的探索是最早的。当然,吴起这种看法还停留在表面上。

他对“争名”、“争利”、“积恶”、“内乱”,是何原因引起,“因饥”的根源何在?并没有深入分析。列宁说:“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360页)又说:“当阶级统治还存在的时候,战争是不会消除的。”(《列宁全集》第八卷第35页)吴起由于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真正根源,也找不到消灭战争的途径。但是,他从社会方面去寻找战争产生的原因,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强调把政治放在首位。他说:“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吴子·图国》)

意即一个国君若是只讲求文德而废弃武备,或者依仗兵多能战,都会亡国。要使国家治理得好,必须既要重视政治,也要重视军事。从这个思想出发,吴起在西河一方面注重军事改革,一方面从事政治、经济的改革,为魏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吴起从战争实践中认识到,只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还不够,还必须有安定的后方,因此,他说:“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只有国内人民和前方军队团结一致,才能打胜仗。

他主张: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吴子·图国》)

他又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就是说,国内各种意见不统一,不可以出兵打仗;军队内部不团结,不可以出阵作战;出阵以后,军队不互相配合,不可以进行战斗;进行战斗以后,各部分战斗动作不协调,不能夺取胜利。他还进一步说:“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吴起阐明了国家、军队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并认为人心向背是军事上取得胜败的关键。总而言之,就是政治决定军事。

在如何统一中国的问题上,吴起主张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吴起的这种思想,对稍后的孙膑“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孙膑兵书·见威王》)这一主张有直接的影响。

吴起一方面看到了战争的重大作用,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因此他认为对待战争要持慎重态度,反对轻率发动战争。他总结历史上战争的经验,说: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而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吴子·图国》)

经常轻率发动战争,就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而使人民疲弊不堪,国家贫弱,而且会招来祸患。因此,多次发动战争而取得天下的少,亡国的多。比吴起稍早的军事家孙武也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书·计篇》)可见吴起继承了孙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这对比他稍晚的军事家孙膑也有所影响。孙膑看到了战争的胜负决定国家存亡的一面,同时又指出:乐兵(好战)者亡,而利胜(贪图胜利)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孙膑兵书·见威王》)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之间思想的继承关系。

第二、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战略战术思想

吴起从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争形势出发,认识到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因此,他在战略上很重视战争的准备。他说:“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要使国家安全,先要在平时做好战争的准备。他说:“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5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4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3万,以服邻国。”(《吴子·图国》)

对于军队,吴起主张“教戒为先”(《吴子·治兵》),注意平时训练。

他指出:“备者,出门如见敌。”(《吴子·论将》)这些战备思想,反映了他为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的积极进取精神。

吴起在指挥作战时屏弃唯心主义的主观臆断,从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十分重视了解敌方的情况。他指出“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吴子·料敌》)。就是说,只有清楚敌人的力量部署情况,才能选择其薄弱环节狠狠打击。为了了解对方情况,吴起非常重视使用间谍,深入敌后搜集敌方各种情报,“急行间谍,以观其虑”(《吴子·料敌》)。同时,在战场上还注意采用武力侦察的办法,《吴子·论将》记载:

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其众讙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即派出一支小分队去佯攻敌人,而又假装败退,引诱敌人来追击,从敌人追击的情况来观察其虚实,然后决定对策。

吴起说:“臣请论六国之俗,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三晋阵治而不用。”(《吴子·料敌》)

从吴起对六国军队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对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情风俗的了解都是相当清楚的。吴起重视调查研究,显然是继承了前辈军事家孙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吴起注意使自己对战争的主观指导,力图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卓越见解,对引导战争取得胜利,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吴起由于经常带兵打仗,很懂得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在战争中,人必须努力掌握从事战争的各种技能和适应各种复杂环境的本领。他说:“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吴子·治兵》)即人在战争中,往往因为缺少某种本领而送了性命,因为不习惯于某种情况而打败仗。这种主张是对生死胜败由天定的宿命论的否定。

吴起还看到了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军队装备精良等因素对战争的重大作用。(《吴子·料敌》)。对进行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战马,吴起也很重视,他说:夫马,必定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吴子·治兵》)

又说: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吴子·治兵》)

这就是说,对战马要善于饲养、训练和爱护,以达到“人马相亲,然后可使”。

(同上)他注意到人、马、车、地形等在战争中的相互关系,提出: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险易,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同上)

即明白知道地形的险易,并善于利用,就能使地形便于跑马;及时喂马,使之膘肥体壮,马就便于驾战车;准备好足够的润滑油和车轴上用的铁,注意及时修理,就使车便于载战士;兵器锋锐,铠甲坚固,就使战士便于作战。只有这样,打起仗来才得心应手。

在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要根据变化的客观实际而定。吴起在频繁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熟练地掌握了指挥战争的艺术。他提出了“急击勿疑”的13种情况:

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阵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吴子·料敌》)

这就是说,敌人远道而来,刚刚到达,队伍还没有整顿好;部队已吃饭,但还没有设戒备;慌忙逃走;过于疲劳;没有占据有利的地形,失掉战机,陷于被动;长途跋涉而后继部队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涉水渡河只渡一半;在险要的狭窄道路上行军;旗帜乱动,部队混乱;部队的阵势频繁变动;将领脱离了士卒;军心恐怖,凡是碰到以上情况,应选择精锐的部队作前锋,同时配备力量进行包围,毫不犹豫地迅速发动进攻。

吴起反对在战争中莽撞蛮干,主张“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分析了碰到有利时机“击之勿疑”的8种情况:

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寤迁,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于间,行驱饥渴,务于取远;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祅祥数起,上不能止;四曰军资既竭,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不至;六曰道远日暮,士从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吴子·料敌》)

即一是大风严寒,军队半夜出发,昼夜行军,破冰渡河,不顾士卒艰难;二是在炎热的夏天,队伍出发得迟,正好烈日当头,行军又急,不管士卒饥渴,只是拼命赶路;三是队伍在外时间很久,粮食吃完,民众埋怨甚至愤怒,淫言怪事屡次出现,而将领无法禁止;四是部队的物资耗尽,连柴草也很少,却遇上阴雨天气,想掠抢又没有地方;五是战士不多,水土不服,兵马生病,四邻的援兵未到;六是长途跋涉,已近黄昏,士卒疲劳恐惧又不得食,都脱下铠甲随地休息;七是将领和官吏都没有威信,士卒心神不定,全军多次发生惊乱,而部队孤立无援;八是兵力部署未定,宿营地也未安排好,爬山过险,只有一半人通过。凡是遇到以上情况,不用占卜就应立即派兵出击。

吴起还分析了遇到形势不利时“避之勿疑”的6种情况:

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甲兵之精;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

这就是说,在作战时要避敌之所长,击敌之所短。

另外,吴起从实战出发,对行军和扎营提出了一些必须注意的事项: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可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吴子·治兵》)

这是说,行军中对行程、人马的负荷要安排得当,饮食供应要搞好,这样才能保证军队听从上级的指挥,从而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吴起十分重视对地形的了解,认为:凡行师越境,必审地形,审知主客之向背。地形若不悉知,往必败矣。

他指出,军队到一个地方,必须先了解周围“五十里内的山川形势”从而“知其险易”,“使军士伺其伏兵,将必自行,视地之势因而图之”。即使军士注意是否有敌人的埋伏,而将领则要利用地形以对付敌人。吴起还提出,军队驻扎“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吴子·治兵》)即扎营不要在大山谷的口上和高山的顶端。

以上这些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争规律,它反映了吴起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在吴起的战略战术思想中,许多地方闪烁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吴起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吴子·论将》

他认为带兵作战必须首先分析研究敌人的将领,根据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对策,这样就能不费多大力气而获得成功。这是对孙武用“水无常形”来比喻“兵无常形”,依据敌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夺取胜利。

在如何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吴起非常鄙视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当逃兵的可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