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困不住的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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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挺”字当头,大丈夫何惧困厄险阻(3)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治安大为好转,匪患渐次肃清,湖南境内竟然在半年时间内成为全国匪患最少的地方。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老百姓和社会舆论都激烈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传遍湖南全省。

后来,在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中,屠杀更为惨烈,每一次打下城池,都会有一次残酷的屠杀。

如咸丰八年(1858)四月,曾国藩治下李续宾部攻破九江,将城中近两万军民全部屠杀,李续宾的上司湖广总督官文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描述“城外勇冲杀而入,该逆(城内军民)无路可奔,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曾国藩弟弟曾国荃部攻破安庆,数万安庆军民被屠杀。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目睹了这次惨祸:“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髫龄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曾国藩的亲信李榕也称:“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

屠城最甚者莫过于攻陷天京之后。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古称金陵,即今南京),那更是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屠城、焚烧城后,金陵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

正是因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杀人太多,金陵人又称他为“曾屠户”。据说,后来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屠户来了”,小孩都不敢再哭了。可见平民百姓对曾国藩杀人如麻的恐惧和痛恨。

曾国藩也一直背着这些恶名行于世,至死都未能洗脱掉。

实际上,也是曾国藩根本就没想洗脱。早在长沙被人唤作“曾剃头”时,就有很多人为他鸣不平,说他背这样一个恶名“冤得很”。但他自己认为,能肃清匪患,上安皇上之心,下抚黎民之惧,哪怕背这样的恶名也是值得的。他曾对友人说,乱世就要用重典,只要长沙的治安、湖南的治安好了,哪怕大家说我曾国藩是“武健严酷”,我也认了。

后来曾国藩又多次得封恶名,如因剿灭太平军而被称为“刽子手”,因处理天津教案被骂为“卖国贼”,还有“忘恩负义”、“虚伪小人”等骂名。虽说他心中自觉冤屈不已,也只能不管不顾自己的名声了。

特别是“卖国贼”之骂名,千秋以下,都会为人唾骂。但以当时情形,“天津教案”一事,唯议和是完策。曾国藩也是左思右想才想出的万全之策。不在局中之人,又如何能理解他的苦心孤诣。

但众议难挡,讥骂无情,最重声名的曾国藩心中又哪能真的安如泰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件事成为他心中最大的伤痛,也成为他人生中至为屈辱和伤心的一件事。

但是,他还是挺了过来,没有被这些清议和唾骂击倒,而是不管什么样的舆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只要是为国为民有利的事,他就坚持做到底,坚持挺到底!至于个人名声,只能置之度外。

5.国危时艰,挺身而出

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曾国藩的“挺”理解为咬牙坚持、强自支撑、不低头、不趴下的话,那就大错全错了。

曾国藩所说的“挺”,绝不只是坚持,只是咬牙,只是强撑,只是硬挺,他的挺还有傲然挺立、不屈不挠的坚毅,还有正气浩然、凛凛难犯的威重,更有挺膺负责、勇挑重担的勇气和挺身而出、舍我其谁的胆魄!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能建奇功于当世、传美名于万代,正是因为他的那种不畏不惧、敢于担责的勇毅,使他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

咸丰登基之初,就遇到了太平天国起义,而且如火如荼,不多时东南半壁几欲不保,已安享二百多年太平的清王朝遭遇了最大的危机。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曾国藩此时已在京城做官十多年,虽然居二品大员之位,历任五部侍郎,却并未为国出多少力。而此刻,他认为正是自己报国的机会来了,于是向皇帝上书言事,以尽臣之本分。

咸丰元年(1851)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该奏疏批评咸丰皇帝办事务于琐碎而疏于远大、徒尚文饰而不讲实效、厌薄恒俗而滋生骄矜等三大缺点。咸丰皇帝于此疏大为不快,几乎全盘予以拒绝。好在咸丰并未责怪他,只批评他“迂腐欠通”,同时也肯定他“意尚可取”。

这件事并未对曾国藩的报国热情产生影响。任兵部侍郎期间,他再次上呈《议汰兵疏》,指出对付太平天国必须得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绿营兵是一支不能打仗的军队:“吸食鸦片、聚开赌场……无事则激乎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曾国藩主张裁兵五万,学戚继光的练兵办法,练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以消灭太平军。

这篇奏疏闯了大祸,惹怒京中权贵,两月之后,曾国藩被皇帝由兵部侍郎调署刑部侍郎,连议军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但是曾国藩没有就此消沉,忘记自己匡时济世的大志和为国为民的责任。凡当尽力、进言之时,则当仁不让,勇于陈疏。

咸丰二年(1852)二月十八日,又拟就一折《备陈民间疾苦疏》上奏,痛陈民间三大疾苦:一为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为盗贼太多,良民难安也;三为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

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清晰可见。但是,曾国藩这道《备陈民间疾苦疏》还是没有起到他希望有的作用。之后曾国藩就被派去江西主考乡试,在赴任途中闻其母丧请旨丁忧,回到湘乡荷叶塘老家。

这时候,太平军节节胜利,从广西直逼湖南,攻破道州,会攻长沙,湖南官场一片混乱。新任巡抚张亮基经左宗棠力荐,请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帮办团练,咸丰遂于1852年11月降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久有治国平天下宏图大志的曾国藩接此旨后,并未多作考虑,即抛开为母守丧三年的愿望,选择了为国尽忠而不能为母尽孝,在国危时艰之时,挺身而出,墨绖出山,开始了帮办团练、组创湘军的旅程,开始真正跃身于时代的激流,自任砺柱,大干起来。

其后,不论是在与太平军十几年的对峙还是与官场旧习的不断斗争之中,又或者是在剿捻平匪之时,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都是当仁不让,不计名利得失,以舍我其谁的胆识和气魄,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担起了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

这种不计得失、挺身而出、甘赴国难的“挺”字精神,正是曾国藩之所以被人称为“完人”的关键所在。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中,这种挺身而出的“挺”表现得尤为突出。

同治九年(1870)六月二十一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幌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

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两名神父、另外两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两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天津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此为当年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

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大有一触即发、宣战开战之势。天津乃至全国的民众,对外国人在中国的无法无天和欺压人民早已忍无可忍,这件事又触及了文化和道德的底线,是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天津民众群情激愤,聚集不散,大有不雪前耻、不惩洋人誓不罢休之势。

而以当时当情而言,这种局面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一旦双方闹僵,真的开战,只会让已经积弱积贫的大清朝和人民陷入更加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也正是在此国危时艰之时,曾国藩再次临危受命,从直隶总督任上直赴天津,处理教案一事。

这个时候,已经五十九岁的曾国藩由于长年辛劳,沙场征战,加之癣疾在身,日夜不能安睡,衰老得非常明显。右眼此时已经失明、肝病也日重一日,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五月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五月二十一日,他上折向皇上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

然而,六月二十一日即发“天津教案”,朝廷环顾无人,只能又派他去应对时艰。六月二十三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处理教案,要他“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按说,如果曾国藩有意不去的话,是完全可以的。他年岁既大,又有病在身,推托的理由很多。如果从个人名利来说,他已经成就了平定太平天国的绝世奇功,声名显赫,而且官至极顶,荣宠当时,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功劳来锦上添花。而且曾国藩以及所有的人都明白,处理天津教案,哪里会有功勋可建?不管怎么来处理,只怕都会毁掉一世英名,背上千秋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