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治安大为好转，匪患渐次肃清，湖南境内竟然在半年时间内成为全国匪患最少的地方。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老百姓和社会舆论都激烈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传遍湖南全省。
后来，在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中，屠杀更为惨烈，每一次打下城池，都会有一次残酷的屠杀。
如咸丰八年（1858）四月，曾国藩治下李续宾部攻破九江，将城中近两万军民全部屠杀，李续宾的上司湖广总督官文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描述“城外勇冲杀而入，该逆（城内军民）无路可奔，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曾国藩弟弟曾国荃部攻破安庆，数万安庆军民被屠杀。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目睹了这次惨祸：“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髫龄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曾国藩的亲信李榕也称：“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
屠城最甚者莫过于攻陷天京之后。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古称金陵，即今南京），那更是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屠城、焚烧城后，金陵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
正是因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杀人太多，金陵人又称他为“曾屠户”。据说，后来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屠户来了”，小孩都不敢再哭了。可见平民百姓对曾国藩杀人如麻的恐惧和痛恨。
曾国藩也一直背着这些恶名行于世，至死都未能洗脱掉。
实际上，也是曾国藩根本就没想洗脱。早在长沙被人唤作“曾剃头”时，就有很多人为他鸣不平，说他背这样一个恶名“冤得很”。但他自己认为，能肃清匪患，上安皇上之心，下抚黎民之惧，哪怕背这样的恶名也是值得的。他曾对友人说，乱世就要用重典，只要长沙的治安、湖南的治安好了，哪怕大家说我曾国藩是“武健严酷”，我也认了。
后来曾国藩又多次得封恶名，如因剿灭太平军而被称为“刽子手”，因处理天津教案被骂为“卖国贼”，还有“忘恩负义”、“虚伪小人”等骂名。虽说他心中自觉冤屈不已，也只能不管不顾自己的名声了。
特别是“卖国贼”之骂名，千秋以下，都会为人唾骂。但以当时情形，“天津教案”一事，唯议和是完策。曾国藩也是左思右想才想出的万全之策。不在局中之人，又如何能理解他的苦心孤诣。
但众议难挡，讥骂无情，最重声名的曾国藩心中又哪能真的安如泰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件事成为他心中最大的伤痛，也成为他人生中至为屈辱和伤心的一件事。
但是，他还是挺了过来，没有被这些清议和唾骂击倒，而是不管什么样的舆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只要是为国为民有利的事，他就坚持做到底，坚持挺到底！至于个人名声，只能置之度外。
5.国危时艰，挺身而出
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曾国藩的“挺”理解为咬牙坚持、强自支撑、不低头、不趴下的话，那就大错全错了。
曾国藩所说的“挺”，绝不只是坚持，只是咬牙，只是强撑，只是硬挺，他的挺还有傲然挺立、不屈不挠的坚毅，还有正气浩然、凛凛难犯的威重，更有挺膺负责、勇挑重担的勇气和挺身而出、舍我其谁的胆魄！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能建奇功于当世、传美名于万代，正是因为他的那种不畏不惧、敢于担责的勇毅，使他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
咸丰登基之初，就遇到了太平天国起义，而且如火如荼，不多时东南半壁几欲不保，已安享二百多年太平的清王朝遭遇了最大的危机。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曾国藩此时已在京城做官十多年，虽然居二品大员之位，历任五部侍郎，却并未为国出多少力。而此刻，他认为正是自己报国的机会来了，于是向皇帝上书言事，以尽臣之本分。
咸丰元年（1851）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该奏疏批评咸丰皇帝办事务于琐碎而疏于远大、徒尚文饰而不讲实效、厌薄恒俗而滋生骄矜等三大缺点。咸丰皇帝于此疏大为不快，几乎全盘予以拒绝。好在咸丰并未责怪他，只批评他“迂腐欠通”，同时也肯定他“意尚可取”。
这件事并未对曾国藩的报国热情产生影响。任兵部侍郎期间，他再次上呈《议汰兵疏》，指出对付太平天国必须得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绿营兵是一支不能打仗的军队：“吸食鸦片、聚开赌场……无事则激乎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曾国藩主张裁兵五万，学戚继光的练兵办法，练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以消灭太平军。
这篇奏疏闯了大祸，惹怒京中权贵，两月之后，曾国藩被皇帝由兵部侍郎调署刑部侍郎，连议军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但是曾国藩没有就此消沉，忘记自己匡时济世的大志和为国为民的责任。凡当尽力、进言之时，则当仁不让，勇于陈疏。
咸丰二年（1852）二月十八日，又拟就一折《备陈民间疾苦疏》上奏，痛陈民间三大疾苦：一为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为盗贼太多，良民难安也；三为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
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清晰可见。但是，曾国藩这道《备陈民间疾苦疏》还是没有起到他希望有的作用。之后曾国藩就被派去江西主考乡试，在赴任途中闻其母丧请旨丁忧，回到湘乡荷叶塘老家。
这时候，太平军节节胜利，从广西直逼湖南，攻破道州，会攻长沙，湖南官场一片混乱。新任巡抚张亮基经左宗棠力荐，请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帮办团练，咸丰遂于1852年11月降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久有治国平天下宏图大志的曾国藩接此旨后，并未多作考虑，即抛开为母守丧三年的愿望，选择了为国尽忠而不能为母尽孝，在国危时艰之时，挺身而出，墨绖出山，开始了帮办团练、组创湘军的旅程，开始真正跃身于时代的激流，自任砺柱，大干起来。
其后，不论是在与太平军十几年的对峙还是与官场旧习的不断斗争之中，又或者是在剿捻平匪之时，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都是当仁不让，不计名利得失，以舍我其谁的胆识和气魄，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担起了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
这种不计得失、挺身而出、甘赴国难的“挺”字精神，正是曾国藩之所以被人称为“完人”的关键所在。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中，这种挺身而出的“挺”表现得尤为突出。
同治九年（1870）六月二十一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幌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
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两名神父、另外两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两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天津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此为当年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
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大有一触即发、宣战开战之势。天津乃至全国的民众，对外国人在中国的无法无天和欺压人民早已忍无可忍，这件事又触及了文化和道德的底线，是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天津民众群情激愤，聚集不散，大有不雪前耻、不惩洋人誓不罢休之势。
而以当时当情而言，这种局面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一旦双方闹僵，真的开战，只会让已经积弱积贫的大清朝和人民陷入更加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也正是在此国危时艰之时，曾国藩再次临危受命，从直隶总督任上直赴天津，处理教案一事。
这个时候，已经五十九岁的曾国藩由于长年辛劳，沙场征战，加之癣疾在身，日夜不能安睡，衰老得非常明显。右眼此时已经失明、肝病也日重一日，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五月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五月二十一日，他上折向皇上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
然而，六月二十一日即发“天津教案”，朝廷环顾无人，只能又派他去应对时艰。六月二十三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处理教案，要他“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按说，如果曾国藩有意不去的话，是完全可以的。他年岁既大，又有病在身，推托的理由很多。如果从个人名利来说，他已经成就了平定太平天国的绝世奇功，声名显赫，而且官至极顶，荣宠当时，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功劳来锦上添花。而且曾国藩以及所有的人都明白，处理天津教案，哪里会有功勋可建？不管怎么来处理，只怕都会毁掉一世英名，背上千秋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