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他内心，对于李秀成进京极为担忧。曾国藩心里清楚，一旦献俘到京城，他们兄弟二人欺瞒朝廷，以及湘军的一些内幕，如曾国荃洗劫天京中饱私囊的真相等，便都会曝光，难免会落个欺君之罪；而且李秀成一旦进京，既是这么多年的死敌，谁知道他抱的什么心？如果他用计想要离间朝廷与曾国藩和湘军的关系，在当前这样一个本来他们兄弟和湘军就颇受朝廷注目、防之不及的时刻，哪怕是无中生有、信口胡说，也会被朝廷当成真事来对待，一不小心，“莫须有”的罪名忽然降到自己头上也未可知，而这样的罪名很可能就是满门抄斩、毁家灭族的大罪！
这样的风险，曾国藩是绝不会冒的。为了免除这样的危险，他必须早作处理，防患于未然，尽早杀掉李秀成，才能心安。
3.懂得示弱，才能远离是非的旋涡
打下天京后，曾国藩的权势达到了顶峰，湘军也从朝廷的依靠成了朝廷的眼中钉。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是危险重重。
曾国藩仔细权衡之后，明白自己和湘军的处境相当危险，要想远离是非、避开祸患，全面自保，唯有低调，示弱，自剪羽翼，明明白白地告诉朝廷，自己和湘军的效忠之心，才能完全消除清政府的担忧，从而平安度过危机，得以善终。所以，曾国藩不顾湘军将领和众多亲信的反对，主动请奏，裁撤湘军！
要说清政府如临大敌一般地防范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集团，也正当不过，而且作为统治者来说，也是相当必要的。因为当时曾国藩和他领导下的湘军的势力强大得足以让任何人咋舌，甚至说旷古绝今也不为过。
当时湘军已经发展至三十多万人，和朝廷主力绿营兵的数量旗鼓相当，“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船不挂曾字旗”。但如果论战斗力，则远胜于绿营。虽然这些军队并不全由曾国藩指挥，有的由左宗棠指挥，有的由李鸿章指挥，但左宗棠虽与曾国藩不和，却有旧谊，李鸿章更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这两支军队也并不完全听命于朝廷。曾国藩作为湘军的精神领袖，振臂一呼，谁能保证左、李会不响应？
在政治上，揽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众多督抚，也大多出自湘军系，湘军集团势力之广、人数之多、权势之大，放眼当世都无可匹敌者。
根据当时的记载，同治三年时，湘军集团有二十三人担任督抚大帅，其中总督级别有曾国藩、左宗棠、刘长佑、毛鸿宾、骆秉章、杨载福等六人，而巡抚级别多达八人。在整个清政府版图上，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陕西、山东和直隶等多个省份都被湘军集团控制，由他们的人担任着省内重要领导职务。当时清政府还没有在东北、青海、西藏和新疆设立省，所以全国只有十八个省，而这十八省中有十三省是被湘军系的人控制。
试想一下，以曾国藩和湘军如此之大的势力，如果要逆势而起，反戈一击，清政府无疑毫无抵抗之力，立时就会瓦解。对于身边雄踞着如此强大的一头雄狮，哪一个统治者敢掉以轻心呢？所以清政府是必先除之而后快的。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不把这头雄狮打得趴下，是不可能罢休的。
曾国藩要想躲过这一难，只有两个选择：一、一口吞掉朝廷，独霸天下，就不用担心有人时时刻刻要除掉他了；二、让自己顺从、弱小起来，不让朝廷觉得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威胁，从而放松戒心，能保自己安全。
想来想去，权衡来权衡去，曾国藩选择了后者。
曾国藩早就明白：“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于是他大刀阔斧地采用了三大措施：裁军、停饷、辞官，以自剪羽翼，削弱自己，远权避祸。
打败太平军后不久，曾国藩在天京就写好奏折，主动申请“定议裁撤湘军”。曾国藩说：“臣统领湘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开支。”湘军号称三十万，其实曾国藩能调动的只有十二万。其中曾国荃、彭玉麟、鲍超等部是忠于他的。除去左宗棠属下的四万人和沈葆桢属下的三万余人外，只有其弟曾国荃属下的五万人掌握在手中。
清政府此时正愁要以什么样的办法来治住势力强大的曾国藩，一看曾国藩主动裁军的奏折，正中下怀，立刻同意了曾国藩的申请，要求他从这十几万人中开始裁撤。按照筹划，曾国藩积极地将张诗日等人率领的一万人留在金陵驻防，其余的部队都被遣回到安徽做巡防军队，助攻天京的一万两千人也被裁撤。
不过，曾国荃所率领的五万嫡系部队和李鸿章的淮军在此次裁军中却丝毫未动，全部都保留了下来。但曾国荃的五万湘军正是清政府的疑惧所在，此军队一日不散，清政府一日不得安宁，而曾国藩兄弟无疑就会日日处在危险之中。
于是，1864年，曾国藩再次奏请将曾国荃部的五万直属湘军裁去一半，仅留二万五千人，分一万人守江宁，一万五千人守皖南、皖北。清政府接到奏折后，也一并照准。
1865年，曾国藩又宣布将张诗日和彭毓橘手下镇守江宁的一万湘军裁去十二营，仅剩下两千余人镇守江宁城。刘连捷、朱洪章和朱南桂的一万五千驻皖军队也进行了大量的裁员。经过几次大裁员之后，百分之九十的湘军被遣散，曾国藩能调动的更是屈指可数，不再能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朝廷稍稍放心。曾国藩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为了真正全面地安全起来，让清政府对自己完全放心，不再视自己为威胁，曾国藩对于以前苦苦争到的厘金也全面奏请停止。先是停解广东厘金。广东乃富庶之地，税务繁多，有地丁、漕粮、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等，本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源。1862年，曾国藩缺乏军饷，要求朝廷派出官员专赴广州办理饷金事务，广东厘金一直是湘军军饷的重要来源。但现在既然战事已停，湘军已裁，厘金自然也得停解，清政府自然是喜不自禁，立刻批准。
随后他又申请停解江西的半厘，并让鲍超、周宽世二人率领湘军归江西巡抚沈葆桢旗下，不再由曾国藩节制，江西的半厘军饷也就全部由沈葆桢支配。要知道江西的这半厘得之不易，曾国藩还曾因此与当时的巡抚沈葆桢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结仇积怨。但此时曾国藩却不再争夺，而是拱手相让。1865年，曾国藩停解用于编扩湘军而专设的湖南东局厘金。
至此，湘军的军权、财政权，曾国藩自己已经几乎削尽。此时的曾国藩，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能被清廷完全掌控的疆吏而已，基本不再对朝廷构成威胁。
毫无疑问，曾国藩的这几大措施是非常有效的。在曾国藩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的过程中，朝廷看到了他的忠心不二，不再怀疑他有二心，因而也就打消了剪除他们兄弟的想法，而继续委以重任。
4.拒绝诱惑，就是远离祸患的明智之举
曾国藩的人生在湘军彻底攻占天京、剿灭太平天国后达到了顶峰，不仅威望如日中天，而且手握重兵，大权在身，身兼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并节制四省、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等职，还是湘军的总司令，是湘军事实上的精神领袖；不仅东南半壁几乎全由曾国藩节制，手下强将无数，而且湘军集团的人脉关系更是遍布全国，全国十八省的督抚之位有十三省竟然都出自湘军系。
这样强大的势力，不仅朝廷慌张，湘军内部很多将士，甚至高级将领也都开始蠢蠢欲动，还发生过湘军将领齐聚大厅拟为曾国藩“黄袍加身”的事情。
但是，曾国藩在这种诱惑面前，依然保持了理智和清醒，保持了他一贯的稳慎和小心，轻轻巧巧地翻过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道坎，也轻轻松松地避开了人生中最有可能发生的最大的荣耀和最大的祸端！
这一切，再一次证明，曾国藩不仅是一个心怀坦荡、心口如一、忠诚可信的道德“完人”，更是一个善于远离困境、避祸躲灾的处世高手。他看时局看得准，想问题想得深，思虑周全，把一切祸患都挡在了发生之前，因而避免了自己陷入困境之中。这样的智慧，千古以来，实在少之又少！也只有这样大智的曾国藩，才能是永远的“不倒翁”，才能永远困不住！
其实，想要怂恿曾国藩自立称帝的想法，在湘军系中由来已久。早在安庆大捷之后，湘军将领就掀起过一轮“劝进”的热潮。包括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郭嵩焘、李元度、王闿运、彭玉麟等，都曾明着暗着地劝过曾国藩问鼎自立。
当时安庆克复，正待庆功，却接廷寄惊闻咸丰帝晏驾热河行宫，六岁的皇长子继位，八位顾命大臣辅佐。曾国藩和湘军将领们都有一些恍然。然而，左宗棠、胡林翼、李元度、郭嵩焘以及彭玉麟等这些识见开明的人早已洞悉这是一个湘军自立的绝佳时机，因而“劝进”之潮迭起。但都被曾国藩一一挡回。
据传最先试探的是彭玉麟。被曾国藩骂作“可恶”。
当时安庆克复，曾国藩从宿松到安庆。作为水师首领彭玉麟列队江边，迎接曾大帅沿江东下。船未靠岸，彭玉麟先差仆人递上一封无头无尾的密信，内只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据说当时曾国藩说的是：“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撕碎了，团起来，吞咽下肚。
第二个挑明的是李元度。但被曾国藩斥回。安庆被攻克后，曾国藩入住陈玉成的英王府。将士们群情激昂，想大办宴会庆贺拿下安庆，毕竟经过这么久的出生入死才终于取得一次重大胜利。但是，因为咸丰帝刚刚殡天，于礼不合，曾国藩只许他们各以一联相贺。李元度最先撰成，其联却是“王侯无种，帝王有真”。大家一见都觉得心中一跳。只有曾国藩见后大怒，不仅立即将联语撕毁，并大声斥责了李元度“没规矩”。
后来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门四子”之一张裕钊来到安庆，也贺一联，为“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曾国藩极为赞赏，并把这一联拿出去给所有的将佐看。有人看了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没想到惹得曾国藩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案树（湖南人俗称荆棘），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
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按对联的要求来说，是相当工整的。但曾国藩的意思很明显不是工整与不工整的意思，而是这一联才真正表达了他内心的想法。所谓“麟阁”，是指西汉的麒麟阁，是西汉时汉宣帝令人画包括霍光、苏武在内的十一名功臣图像，于未央宫麒麟阁内以示纪念和表彰。“破蔡州”，则是指的唐代宪宗时，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后，其子吴元济盘踞蔡州叛乱，名将李晟之子李愬雪夜破蔡州，行军深入七十里，生擒吴元济，凯旋而还。这一联把曾国藩比作是霍光、李愬一类的平息叛乱的有功之臣，这才是曾国藩所要表达的心声，因而传之诸将，也就是对诸将表明心迹。
随后又有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王闿运等先后试探曾国藩，以图劝进。但无一例外，全被曾国藩挡了回来。
据说左宗棠曾用鹤顶格写神鼎山一联，曰：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直接送给了曾国藩。
胡林翼到安庆时，不仅与曾国藩密谈国家情势，详细分析了天下大势和湘军的未来，并把左宗棠游神鼎山的这一联当面呈给曾国藩，说左宗棠请曾国藩指正。曾国藩打开一看，果然是左宗棠的亲笔，读到“似可问焉”时，心中猛然一动，顿时悟出联中的暗藏机锋，不由得默然良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还给胡林翼说：“季高的联语，我给他改了一个字。”胡林翼一看，内心苦笑，提笔在一旁再写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