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延安到临县三交镇
叶剑英从北平回到延安的时候，延安城正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之中。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由于无力继续进行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便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中共中央面对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进攻，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中央指定叶剑英、杨尚昆负责驻延安各机关撤退的组织指挥工作。3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在西北野战部队的掩护下，全部撤离延安。同时，任弼时电告晋绥军区的贺龙和李井泉，中央直属队将转移到晋西北。
3月29日；中共中央于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各项工作。随后，中共十央又决定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3月下旬，叶剑英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地区。从延安撤退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3000余人，经过艰苦行军，至4月上旬陆续到达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及其附近的10多个村庄。
三交是一座山乡小镇，东倚吕梁山脉，西临滚滚黄河，是山西省通往陕西省的要冲之一。三交又是1941年即被八路军解放的老解放区，人民群众觉悟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听说中央机关要来，他们主动腾出窑洞，准备物资，热情迎接。4月2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贺龙、叶剑英在三交开会，讨论中央工委、后委的工作。这次讨论的问题，由周恩来回陕北同毛泽东、任弼时研究后确定了下来。
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的中央后方委员会，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摊子。它包括：军委总参谋部一、二、三局一部分，军委总卫生部，中央办公厅、城工部、交际处、外事组、立法委员会、妇委、工委等部分单位以及中央警卫团的一小部分，还有烈士家属等。以后，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的干部，也陆续到达三交。中央后委领导的人员最多时达5000余人。
中央和军委机关撤到三交以后，许多人听到革命圣地延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又听不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消息，一时不了解战局的发展，十分焦急。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立即决定给后委的干部们作一次形势报告。
4月的一天下午，后委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听说叶“参座”作报告，一个个急切地涌进会场，坐在老槐树底下静候。不多时，叶剑英来到会场。他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并告诉大家，毛主席很好，中央的领导同志们都很好，他们仍转战在陕北。接着，他介绍了解放军在西北和全国其他战场的战况，说：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给胡宗南留下了延安一座空城。敌人虽然进了延安，但他们背了个包袱。我们在延安附近连续打了胜仗。当然，战争是残酷的，艰难的。同志们要有精神准备，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要有胜利的信心。大家听了叶剑英的讲话，消除了自延安撤退以来笼罩在心头的沉闷情绪，受到了很大鼓舞。
为了加强对后委机关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叶剑英明确提出：中央机关合并后，要加强集中领导；各机关的任务，按组织系统落实；加强组织纪律性，纠正某些散漫的现象；充实业务人员，减少杂务人员；各机关只开展补助性、供给性的生产，使工作人员集中精力从事工作；适当地、妥贴地安置老弱，幼小、疾病人员，减少工作机关的负担。为此，特设中央直属纵队管理处，在中央副秘书长直接指导下，统一管理中央直属机关的供给、卫生、党务、教育、行政各事项，形成一个行政管理系统。后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致赞同叶剑英的意见。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后委的组织系统很快进行了调整和整顿，统一了领导。接着，叶剑英要求各部门立即恢复业务工作，并向军委机关提出一些题目，责成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研究。这些专题主要是：自延安到临县的行军总结；保卫工作；保密工作；情报保障；通信联络；后勤供应保障等。尔后，叶剑英多次主持后委领导同志开会，对上述题目逐个进行研究讨论。参加讨论的除后委负责人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不久到中央工委工作）等人外，还有帅孟奇、戴镜元、王诤等。经过多次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各部门迅速将各项业务工作开展起来。
二中央的“耳目”
中央后委的首要任务，是协助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为此，既要担负中央的后方保障工作，更要做好参谋部的工作。叶剑英在统筹后委全面工作的同时，将大量精力放在领导军委总参谋部的工作上。总参谋部机关除留下少数机构和人员跟随中央前委以外，大部分都撤到了三交，由中央后委领导和指挥。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要了解全国的战争动态和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主要靠后委提供情报。中央同全国各战略区的通讯联络，也主要靠后委保障。因此，后委的任务十分繁重。叶剑英十分重视情报工作，他说：情报是指挥员定下作战决心的重要依据，后委要充分；利用电台集中和驻地固定的有利条件，为中央做好情报工作。他经常听取情报部门的汇报，及时给予指示。1947年5月18日，叶剑英在听取情报工作负责人戴镜元的汇报后，作了，明确指不。他说：情报工作的方针，应以抓战略侦察为主。要加强对国民党中央重要的军事部门、特务系统和各大战区的侦察，注意收集战略性的情报。按照叶剑英这一指示，情报部门立即对工作作了调整和部署。他们想方设法克服许多困难，完成任务。电源不足，就采用手摇马达发电。设备性能差，就想办法进行改善。在不长的时间内，他们就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20多部电台，提高了工作效率。一次，叶剑英到情报部门驻地检查工作，发现有些电台架设方向不对，便对戴镜元说：电台这样架设，不利于对敌工作。戴镜元很快同工作人员作了研究，大家都觉得“参座”的意见提得好，立即对电台的位置重新作了调整。叶剑英还提出情报部门每天收集的情报，要及时报告给他，同时编一个军政情况汇报，及时通报给中央的毛、刘、周、朱、任5位领导。6月5日，叶剑英又指示戴镜元，通知各大区野战军的情报分支机构，要把所得的情报，每3天或者5天向总部汇报一次，以便总部全面地加以综合整编，上报中央和军委。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全军性的情报网。有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叶剑英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中央报告。如1947年6月12日，他向正在陕北天赐湾驻扎的中央前委报告，追击中央前委的国民党军董钊部整编第一军，已到巡检司、马家台一带，前委机关西去如受阻，建议往杨桥畔之东南、青阳岔以北之线东向小理河。中央前委机关随后重返小理河一带，并在此驻扎一个半月，举行了著名的小河村会议。6月22日这天，他又两次致电中央，报告获得的国民党在沈阳、长春的军队准备增援四平街国民党守军的计划。
后委的情报工作不仅保证了中央和军委耳聪目明，有效地进行指挥，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的作战行动。1947年6至8月，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军鲁西南，挺进大别山等战略性作战行动，情报部门先后及时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兵力配置和蒋介石对战局的判断等极有价值的情报，使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在明了敌情我情的情况下，及时定下决心，正确选择战机和作战方向，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这期间，人民解放军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等各个战场的重要作战，情报部门也都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因而受到中央和各战区指挥员的赞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就不止一次地说：总参情报部门的情报搞得及时准确。邓小平直到1975年，还没有忘记情报部门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功劳。这年4月，他见到戴镜元时，感慨地说：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通讯联络，是总参谋部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叶剑英对这项工作也十分重视。他要求通信部门的同志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时刻保持中央和各地通讯联络的畅通，不能出任何差错。中央军委的电台，90％以上都集中在三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绝大多数都由后委转达。各战略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许多电报，也是由后委向中央转报的。根据中央的指示，后委还负责各战区的经验交流。各野战军的作战经验总结，绝大部分都先送到中央后委，再由后委整理上报中央，或介绍给各战略区。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许多部队迫切需要了解城市攻坚作战经验。叶剑英指示参谋人员，及时组织总结和介绍了解放军解放石家庄等战役的经验。1947年底，陈毅去陕北参加中央会议，途经三交时，叶剑英请他介绍了华东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经验。叶剑英组织参谋部人员，认真研究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局，及时向中央提出了许多关于战争指导方面的建议，为中央所采纳。
后委还是一个人员和物资的中转站。由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筹措的供应中央的物资、经费，以及部分兵员，都是先集中到后委，再由后委运送给中央的。叶剑英还多次同各战略区联系，为陕北战场征召、训练新战士。1947年6月至7月，他与晋绥、晋察冀解放区联系，征召了一个团的新战士，并配足武器，经过短期训练，开往陕北。
后委为协助和保证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正如王震回忆所说：“那时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打圈圈，彭老总带我们在前边打仗，剑英同志在山西三交的窑洞里，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委工作。不只是管后方保障，更多的是做参谋部工作。每天，我们军队的行动，敌人兵团的运动，双方态势的变化，都得及时掌握，并向统帅部通报。那时，后委实际就是军委的参谋部，中央的‘耳目’，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三城工部与外事组
叶剑英在抓紧军委参谋部工作的同时，还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央机关的工作。中央城工部，负责对全国各地的地下党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统筹和联络，部长由周恩来兼任，李维汉任副部长。撤离陕北时，李维汉和城工部迁到了后委。在周恩来领导下，叶剑英与李维汉具体指导了各地地下党的工作。
1947年4月29日，中央在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中说，城工部自去年底改组以后，其任务已定为：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并训练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干部。现在除各解放区的中央局下设城工部外，各解放区的区党委，如周围有蒋管区可进行工作的也得设城工部。5月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要保护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要坚持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将公开合法的斗争与隐蔽的斗争结合起来；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叶剑英、李维汉组织城工部人员认真学习中央的这些指示，并结合各地的情况具体贯彻落实。5至6月，叶剑英同李维汉及城工部人员一起，对蒋管区的农村武装斗争、统战工作、党的组织、城市斗争等问题研讨出一个提纲，报中央批准后，发给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分局参考。同时，还抽调了20名经过学习及土改斗争锻炼的得力干部，从7月起陆续派驻蒋管区，加强了对蒋管区斗争的领导。这期间，叶剑英与李维汉一起，多次根据中央的指示，致电香港分局方方、林平和上海分局的刘晓、刘长胜，就组织机构、游击战争、爱国民主运动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有力地指导了党在蒋管区各项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