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为了表示抗议，黄逸梵决意和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一道出国。张茂渊也是新派女性，反对哥哥而支持嫂子。那一年，黄逸梵已经二十八岁，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是当时出国中的“异数”，说她“不安分”，“进步女性”的都有，张爱玲则很佩服母亲的勇决。她后来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她去法国的时候，张爱玲只有四岁，她还不懂人世悲欢离合下所隐藏的沉痛和哀伤，像绵绵的秋雨，洒得人心头好冷。
后来，她回忆母亲起身时的情景说：“上海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亮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好像没听见——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一闪一闪，是海洋的无穷无尽的颠簸悲劫。”
这个世界上，女人本身就是弱者。不管体力、精力都不如男人。黄逸梵无止境地痛哭，是对自己婚姻的绝望和控诉。但不管是封建社会，还是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都无力在根本上解决这样女子不幸的命运，尽管她丢下儿女出国了，亦只是暂时的逃避，黄逸梵清楚，张廷重更清楚。
她走了，张爱玲会跟弟弟张子静坐在花园里，数着秋风下的残叶，一片一片，脱离了母亲的怀抱，它们的孤单与迷茫，只有它们自己明白。而他们姐弟俩人的苦楚又会有谁知道？风是无语，叶是无情，张子静曾对姐姐说，他不知道“母亲”这个词代表的具体含义，他从来就没感受过母爱。张爱玲不知道怎么安慰弟弟，因为“爱为何？”她亦不知道，抬头望着树上鸟巢里的小麻雀。雀妈妈也怀孕了，在那叽叽喳喳地唱着歌，她在期待新生命的降临吗？她想要雀宝宝吗？如果要了，会爱吗？要是爱着就不会离别了吧？
我们每个人都对生命产生过质疑，也曾想狂喊地询问苍天，为什么生命的旅程充满着艰辛和苦难，为什么拼了命地去争取，最终亦是两手空空。他们说人生如戏，入戏了，被“戏”本身捉弄嬉戏；出戏了，亦把一切归还于“戏”。闭上眼，期盼来世不要为人，甘愿做个石头，可以安静地，踏实地过一次。
黄逸梵走了，张廷重马上把外面的姨太太迎进了门。姨太太本是妓女，绰号老八。一进了张家，张家立刻变得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姨太太性情暴躁，看着张爱玲站在张廷重身边念书，便亦教自己的一个侄儿读书，背不上就恣意打他，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姨太太和张廷重也吵架，有次动手把他打了，用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于是，家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张爱玲坐在窗台上，看着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
太太走了，姨太太也走了。这个家里很冷吗？谁都留不住？不知道那时，张爱玲会不会意识到自己将来亦会从这里逃出去，没有一丝留恋和牵挂，比他们任何一个走得都凄绝，都干净！
有人说，不管处在什么时代里，童年都该是美好的。张爱玲的童年婢仆簇拥，娇容华贵，这里充满鸦片燃烧的雾气，一团团，一簇簇，像迷离的花。花里没有母亲，只有张廷重坐在那里，头上搭着一块湿手巾，两眼发直，不知道他终日想些什么？未来？过去？或者是死亡？因为打了过度的吗啡，他已经几次跟死神交锋。32岁，人生的黄金年龄，他却恣意地浪费，布满暮气沉沉的况味。
张廷重本来在津浦铁路局做英文秘书的职位，是个闲差，并是在他堂兄辖下单位，张廷重就更加放肆，根本没去过，加上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声名狼藉，影响了堂兄的官誉。恰巧1927年1月堂兄又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张廷重失去靠山，只好离职。
这件事情对张廷重打击很大，终日阴气沉沉，张爱玲不敢靠近他，总会找亲戚中的一位被称为“三大爷”的老人，他永恒地坐在藤椅上，就好像长在那里似的，并且永远重复一个问题：“认了多少字啦？”再就是：“背个诗我听！”“再背个”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
张爱玲会悄悄退出来，年幼的她不知道什么是亡国，更不清楚老人在哭什么？只知道身边的人都不会笑。抬起头，看看天，天依旧是蓝的，像块洁净的大台布，阳光细细碎碎地扬洒在上面，很美，可是这样美的世界为什么从来不能叫人欢乐呢？
张爱玲幼小的心在冰冷中慢慢沉寂，她时常会萎缩在黑暗的角落里，和父亲张廷重保持一样的姿势发呆，只是她知道自己想些什么，她想着未来，想着树上那只小麻雀，它的童年快乐吗？
如果可以，张爱玲也想做只小麻雀，在父母的关爱中幸福生活；如果可以，她愿意给出漂亮的衣服，香甜的糕点；如果可以——只可惜世界上没有“如果”的立足之地。这些虚拟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在现实面前如此苍白无力。张爱玲明白，所有人都明白，可是就算把“如果”丢进黄河，亦不能阻止它们所散发出来的致命的诱惑！所以人们都抱着幻想，每天都在期盼，等待。如果可以——
亦曾渴望
那一年张爱玲8岁，生活仿佛一直对她展示着腐烂、颓败的一面。那里没有阳光，布满着墨绿色的苔藓，湿湿的，滑滑的，轻轻踩上去，就会被心存的那一丁点希夷绊倒，手脚酸痛。所以张爱玲会选择安静地坐下，看着这个阴冷的世界，她希求人世完美，可完美在哪里？
张爱玲8岁的时候，那个****的年代发生了很多事情。奉系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失利，从北京撤回东北途中，于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死；张学良“东北易帜”，以示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那一年，政府公布上海市总人口数为2717000人，其中外侨人数47000人，上海位居世界第六大城市；那一年张爱玲还不叫张爱玲，叫张煐，跟父亲张廷重回来上海，迎接母亲黄逸梵回国。
生活似乎给张爱玲开了一扇温暖的窗，母亲黄逸梵回来的那一天，她吵着穿上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满心欢喜地等在码头上。可是黄逸梵看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孩童的心都是敏感的，张爱玲的笑容渐渐淡去。不久，母亲就给她添了很多新衣。
黄逸梵的回来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张廷重痛改前非，被送进医院戒毒，黄逸梵开始按照她在欧洲游历四年的见识来改造这个家。他们搬进了一所新的花园洋房里，青青的草，醉人的花，小狗在园艺丛里钻来钻去，家里陡然添了许多优雅雍容的客人，多了钢琴、油画这些新颖的摆设，多了歌声和笑声。
当黄逸梵和一个胖阿姨并肩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时，张爱玲会笑得打跌，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她是真心快乐，好像从记事开始，第一次这样开心过，因此好多年好多年以后她还清晰地记得。
家里的一切都是美的巅峰，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不甚协调，然而张爱玲由衷地喜欢，连带地也喜欢英国，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代表着母亲的来处，使她联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虽然母亲黄逸梵一再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依旧没有纠正张爱玲最初的印象。
一个早慧而敏感的孩子，她成长的道路一直被细雨倾洒，忽然有一天被阳光攻占了一角，她会显得格外珍惜，如此贪恋阳光的味道。她开始比较像一个正常的得人宠爱的好孩子那般乖巧起来。学英文，学钢琴，学画图，黄逸梵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忌讳用红色，背景看上去应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她同母亲一起看电影或是听音乐会，母亲叫她不要出声，她便端坐着一动不动，完全是一个西式淑女的风范；她们也会在花园里散步，讨论英国和法国的天空有什么不同，空气中充满着西式的浪漫，回到房间，黄逸梵会拿起《小说月报》看，有一次上面登了老舍先生的小说《二马》，黄逸梵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张爱玲就靠在门框上笑。
在母亲创造的这一种气氛里，她学会了一种“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黄逸梵说起它的历史，竟会掉下泪来，黄逸梵见了对张子静说：“你看姐姐可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
张爱玲笑了，世界上还有比真诚、充满爱心的话更温暖，更幸福的吗？没有了！再也没有了！那一刻，世界是美的，花是红的，空气是清新而醉人的。张爱玲祈祷这样的日子永远继续下去，如果她的愿望实现了，那么这世上就会多一个美满的家庭，但或许会少一位深刻的作家。如果让我来选择，我希望是前者，温暖一颗孩子的心比什么都重要。
可惜老天并没有听到这个孤苦女孩子的祈祷。张廷重从医院回来了，不久又重新抽上了鸦片。他根本就戒不掉，因为他的心魔不死，烟瘾就不会死！
毫无疑问，张廷重的世界是悲哀的，他的心爬满了蜘蛛网，结了许多丑陋的结。怀才不遇，便是其中最古老，最长久的结。他看不清这个世界，看不清自己，面前的路似乎错综复杂，但是他不知该走那一条。他每天畏缩在椅子上，靠着吗啡来麻痹，幻想旧王朝重来之日；对于妻子的矛盾是旧结上又攀索了新结，有个美丽聪慧的妻子是男人的福分，但这个妻子个性刚硬，原则分明，与丈夫的思想看法完全南辕北辙，那便是危险的信号了，慢慢堆积就会成为婚姻的冤孽。
望着天使般的妻子，张廷重只想到一个大家族通常惯用的方法来解决，那就是金钱约束！自古留下的家族生存法则里明确地写着，血脉的亲疏并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和权位才是关键，张廷重曾被兄长挟制过，所以亦打算用这一招剪断妻子远飞的翅膀。他想尽各种理由不肯拿出生活费来，叫妻子贴钱，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想走也走不了了。
黄逸梵马上看清了张廷重的小伎俩，两夫妻再度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比赛似的砸杯子，砸家具。张爱玲再次陷入无助的黑暗的深渊里。每当父母争吵，佣人们就会把小姐弟拉到花园里静静地玩，不要出声。春暮迟迟，太阳的余光斜洒在身上，刻骨的冰凉，张爱玲听着楼上的争吵声越来越响亮，她和子静会惊怯地面面相觑，都不敢说话。
阳台上挂着绿竹的帘子，风一吹，像绿色的大海，母亲的哭泣是大海里最最无助的凄凉。月光从厚厚的云层里走出来，柔柔的光线照在沉寂的庭院里，张爱玲的心再次被冰冷覆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逃出这个冰冷吵嚷的噩梦。
在黄逸梵和张廷重的争吵里有一条是关于张爱玲求学问题的。黄逸梵坚持送她去学校受教育，在此之前，张爱玲和张子静一直在家里由私塾先生教学的，主要是教认字，背诗，读四书五经。而黄逸梵在欧洲游学四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坚持认为新式教学才是科学的，多元的教育，执意要送孩子进新式学校。
张廷重则坚持不同意，他骨子里遗传着太多陈旧的东西，女子无才便是德，何况洋人办的学校有什么好的，让女儿跟她的母亲一样，满口英文，满世界乱跑？有那份钱还不如买两口烟抽。他的世界被厚重的乌云覆盖着，“责任”两个字早被压缩成迷离的水汽，在那里孤零零地发着抖。他完全无视的同时，将钱财安排得公平合理，逛堂子，抽鸦片，玩女人，生活完美得无可挑剔。
他的自私和毫无责任叫黄逸梵伤透了心。然而张廷重终究没有争过妻子，有一天他上楼休息的时候，黄逸梵像拐卖一样地拉着女儿的手，偷偷从后门溜出去，径直到了黄氏小学报名处。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支着头想了片刻说：“填个什么名字好呢？张煐这两个字叫起来嗡嗡的不甚响亮——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吧。”于是，便随手填写了“张爱玲”三个字。
张爱玲一直都记得母亲拉着她手偷跑出来，与那个斜着头取名字的样子。而不久，黄逸梵再次签了一个字，那就是跟张廷重正式签字离婚。
离婚自然是黄逸梵提出的，并请了外国律师，张廷重起先是不愿意的，签字那天也还吃吃艾艾地磨着时间，直到黄逸梵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了。”这句话叫张廷重十分受伤，便也签了字。
张爱玲和弟弟子静都归张廷重监护和抚养，但黄逸梵在离婚协议里，坚持张爱玲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意见，教育费用则由张廷重担负。
这里并不是母亲太偏爱张爱玲，而是她认为子静是个男孩，张廷重不会不叫他接受好的教育，没想到她一方的相信却耽误了子静一生的学业。
一个短暂幸福的家就这样破碎了。自此之后，张爱玲跟童年挥手说再见，并在日后说了叫人刻骨铭心的话：“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
家？究竟什么是家呢？家里的成员都是血缘至亲的人，他们应该互相关爱，互相依靠，彼此取得温暖和灵魂的安静。而父母是孩子的榜样，教会他们如何爱，如何面对这个纷乱的社会，如何选择自己该走的路。
张爱玲的世界里没有爱，如果说她是父母欢愉过后的产物太过冰冷，但我们又能说她什么呢？她感觉到过家庭的温暖吗？她知道什么是爱吗？在满满鸦片朦胧的房间里，幽暗肆意生长，爬满了脚，爬满了心。当她走在回廊里，那单薄的背脊可否叫张廷重和黄逸梵感觉到羞愧？我想他们不会，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到，一个忙着布置自己的新家，一个正被鸦片麻醉着。渐渐地，日子久了，感觉到鸦片已经不能麻木他的苦闷，张廷重开始打吗啡，并雇佣了一个男仆，专门替他装烟打针。
起风了，阳光又被厚厚的云朵埋藏起来，张爱玲来到了杨树下。那里的雀妈妈正在小心翼翼地喂宝宝吃小虫子，张爱玲的泪轻轻地，轻轻地滚了下来。她比什么时候都渴望自己就是那只小麻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