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一直在耐烦二字上下功夫,凡事都告诫自己要耐得住烦,要守得住心,要忍得下性子,控制自己,强迫自己,认真、仔细、稳重地处理一切事情。不但当官要耐烦,做人、做事、处世、修身、学习、练字……做任何事都要耐烦。耐得烦,才能忍得住,忍得住才能守住心,守住心才能静下心,静下心才能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得妥当服帖,恰到好处,才能让自己轻松脱困,变逆为顺。
3.胸怀都是委屈撑大的,受得了辱才解得了困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练兵统兵,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练成一支所向披靡的劲旅,最终战胜十倍、百倍于己的太平军,立下千古奇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那种能屈能忍辱的负重精神。
早在练勇之初,长沙官场上的各种排挤和侮辱,就足以将他打得趴下,站不起来,甚至永世不得翻身。但曾国藩并没有被击倒,而是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以坚强的意志坚持了下来,最终练成一支威名赫赫的湘军。
曾国藩练勇之初,其实就没有想过要带一支“团练”,一支啥也不会只会打架的“乡兵”,他一开始一心想的就是要带出一支强悍的“新军”,一支劲旅,绝不是只会守守家园的“团丁”。在给当时的巡抚张亮基的信中他直截了当地说:“唯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裨,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榔,鸟惊虚弦……难可遽镇也。”他要改造“团练”,要把团练带成正规军。因“改图之速”,更要“立竿见影”,所以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
但是,和湘勇们在一起操练的“兵老爷”绿营兵们受不了了,这些平日里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哪受得了这个苦,上自提督,下至兵士,都对曾国藩怨恨不已。后来在提督和教官的挑拨下,绿营兵和湘勇时生摩擦。先是辰州兵挑起事端,又有永顺兵与湘勇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愈来愈势同水火,渐至常生械斗,常打群架。
当时的湖南提督,名叫鲍起豹,他对曾国藩很不满意。湘军操练很辛苦很严格,而提督管的绿营军则是吊儿郎当,战斗力极差。相形之下,就有了是非。民间普遍认为湘军好,绿营兵差,话传到鲍起豹耳中,他认为湘军的存在是在寒碜绿营;而且湘军工资比绿营高。湘军普通士兵月薪为四两二钱,比绿营兵高出百分之四十,为此,鲍起豹心里不平衡,绿营兵心里更不平衡。两支军队又时常在一起,统一操练,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士兵都喜欢赌钱。有一次,湘军与绿营兵聚赌,因为口角引发械斗,湘军士兵打了绿营兵。鲍起豹就要将湘军士兵提去处罚,曾国藩没办法——手下打伤了人,且犯了赌博,只得将肇事士兵送去绿营挨军棍。绿营毕竟是清政府的正规军,作为“团练”的乡勇,最多算是庶出的子嗣,唯有忍气吞声的份。所以曾国藩只能在忍气吞声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视忍耐本身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又有一次,湘军操练,同场还有绿营兵,不小心,湘军一枪打了绿营的一个勤务兵。鲍起豹就对曾国藩说,你把走火的士兵找来,捆到绿营,打上三百军棍!三百军棍是什么概念?至少把人打得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团练不是国家正规军,手下既然伤及正规军,自然得按民人袭击军人的法条进行处罚。只是,真把人送过去,曾国藩很难受。没办法,最终还是送过去了。至于平时,绿营欺负湘军的事例亦不少,哪怕是曾国藩的亲兵,也常被打骂。
有一回湘勇哨官鲍超和塔齐布带着几个勇丁在长沙城中闲逛时,受到绿营兵的讥讽,塔齐布和鲍超毫不退让,双方矛盾激化。这几个绿营兵气极回营,添油加醋,极言湘勇欺人,于是鸣号列队,大张旗鼓地来打架,这回下手更狠,打死了人。曾国藩以为,可算找到机会立威了。他对鲍起豹说,你得把肇事绿营兵捆过来,由我依法处置。依法,这个绿营兵就是死罪。曾国藩对绿营兵仗势欺人的行为早就不满,于是郑重地发公文给提督鲍起豹,明确要求逮捕肇事士兵。
鲍起豹二话不说,还真就把人五花大绑地送到了曾国藩的审案局。但实际上却派人四处散布曾国藩要严惩打架的绿营兵的消息。两队打架常有的事,却为何只惩罚绿营兵?绿营兵的愤怒一下子被点燃,聚在一起冲向塔齐布的住所,一顿打砸抢,亏得塔齐布躲在草丛中才幸免此劫。
这群绿营兵砸了塔齐布的房子后,又冲向曾国藩团练大臣公馆,挥舞刀枪找曾国藩算账,甚至有人咆哮要杀死曾国藩。曾国藩没料到绿营兵会如此丧心病狂。曾国藩被堵在屋内,进退不得,只得派人向巡抚骆秉章求救。可是,骆秉章更是只老狐狸,明明只一墙之隔的两个衙门,却一直让绿营兵闹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才来到审案局,且不仅没有惩罚那些绿营兵,还当着曾国藩的面给他们松绑,向他们赔不是。还要求曾国藩放人。走投无路,曾国藩无奈,只好放人。这是很屈辱的一件事情:当着那么多无知无识的乱民乱兵,堂堂二品大员、钦差团练大臣,明明有理却不得不低头,还做声不得。只能“打脱牙和血吞”,生生地忍住。
这件事过后,一连好几天曾国藩都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想着自己身在热孝之中,却能夺情出山,无非是想匡时济民,上报君恩浩荡,下为黎民造福,也为自己一展鸿抱。却不想到长沙的这七八个月来,事事不顺心,处处不如意,每天困心横虑,隐忍硬撑,实在疲累之极。他细细分析之后,终于看清,长沙不是做事的地方,官场暮气沉沉,绿营积习难改,他们什么正事也干不了,而曾国藩要是想干一点事出来,他们则会处处使绊,时时掣肘,根本不会让你干成事,如果死守这里,只会被他们困住,终将一事无成。因而,长沙绝非久留之地,必须离开长沙。
1853年8月13日,曾国藩给朝廷上《移驻衡州折》,请求到衡州练勇,并保衡州安宁。皇帝准奏。于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勇带着屈辱脱出长沙这个牢笼,奔向衡州。不想从此摆脱了一切掣肘,安心练兵,终于开启了湘军的辉煌之旅。当然,其中的艰辛过程又非三言二语可以道尽。但是,凭着曾国藩一贯的坚忍和恒心,经过五个月的苦练,终于练成一支一万多人的湘军,声威大振,并从此步入了自己的辉煌人生。
1854年2月,太平军围湘潭,朝廷调湘勇征剿,曾国藩统率着军容整齐、军威肃穆的一万七千名水陆全师,浩浩荡荡开进长沙,军容之盛,军规之严,立时把萎靡不振的绿营比了下去,湘勇终于扬眉吐气。这正是曾国藩愤走衡州之后五个月中“打落牙和血吞”、咬牙坚挺的结果!在湘潭激战中,湘勇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激烈作战,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取得了清廷在与太平军对战中真正的第一场重大胜利。有力地证明了湘勇的作战实力,朝廷对此褒奖有加,这算是为曾国藩这一年多来的咬牙坚挺缔造了一个完美的结果。
后来他对幕僚谈起往事时,感叹地说:“起兵亦由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命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见要不是当时情势所激,要不是他那种不服输的倔气,哪会有后来的曾国藩!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对一切的挫折和困境,他不是怨天尤人,不是服输退却,而是打脱牙和血吞,绝不服输,而是咬牙坚持,忍辱负重,徐图自强。他虽是一介文人,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与枭雄的完美结合体。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受过的委屈数不胜数,经历的挫折也不可谓不多,打过的败仗更是数不胜数,甚至无数次身陷绝境。也正是因为这些委屈、这些挫折、这些败仗,才使他养成坚忍卓绝、傲视富贵的坚忍性格。“坚忍”不仅使曾国藩树立了“好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信念,同时也使他成为晚清历史上一等一的人物。
4.蛰伏老家,身入困顿专心黄老
1857年2月27日,正在江西南康大营的曾国藩与弟弟国华、国荃收到父亲在老家病逝的讣告,悲痛难抑。曾国藩马上给皇上拟了一个《回籍奔父丧折》,决定回家奔丧:
微臣服官以来,二十余年未得一日侍养亲闱。前此母丧未周,墨襄事;今兹父丧,未视含殓。而军营数载,又功寡过多,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赎之罪。瑞州去臣家不过十日程途,即日奔丧回籍。
曾国藩想到目前局面,处处掣肘,硬着头皮顶下去,日后会更困难,无故撒手不管,上下又都会不许,不如趁此机会摆脱这个困境,把这副烂摊子扔给江西,给朝廷一个难堪。这水陆二万湘勇,除开他曾国藩,还有谁能指挥得下?到时,再与皇上讨价还价不迟。曾国藩觉得以此时之境遇,是越早离开越好,决定不待皇上批复,当天即封印回家。
原本是暗含了赌气和要挟的回家守制,使的是“欲擒故纵”之计,却不想皇帝将计就计,真的答应了他开缺回家在籍守制的请求,而且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像把他忘了似的,就让他待在家里,读书、守墓、尽孝,再也不管他了。
这一段时间,原本以为离了自己就没人指挥得了的湘勇,却捷报频传。先是收复蕲水、广济、黄梅、小池口,接着水师外江内湖会合,夺取了湖口,打下了梅家洲。四月,又一举攻克九江城,林启容的七千名太平军全军覆没。为此,官文、胡林翼赏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赏加巡抚衔,杨载福实授水师提督,彭玉麟授按察使衔,均赏穿黄马褂。消息传来,曾国藩又喜又愧。喜的是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勇,建立了如此辉煌的战功;愧的是自己过去自视太高了。这一年多来不在前线,湘勇水陆两支人马在胡林翼、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的指挥下,反而打得更好,而自己只能守在老家,一无所事,一无所成。曾国藩心绪如麻,纷纷乱乱,不知如何是好。脾气也变大了,性情也变暴躁了,每天气郁难平,非常苦闷,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吐过血,身体、心情都到了最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