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生活风俗，除承制秦汉之外，大都因为频繁的政权更替，社会动荡、政治昏暗以及民族融合，而使士大夫和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的习俗发生极大的变化；加上放达和丧乱之余追求享乐一时的生活，常常给旧制带来极大的冲击或叛逆性的变革。表现在衣饰饮食等习俗方面，则是宽衣大袖、木屐高髻，好酒服散，且由于南北文化交融和碰撞，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南北殊异的饮食习惯，形成一代之风俗。
一、服饰风俗
服饰习俗除了具有浓郁的社会性——等级制度化之外，更多的是反映社会风尚审美趋向以及个人的喜好。魏晋南北朝的服饰习俗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就在于社会趣向、时尚，都在服饰习俗上获得不同的表达，成为时代的流行色。
1.等级鲜明
服饰的等级制是阶级社会鲜明的特征。魏晋南北朝承袭旧制，在社会动荡、政权更替频仍的情况下，世族或上台的统治者仍然服饰之制不忘尊卑有别的原则。在具体实施时，表现在两个层面上。
其一，统治者不同官阶之间服用的冠，有明确的规定，皇帝戴通天冠，王公贵族则服平冕、远游冠、武冠、高山冠等。即使同一种冠，也有制作上的等级区别。所谓“人主元服，始加缁布，则冠五梁进贤。三公及封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乡亭侯，则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书、关中内侯、二千石以上，则冠两梁。中书郎、著作郎、尚书丞郎、太子洗马舍人、六百石以上至于令史、门郎、小吏，并冠一梁。”《晋书·舆服志》。至于服饰，则从制作、面料、缀饰、颜色等方面对帝王到各级公侯、官员之间，做出严格规定，不得僭越。参见《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等礼仪与舆服志内容。
其二，统治者与平民百姓之间，衣饰有严格的等级区分。据《晋书·良吏传》记载，太康中（280～289年）王宏代刘毅为司隶校尉，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庶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织。从颜色和质料上将统治者与平民百姓的衣饰给以严格的区分和限制。这种区分和限制，有时达到了严苛的程度。据《梁书·良吏传》记载，沈瑀为余姚令，到任之后发现当地的富吏皆鲜衣美服，为此，沈大怒，曰：“汝等下县吏，何自拟贵人耶？”强令他们穿芒（草鞋）布服，终日侍立，若有站立不住而跌倒的，则严加抶打。使当地富人不敢再违犯。
但不管规制多严，爱美的人类本性总是要驱动自身去突破禁制，追求服饰的舒适和美观，所以，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的社会大动乱时期，服饰违制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怪不得曹魏末的夏侯玄曾针对当时朝臣之服越制，叹曰：“自公，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缕之物，自是以下，杂采之服，通于贱人。虽上下等级，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于下也。欲使市不鬻华丽之色，商不通难得之货，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准度古法，文质之宜，取其中则，以为礼度。车舆服章，皆从质朴，禁除末俗华丽之事，使干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复有锦绮之饰，无兼采之服，纤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朴素之差，示有等级而已，勿使过一二之觉。若夫功德之赐，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后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朴素之教兴于本朝，则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这段话固然在于提倡俭朴，有其合理性，但因为涉及面太广，不仅规定等级制，禁止平民穿绫罗绸缎，更在于同时也禁断公侯官员，不可能获得拥护，得到施行。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侈华心态。
由于所谓的越制在各个朝代不断发生，禁制也就不断地被提出。前赵刘曜曾下禁令，“禁无官者不得乘马。禄八百石以上，妇女乃得衣锦绣”《晋书·刘曜载记》。苻坚的禁制更严厉，所谓命士以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晋书·苻坚载记》。而姚兴甚至下书“禁百姓造锦绣”《晋书·姚兴载记》。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一点从南朝刘宋时的周朗上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因此，“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宋书·周朗传》。
2.胡服风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强，胡服对汉族的影响日趋加强，穿用胡服成了这一时期的一种社会时尚。
南北朝非常流行的裤褶，即是胡服。裤即裤子，褶为上衣，裤褶就是上衣下裤。汉族传统服饰是“上衣下裳”，“裳”即裙，虽然汉族在裙子里面也穿裤，但这儿的“裤”是一种开裆裤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第1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宋书·礼志》载曰：“裤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代车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是一种戎服和劳役、行旅之服，原因是上衣下裤在出门远行或戎事时比较方便。裤褶作为胡服，在汉族地区流行，却是经过了改进的。主要特点是变左衽为右衽，变小袖为大袖。今人吕思勉先生对此解释曰：“（裤褶）盖胡人之服。疑褶之名实袭诸胡，中国易其左衽为右衽，又改其制若中国之袍，而特袭其短身？胡人之褶盖小袖，中国则易为广袖也？必广袖者，古以侈袂为贵，且中国不如胡中之寒，无取乎小袖也。”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9页。裤褶因是胡服，早期为礼所不容，宋后废帝因常穿裤褶而被讥嘲《宋书·后废帝纪》。，吕安国被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便要求儿子“勿作裤褶驱使”《齐书·吕安国传》。但在北朝，裤褶不仅作为礼服，流行于男子之中，也为妇女所穿用。《邺中记》载曰：石虎时，“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月着紫纶巾、熟锦裤褶。”《太平御览》卷六八七，引《邺中记》。《西河记》曰：“西河无蚕桑，妇女着碧绮裙，上加细布衣，且为戎狄，性着紫襦裤，以外国色锦为裤褶。”《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引《西河记》。
合裤袄子也是胡服。合裤即满裆裤，袄子是与褶差不多的衣饰，但袖较窄，衣身较短，领子为交领，与今之夹衣相似。《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袄，乌浩反，夹衣也。”《资治通鉴》齐纪八，东昏侯永元元年胡三省注。穿用合裤袄子在南北朝直到唐代，都非常盛行。《旧唐书·舆服志》载曰：“晏服，盖古之亵服。江南（南朝）则以巾褐裙襦，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裤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则可知除了正月初一的大朝会之外，不管居家还是在官方场合，都可通穿胡服。
蹀躞带，也是胡人所创制，是一种系身腰带，用以随身佩带各种日常生活小物品。由带钩、带身、蹀躞三部分组成。带钩是腰带上的金属钩，一端曲首，用以调节并固定腰带的松紧。带身一般为皮带，用来束腰。蹀躞是垂挂在腰带上的小带（又称带銙），下端有环，以便随身佩系刀子、打火石、皮囊等物。沈括曰：“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缘，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梦溪笔谈》卷一。南北朝之后，直到唐代，仍为服制，为官员所服用。《旧唐书·舆服志》载曰：“景云中又制：令依上元故事，一品以下带手巾、算袋、其刀子、砺石等许不佩。武官五品以上咸佩七事，七谓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也。至开元初，复罢之。”
靴，也是胡服之一，在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中极其盛行。《释名》曰：“靴，本胡服也。赵武灵王始服之。”魏晋南北朝时已极其普遍，北朝尤盛。《晋书·石季龙载记》载曰：“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紫纶巾，熟绵裤，金银缕带，五文织成靴，游于戏马观。”《北堂书钞》也载曰：“石虎皇后出，女骑千人，脚皆五色靴。”靴能保暖，适于北方寒冷天气。因此，不仅官员武士穿靴，平民百姓也穿靴。《北史·神武诸子·任城王湝传》载曰：北齐天统三年（567年），高湝任并州剌史，“时有妇人临永浣衣，有乘马人换其新靴而去者，妇人持故靴诣州言之。湝召居城诸妪，以靴示之，绐曰：‘有乘马人于路被贼害，遗此靴，焉得无亲属乎？’一妪扶膺哭曰：‘儿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语，捕获之。”从中可见穿靴者之普遍。南朝也有穿靴的，但在高层士人官员中，穿靴往往意味着不合礼俗。《梁书·萧琛传》载曰，王俭当朝时，萧琛年轻，未为王俭所赏识。一次得知王俭宴于乐游苑，便穿上皮靴，拿着桃枝杖，直闯进去，结果，萧琛以穿皮靴这一不合礼俗的衣饰，引起王俭的注意。又《徐陵与顾记室书》载曰：“去年正月十五日，尚书官大朝，元凯既集，丞朗肃然，忽有陈庆之儿陈暄者，帽簪钉额，红布条裹头，虏袍通蹀，胡靴至膝，直来郎座，遍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咏。吾即呼舍吏责列，不答而走。”《文苑英华》卷六七二。
除上述之外，还有胡帽、羃、毡帽、辫发等，许多胡式服饰在魏晋南北朝时已为汉族社会所吸取，并在隋唐时达到极盛，影响至今犹存。
3.从上衣下裳到上衣下裤
古人以上衣下裳为礼服，之间以深衣连之。因此，深衣是平常燕居之服。任大椿《深衣释例》曰：“古以殊衣裳者为礼服，祭服及朝朔之服是也；不殊衣裳者为燕服，深衣是也。后世自冕服外，以不殊衣裳者为礼服，以殊衣服者为燕服，此古今之异制也。”吕思勉认为：“此等变迁，始于东汉，而成于魏晋南北朝之世”；深衣的发展则是袍衫的定型并作为礼服而受到礼制的规定，“司马彪谓袍为古之深衣。晋宋以后，以绛皂袍、五色沙袍、纱朱衣、绛单衣，绛皂衣为朝服……《隋志》亦云，制本深衣，然则不殊衣裳，古以为便服，汉晋以为礼服矣。”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页。可见上衣下裳为礼服制度在魏晋时时兴起来。
魏晋时代，流行袴褶。袴褶本系胡服。在汉以前，北方少数民族多着紧窄长裤，以便乘骑。后来传到中原，为汉族人民所采用。东汉末年，两只裤管做得十分肥大的“大口裤”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至南北朝时，和大口裤配套的上衣，俗称“褶”。褶与大口裤穿在一起，则叫“袴褶”。褶的式样，《急就篇》载曰：“褶为重衣之最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魏晋南北朝以后，流行“袴褶服”，南、北方的汉族，上至帝王官宦，下至庶民百姓均喜穿此服。在此基础上，百官的朝服将裤口放大，将褶的袖口加宽。北朝还将右衽改为左衽。由于裤管过于宽松博大，给骑马行走带来不便，因此人们又以锦缎丝带截为三尺一段，在裤管的膝盖处紧紧系缚，以免松散，时谓“缚袴”。凡穿袴褶者，一般在腰间束有皮带，贵者镂以金银为饰。
袴褶最初为军旅之服，不论官兵，都可穿着。《晋书·舆服志》载曰：“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故宫博物院藏北魏之男俑，就是穿的袴褶服。同书《杨济传》也载曰：“济有才艺，尝从武帝校猎北芒下，与侍中王济俱著布裤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可见也是戎服。但随着普遍崇尚，则成为汉族民间百姓的常服，甚至连妇女也穿裤褶。《世说新语·汰侈篇》曰：“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裤褶。”又，《西河记》曰：“西河无桑蚕，妇女以外国异色锦为裤褶。”《太平御览》卷六九五，引《西河记》。皆其例。
另外，在确立袍衫之制的同时，今谓之背心的两裆，也由内衣而渐成外服，并成为居间常服之裳。所谓“至元康末（299年），妇女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晋书·五行志》。裲裆亦称“裲当”，是类似马甲、坎肩、背心的一种服式。《释名·释衣服》载曰：“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这种服式由前后裲片组成，肩上两旁用带连结，长至臀以下，腰用大带或革带扎紧。江西南昌东吴墓男棺出土的随葬之物，即记有“故练裲当一枚”之语。晋无名氏《上声歌》中也有“裲裆与郎著，反绣持贮里，汙汙莫贱泥，持许相存在”的说法。裲裆还有单、夹、绵之别。制作裲裆的材料，一般多用罗、绢及织锦等，士庶用布葛制作。除男子穿裲裆外，女子也穿裲裆。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十六国时期的39号墓中，发现一具女尸，女尸的随身衣物中，就有一件裲裆。武士也穿裲裆，武士的裲裆多用皮革或铁片做成，称“裲裆铠”或“裲当甲”。据史籍记载来看，这种铠甲早在三国时就已出现。《北堂书钞》卷一二一引曹植《表》：“先帝赐臣两当铠一领。”到南北朝时，头戴兜鍪，身着袴褶，下配裲裆铠，是士兵的主要服制。故宫博物院还保留着穿袴褶、裲裆，戴帢和着袴褶、裲裆铠，头戴兜鍪北魏武士俑。
4.衣饰崇尚奢丽
衣饰崇尚奢丽是这一时期服饰风俗的主要特点。《晋书·文六王传》，齐献王攸奏言：“都邑之内，游食滋多。巧伎末业，服饰奢丽，富人兼美，犹有魏之遗弊。”当时富有之家往往争相炫耀，以为荣誉。《周书·儒林传》载，乐逊陈时宜之言曰：“其时富贵之家，为意稍广，无不资装婢隶，作车后容仪。服饰华美，眩耀街衢，使行者辍足，路人倾盖。”佣婢奴隶尚且资装竞奢，何况主人乎？这种情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个政权区域内都存在。梁武帝中兴二年（502年）下诏中曾说到：“愚民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缇肃是袭。”《梁书·武帝纪》。《宋书·周朗传》朗上书也言：“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官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学。侈丽之原，实先宫阃。”可见不但奢丽，而且服饰衣制互相仿制，流行极快。葛洪也指出，“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抱朴子·讥惑篇》。这真实地反映了处于战乱动荡中的民众，蔑视权贵而敢于极时地享受生活的事实。如竹林七贤及后来的清议派一样，不过是在采用不同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抗争。而崇尚奢丽和流行极快的服饰也从另一侧面映照出当时士庶分明的观念受到时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