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守阵地，岿然不动
1946年，北平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特务警察横行，流氓地痞肆虐，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民群众的安全自由没有任何保障。
叶剑英带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中战斗和工作，犹如身在虎穴。国民党当局对军调部的美方和国民党方面人员，严加保护，周到备至，而对中共代表团及其在各地执行小组工作的中共人员，则违反协议，多方刁难、威胁，制造事端，甚至肆意逮捕和暗杀，严重危害中共方面人员的安全与自由。叶剑英在执行调处全国各地军事冲突任务的同时，还要同国民党当局破坏民主、危害中共方面人员安全自由的行径进行斗争。
2月20日上午，叶剑英像往常一样，从景山东街住处到达设于协和医院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办公。11时许，他接到中共方面有关人员报告：东四牌楼一带，有所谓“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纠集数千人举行反共示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等反动口号，并散发反共传单。获此情况，叶剑英立即同参谋长罗瑞卿等人冷静地作了分析。他认为，这一事件有可能是国民党当局有预谋的反共活动，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防止那些特务和反动分子到军调部来捣乱。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叶剑英所料。下午2时，自称为“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的一伙暴徒，由少数特务率领，包围了军调部，进行所谓示威“请愿”，矛头直接指向中共代表团。当暴徒夺门而人时，在军调部门前值勤的警察却不加阻拦。暴徒们狂呼反共口号，要求中共代表叶剑英委员出来见面。
这时，叶剑英正在办公室同美方委员饶伯森商谈工作。他得到工作人员的报告后，立即对郑介民、饶伯森说：“这事你们郡看到了，我出去见面，看他们能怎么样！”工作人员担心叶剑英的安全，劝阻他不要出去。叶剑英说：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真理，代表正义，不惧怕任何邪恶反动势力。他坚持要出去。同志们无奈，只好向叶剑英建议，让那些“示威”者推举出代表，再予以接见。
叶剑英从容地来到院中。面对那十几个气势汹汹的“代表”，大义凛然，高声说道：“我就是中共代表叶剑英，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由我转给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
“我的房子被共产军分了，地也被占了，要立即退还！”
“我们村子被八路军占领，全家被赶了出来，有家不能归！”
“我们要求取消解放区！”
……，……
几个人在起哄。
叶剑英冷静地听完了“代表”们的叫嚷，义正辞严地说：“我们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土地不能只归少数地主所有，而应当使广大农民都获得土地。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的：耕者有其田。现在，我们解放区有的实行减租减息，有的已经开始土地改革，这是合情合理的。当然，个别地区可能有过火行为，我们一经发现，是会纠正的。”叶剑英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众人，继续说：“你们这样胡闹是非法的！我们军调部三方面都不赞成你们这样干。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干下去，我就上告到你们的蒋委员长那里去！”
然而，少数暴徒在特务唆使下，不仅不听叶剑英的解释，反而强行冲入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办公室，对中共方面人员肆意侮辱和威胁。在这伙暴徒中，除了地主“还乡团”分子，地痞、流氓外，还有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职员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机关报《建国日报》的记者等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这时，执行部美方委员和国民党方面的委员也不得不出面加以劝阻，但暴徒们继续捣乱，直到天黑，才呼啸而去。
这起严重危害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安全的政治事件，是在当时平津国民党特务机关暗中指使和反动报刊进行反共叫嚣的鼓动下发生的。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多次向饶伯森、郑介民交涉，饶、郑二氏才同意以执行部三委员的名义，向北平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电请蒋介石从严惩处为首分子。与此同时，叶剑英决定由参谋长罗瑞卿出面，向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揭露事实真相，谴责国民党当局的特务活动。
郑介民虽然答应了叶剑英的正义要求，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在军调部本部和各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人员安全受到危害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在二、三两个月中，国民党军队、特务危害中共方面人员安全事件共发生13起；4月至6月达到34起。国民党方面企图通过制造这些事端，迫使中共方面从军事调处机构中自动撤退，以配合其加紧内战的准备和发动。但叶剑英遵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领导中共方面人员，坚守阵地，岿然不动。
二《解放》报事件
1946年4月3日，在北平又发生了一起警察、特务无理搜查和逮捕新华社北平分社和北平《解放》报社人员的严重事件。
早在军调部成立初期，叶剑英根据三委员达成的有关新闻问题的协议，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北平领导创办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中共中央确定由徐特立任北平新华分社和《解放》报社社长，钱俊瑞任代理社长兼总编辑。报社和新华分社的社址设在北平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两社均于2月下旬正式成立，并向北平市有关当局办理了登记手续。2月22日，《解放》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第一张公开在北平发行的共产党报纸，立刻在各阶层引起了巨大反响，几千份报纸被抢购一空。报社加印3000份，很快又告售罄。这张版面不大的报纸，由于宣传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介绍了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与腐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心声，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喜爱。该报为三日刊，自27期起改为二日刊，其影响日益深远。
军调部的国、美两方代表和国民党北平地方当局感到这张报纸对他们极为不利，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加以破坏，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派出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甚至威胁印刷厂，不准印《解放》。在这些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时，便采取了更加恶毒的法西斯手段。
4月3日凌晨3时，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警察总局出动军警宪兵及便衣特务等200余人，突然包围了新华分社及《解放》报社。许多武装军警、宪兵登上屋顶，以两挺机关枪封锁报社大门，然后由便衣特务胁迫当地甲长上前敲门。门刚打开，武装军警多人即冲进院内，闯入各办公室、寝室搜查，声称是检查户口。全副武装的士兵不断挥舞刺刀、盒子枪，高声叫嚷。警察不但对全体人员搜身，而且在寝室和办公室里，肆意翻箱倒柜。最后，由于未找到任何武器或违禁品，只好暂时退去。
事情还未了结。天明后，军警、宪兵、特务100多人又强行闯入社内，来势更凶。他们以所谓新华分社千部分工作人员户口登记未竣为名，捣毁分社，绑架新华分社全部人员，押往北平警察局外二分局。
与此同时，北平市军警宪特又非法逮捕了《解放》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钱俊瑞、发行科主任马建民等10人，还逮捕了叶剑英的军事顾问滕代远的秘书李新等。中共方面人员被捕总数达44人。当天上午，经过中共方面严正交涉，北平警察当局被迫将滕代远的秘书等5人放回，其余39人仍关押狱中。
这一事件发生后，叶剑英立即分别致函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他严厉谴责国民党北平军、警、宪、特当局非法逮捕中共方面人员的罪行，严正提出：“非法逮捕执行部工作人员与家属及其他负有和平使命而来的中共人员的严重事件，已再一次严重地损害了执行部的尊严，危及目前中国初步奠基的和平团结的局面，极端违反国、共、美三方关于成立执行部并由政府方面负责保障安全之协议，也违背蒋介石代表政府在政协会上所作的庄严诺言。”
叶剑英就这次严重事件同时向郑介民、饶伯森提交了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指出：“这些事件，以及秘密袭击和搜查我军事顾问滕代远将军的住地，逮捕滕的秘书，是破坏和平与民主的预谋的一部分。袭击和逮捕执行部的人员，则进一步违反了国共双方关于设立执行部的协议。我已向有关方面提出抗议，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并向被捕人员、向新华分社和《解放》报社道歉，要求惩处肇事者，赔偿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叶剑英还向在重庆的周恩来致电，详细报告了事件经过。周恩来、董必武等联名致信王世杰等人，转述了叶剑英关于北平“四三事件”的电报全文并要其转呈蒋介石，指出：此一连串行为，显然是与全国各地一切反共反政协反民主的破坏罪行相联系的，是有人操纵指使之有计划有布置的阴谋。因此，敝党特再一次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二）严惩北平军警宪负责当局，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等事件发生。（三）停止全国特务活动。（四）向执行部中共代表及《解放》报社、新华分社道歉并赔偿损失。
在北平，叶剑英一面派人向被捕人员传达他关于“坚持斗争”的指示，一面继续同北平地方当局交涉。4月3日，他亲自约见北平市长熊斌，当面提出抗议。熊斌在事实面前，只好承认这一事件不该发生，口头保证以后不再歧视中共人员，并交待北平警察总局负责人向被捕人员道歉。叶剑英遂与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等人驱车至北平警察总局。中共方面被捕人员见到他们，激动不已。在警察总局负责人当面道歉后，由叶剑英率领大家乘车出狱。路经东西长安街时，大家点燃鞭炮，高呼口号：“要求民主！”“取消特务！”“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行动，伸张了真理和正义，在群众中造成了声势和影响。
出狱人员到达军调部中共方面驻地以后，中共代表团召开了欢迎大会。叶剑英在会上首先致词，高度赞扬了被捕人员的革命精神和气节，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他要求大家继续为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钱俊瑞在会上报告了斗争经过。与会人员受到很大教育。
出狱人员返回报社驻地，立即恢复了新闻出版工作。在新一期报纸上，全文刊登了北平警察当局无理逮捕中共人员的事实和中共人员斗争经过，再次给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有力打击。
1946年5月29日凌晨2时半，国民党北平当局以所谓“未经中央核准”、“于法不合”等为借口，又勒令《解放》停刊。当日晚8时，竟在《解放》报社门口贴上布告和封条，将报社及新华分社查封。同一天，北平市的报纸、杂志、通讯社被查封者竟达77家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