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涅特的赞誉让年纪轻轻的张爱玲欢喜不已，又为《二十世纪》写了好几篇文章，其中最多的是影评，在1943年5月号上，她写了Wife，Vamp，Chid（即《妻子，荡妇，孩童》，后译为《借银灯》），评论电影《梅娘曲》和《桃李争春》；在6月，她发表了The Opium War（《鸦片战争》），评论电影《万世流芳》；在7月，她在On The Screen（电影评论）的栏目评论电影《秋之歌》和《浮云眼月》；在8，9月合刊上，她发表了Mother and Daughters—in—Law （《婆婆和媳妇》），评论《自由魂》，《两代女性》，《母亲》三部片子；在10月，发表了一篇无题文章，评论李丽华，严峻，王丹凤主演的《万紫千红》和刘琼自编自导自演的《回春曲》； 11月又发表了China Educating Family（即收入《流言》的《银宫就学记》）。这些文章的接连推出，立即显示了张爱玲深厚的英文功底，使她一鸣惊人！
梅涅特对这个年少的中国少女印象深刻，1943年6月，她发表了Still Alive（中文译名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这篇文章对张爱玲的早期创作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文笔流畅细腻，集中地表达了张爱玲对人生世相的理解和感悟。其实一直以来张爱玲就把自己放到了观察者的位置上，对战乱中的中国人生活，讥讽并热爱着，关注却尖锐地批评。
在她看来，中国这片宽阔的土地上养育着极其自私的人种，男性统治着这个社会，女子残喘苟活。她举的例子是京剧《红鬃烈马》，“《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袒露出了男人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夫人搁在寒窖里，不闻不问，放任自流。终于有那么一天，他良心发现，不安心起来，便星夜赶回家里。夫人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已经被贫穷，寂寞，孤苦作践尽了，含着泪，却无力叫泪珠滚落，然而男人无法理解她心底深处的悲哀，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消以往的一切。他封了她做皇后，为自己赢来美名，却并未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人家虽然背着妾的名声，却年轻，当权。戏弄地看着这位‘糟糠之妻’在自己手底乞讨生活，她命薄，在皇后的位置上只活了十八天就死了。”
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只能看到男权社会温暖面纱下的虚伪与残酷。在生命的角度来看，人都是自私的，谁都不会同情“弱者”。纵是同为女人，但一山怎可有二虎。眼不见，心为净，少了一个碍眼的，天下会有多少太平。
曾经看《三国演义》，赵子龙在长坂坡为救主公之子，险些丧命。刘备就巧用“摔死儿子”一招来拉拢人心，感动得子龙热泪盈眶，其实何必呢？人都救回来了，他还当真能摔死不成。人和人之间还是少一些虚情假意，多一点坦诚真挚比较好，宁可叫他轻声道句“感谢”，而不要闹出这样的戏码来。不过不能不承认，刘备还是厉害的。诸葛亮是中外罕见的完人，只因“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情，抛下卧龙岗自由自在的生活，出来跟随刘备，欲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然而天不遂人愿，江山未定，人先亡。为了“先帝”，年过花甲的老人亦舍命忘身为阿斗争天下。空城计用得好，逼退司马懿大队人马，亦逼落无数人的眼泪。诸葛亮当真不曾后悔，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在锣鼓喧天中，在“阿斗”吃喝玩乐中，为何只看到诸葛亮背脊上，凄凉的寂寞。
中国向来不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一般常人也习惯于将自己的价值与追求，紧紧系在社会秩序中的一个位置或者环节上，以来求得别人眼中的成功，就算失去生命中真正美好的事物也在所不惜，可悲，可叹，可笑！正如张爱玲所说：“中国的悲剧是热闹，喧嚣，排场大的。”八国联军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慈禧还能风风光光地庆祝自己的寿辰；战争的号角从未停歇，歌舞厅中的罗曼蒂克也一刻不曾遗落；我们生活在闹剧中，张爱玲却冷静地站在闹剧背后，看着生活的滑稽与悲哀，然后清楚地写出来，告诉所有的人。
《洋人看京戏及其它》这篇文章一刊出来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梅涅特在《编者按》中指出：张爱玲之所以备受称赞，主要原因在于“她不同于她的中国同胞，她从不对中国的事物安之若素；她对她的同胞怀有的深邃的好奇心，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解释中国人”。
同年12月，张爱玲又发表了Demons and Fairies（中文译为《中国人的宗教》），是她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最长的文章，目的仍是“向外国人解释中国人”，在这里她谈论了中国人的怀疑主义。“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是悲观”。她谈到了中国人普遍的人生态度，“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不管有没有意义，反正是活着。我们怎么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则的好——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他们说人生如戏，每个人都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时而哭，时而笑，时而迷茫，再理智的人亦不免被俗套所累，但张爱玲注定与众不同，她竟真的做到了全身而退，坐在台下，慢慢喝着茉莉花茶，不动声色地看着台上喧闹疯狂的表演，时不时露出会心一笑。她可以心明眼亮地道出人类最私地的丑陋与虚伪，却无法忽略掉自己曾经受伤的心，她嘲讽挖苦的同时亦怀着对生命无言的痛楚与热爱。这种特殊的生命观感，实则源于她黑暗破碎的童年。
“她早年的身世影响了她人格心理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她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不幸的童年，没落的家庭，动荡的现实环境使她成为一个‘失落者’，造成她复杂的心理矛盾，‘失落感’是她基本的心理状态，从而导致了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她对人性是悲观的，对历史文明的发展也是悲观的，构成了她的人生悲剧意识”（宋家宏；《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
或许张爱玲的人生本身就是悲剧，但是她可以做到将悲哀压在心底最深的角落中，上个锁，冰封起来。她平淡地面对人生，面对自己的生活，为现实所迫，她需要挣钱养活自己，而《二十世纪》给了她很好的舞台。正如张爱玲所说，她选择替英文报刊写稿，主要原因就是英文报刊的稿酬要比中文高很多。她爱钱，她想过一种新的生活：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管自己，自由自在，独来独往。她曾经明白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
钱是什么？每个人出生便被父母的关爱包裹着，有衣穿，有饭吃，有学上，说来俗套，那些都是用钱来支付的。我们恬不知耻地享受着父母的血汗与心血，视付出为理所当然。
曾经看过这样一篇文章《儿啊！我多希望是你养的一只狗》，文章里介绍的是花甲父母，费尽心力地将儿女养大成人，结果他们嫌弃农村的艰苦，都留在了城市。忙碌中，养了一只狗来取乐。母亲站在门口盼着儿女归来的时候，他们带着狗宝宝散步；父亲胃痛，蜷缩一团的时候，他们为了狗宝宝的发烧而奔波忙碌；父母吃糠咽菜的时候，他们在超市细心地选着狗粮。母亲眼中滚下了泪水，父亲轻轻地叹息声，在苍凉的白雾中深沉悠远。“儿啊，我多希望是你养的一只狗！”人心往下长，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子女的伤痛，却那么容易就忽略掉父母的悲凉。
下雨了，清凉的雨丝打湿院落里芭蕉的轻灵。燕子躲在屋檐下，呢喃低语，似乎在嘲笑，似乎在悲怜，似乎在呼唤。万事万物皆有灵性，人类是其中最极端，最复杂，最贪心的动物。走在雨中，会奢望阳光的明媚，而拥有后，亦会追逐雨的宁静。
张爱玲也贪心，《二十世纪》给了她一把真正敲响文学大门的钥匙，但它毕竟不是文学圈的杂志，舞台太小了，根本无法满足张爱玲。她是为“文”而生的，需要在轰轰烈烈中演绎生命的极致，用墨香换取更大的成就，更明亮完美的生活。
炉香清屑
1943年春天，张爱玲在给《二十世纪》、《泰晤士报》等英文报刊撰写影评的同时，用中文写了两篇短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沉香屑 第二炉香》。她就是想用这两炉的沉静之香，去叩启仰望已久的上海文坛大门。
有了在《二十世纪》攒来的自信，她没有像一般初作者那样忐忑不安地把稿件塞进邮筒，而是直接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为了这次拜访的成功，张爱玲第一次这样慎重而细致地做了准备。她知道周瘦鹃酷爱园艺，与母亲一系的亲戚园艺家黄岳渊交情甚深，便特意带上他的介绍信，穿上专门为这次拜访而做的一袭鹅黄色，裁剪得体的旗袍。
周瘦鹃笔名紫罗兰庵主人，即遭鲁迅讥讽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画蝴蝶于罗裙，认鸳鸯于坠瓦。周瘦鹃主编过《礼拜六》杂志，以“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的口号相号召，其趣味性、娱乐性在市民阶层中深受欢迎，它的影响即使是一般正统的新文学作家也不得不承认自叹弗及。当然，一般新文学作家往往并不视“鸳鸯蝴蝶派”为“文学”，或者说有进步意义的文学。张爱玲本人少年时候曾模仿过一段时间的新文学，但稍长后，她就不喜欢“新文学烂调”，讥讽为“台阁体”，她一生最为热衷的还是“海派”的言情之风。所以，她去找与上海小市民气味相投的《紫罗兰》杂志自然很容易理解。
而命运再次垂怜了这个雾气一样迷离的女子。那次拜访，张爱玲和周瘦鹃谈得甚为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