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差异一方面来源于地域环境的不同，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民族族源，而其中不同政权的建立以及人为的隔阂是南北差异形成、加大的重要原因。东晋与十六国的对峙，主要的差异是民族政权的不同形成的，南北朝时期，则是因为不同文化融合后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基础上发展造成的。顾炎武说当时南方轻薄奢淫，北方则斗狠劫杀则是主要趋势。试想在优游的生活和玄谈风气的影响下，能不轻薄奢淫吗？而在弱肉强食，倡导武功的影响下，又岂不能斗狠劫杀？其实，南北差异是多方面的，它们在衣食住行诸方面，都有极其明显的碰撞和交锋，象裤褶与袍衫，茗饮与酪浆，席地与胡床，骑马与乘车等等都显示了南北差异。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所谓南北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间的差异，是政权的差异，有时是政治的差异。这种差异后来都融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成为南北多彩文化的一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风俗习惯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按着自身的规律生存、发展、变异，并形成自己的历史个性的。而且，从本质上说，历史背景的大趋势，决定了魏晋南北朝的风俗习惯的发展和演变。
魏晋南北朝的风俗习惯不管怎么演变，有一个大趋势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风俗朝着更加适宜于生存的方向发展。战乱、动荡的社会和政权的快速变更，使这一时期的一切文化现象更加注重实效和现世功利目的，一句话，更接近于自身的生存需要，而且这种变更许多时候也被旧制度的维护者所默许。象婚姻礼仪、衣饰风俗、社会崇尚等等都是如此，而且有些内容还对后世形成巨大的影响，成为后来长期实行的民俗义项。
三、魏晋南北朝汉族风俗的主要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人口迁徙频繁、民族融合深广、思想观念开放和门阀制度盛行等多方面原因，使得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具有叛古、趋时、突变、多元等时代特点，成为汉族风俗发展史中具有特色的一环，对隋唐及其以后的风俗发展演变框定了一定的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
1.叛古
叛古是对古礼的挑战和遗弃。一般情况下，中国人是最讲究拟古的，言必称古是那些卫道者最常见的手段。而风俗习惯皆有由来，它们或传之古远，或承继前代。但是，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当时的统治者或民众往往因时势，或吸取教训而人为地改变，使风俗习惯在许多时候背古俗而行之，形成叛古的特点。他们或改变旧俗，或另立新俗，使旧有习俗走向衰亡。如南北朝时佛教影响大增，人们为了信仰上的原因，在饮食习惯方面作了许多调整，不吃荤成为时尚。在梁武帝的提倡下，正月初一原本要吃一只鸡蛋的习俗被取消《荆楚岁时记》。薄葬是此期叛古的另一个热点。自古以厚葬为主流，以厚葬来表达人们对死去亲人的情感，以厚葬来检验和展示人们的孝道的社会，但是，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的薄葬，证明了时人对厚葬危害的认识和背弃古俗的勇气和决心。虽然在魏晋南北朝的后期，厚葬又已抬头。再如男子傅粉，这虽然太过脂粉味，但以之为美，且与整个社会趋势不合拍，则证明它是一种与传统的要求背离的时尚。尚白色的情形也是如此，当时人穿白衣，戴白帽，乘白车，完全以古人的丧色为时尚，形成一种与传统服饰完全不同的礼俗，这也是背俗而行。又如魏晋时崇尚放达，在生活上不拘礼俗，更是对传统现实的挑战。他们喝酒、下棋，吹箫弹唱，以个人或群团行为挑战传统文化。“惠帝元康中（291～299年），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晋书·五行志》。则更是对古礼的背叛。这些甚至连冠也不戴、衣服也不穿的人，怎么也难以与循规蹈矩的人相提并论。而婚姻举乐、居丧不废乐等，都是古俗所不允许的，此时却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当然是叛古的现象。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山阴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之事，后人皆以为是淫举，殊不知这从本质上是一种叛古行为。若从要求男女平权角度去看，帝王可以嫔妃成群，则女性为何不可？凡此都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不拘古俗、常常叛古而行的习俗现象的存在。而且，许多时候叛古不是一人的现象，有的甚至影响后代，成为常俗，如婚礼举乐，薄葬等等。
2.趋时
趋时是魏晋南北朝时风俗习惯的又一特点。其实每个朝代的风俗习惯都有趋时的特点，但是，在魏晋南北朝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主要原因是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社会现实，人们面对不断变更的政权、政令及政治需要，除了趋时自保以适应环境，寻求活得更自在之外，似乎很难找到其它途径。它表明风俗习惯总是与社会历史大背景是相一致的，不可背离。
魏晋南北朝风俗习惯的趋时特征，主要表现为它们更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风尚演变并固定成为一种风俗，一是风俗习惯更接近现实的实用性。
风尚本来仅仅是一种暂时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被锁定，并且在被更多人所趋附、在现实生活中被重复时，则往往演变成为一种固定的风俗习惯。如魏晋时权贵斗富竞夸奢丽，后来演变成了争奇斗艳的奢侈风俗，它表现在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的各个方面，所谓“愚民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竟爽，夸丽相高”《梁书·武帝纪》。指的便是这种现实。魏晋时崇尚服五石散，散发时极其痛苦，需宽衣、旧衣才能使皮肤不至磨破，因此，那些名士服散者不得已宽衣大袖。后竟成为天下人仿效的对象，并以此表明自己的潇洒放达，终于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宽衣大袖、貌若神仙的衣饰风俗。所谓“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宋书·周朗传》。便是其明证。另外，南北朝时佞佛成风，人们便创造形成了斋七、百日、浴佛节、盂兰盆节等习俗样式；官民信鬼神成风，便创造了各种神衹，并修建大量寺庙以供大家祭祀。凡此，都是风尚成为习俗的例证。趋时特征的另一个方面就它的强烈的实用性色彩。风俗习惯的实用性是指它更接近于现实、更具有直接目的性和更符人们的生存需要。比如当时因变乱缺乏耕牛，因此有耕牛通借的习俗，目的是为了不致贻误农时。所以，它既接近于现实，又具有直接的目的性。宋明帝忌古来为丧家之色的白色，其实隐藏着一种惧怕变乱的政治心态，是帝王本质上的怯弱。而在婚姻上强令婚配，是为了使因战乱而大量衰减的人口得以迅速繁衍；它与拜时妇、三日婚等习俗一样，是一种为了现实目的而采取的特殊方式，目的性非常明确。至于宽衣大袖是源于服五服散的特殊原因；裤褶之制是为了穿着更合体更舒适；姓氏等级门阀制度是为了保证势族的特权、地位；神灵信仰是为了人们心理获得平衡满足或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胡床的盛行是为了人们坐的更舒适等等。这些习俗有的是对旧俗的改进，有的是对异俗的吸收，目的都是为了更具有实用性，或者从根本上说更接近现实，更符合人们的生存需要，而归根结蒂，作为文化的风俗习惯，目的就是为了使生存于其中的人们具有归属感和更自在、快乐。
3.突变
突变是相对于渐变而言。风俗习惯有一个特征就是传承变异。传承指的是它在族群中不断被重复。但习俗的重复不是原样画葫芦的一成不变，在许多习俗的细节上往往因时因人的条件而异，所以，习俗大致总处于变异之中，只是这种变异，常常是一种渐变。而魏晋南北朝时风俗习惯除了渐变之外，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战乱、政治需要、民族文化交融以及时尚等，使风俗习惯发生急剧变化，并成为习俗传承的特点。
习俗的突变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旧有的习俗被彻底改造，成为一种相近或相似但又不同的习俗主体；第二种是在原来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习俗本体。前者是突变的正常形式，后者是突变的独特形式。
造成魏晋南北朝风俗突变的第一种形式，主要是战乱、民族迁徙与融合以及历史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等等原因。尤其是战乱和民族融合给习俗突变提供了最大的机会。比如薄葬的形成，便是基于战乱使陵墓不断被挖掘的现实，而改变了厚葬。战乱中盗墓暴尸原野，是人们吸取教训使习俗突变的最直接目的。而胡坐、裤褶则是民族交融的直接后果。胡坐改变了汉民族自古以来的席地而坐，也改变了人们的坐具。裤褶则改进了传统的袍衫之制，使上衣下裳的衣饰受到极大冲击，尤其是对男性，则更为彻底。另外，冠式变为巾帽，铠甲变为两裆而外穿，不仅是历史的发展和人们观念改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出于对现实实用的需要。至于上已节被固定在三月三，乘马改为乘车，甚至乘马车改为牛车，都是此时期鉴于实用和各种条件限制而形成的习俗。它们完全改变了原来的习俗形态，突变而为新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习俗突变之后，许多旧有的习俗往往被淘汰或失去主导地位。
4.多元
多元是指习俗的差异性特大。多元之所以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习俗的特点，乃是因为当时政权割据、南北长期分裂对峙以及地理环境及民族共同体不同等原因造成的，“五胡乱华”及南北分裂是最主要的原因。顾炎武说“南方轻薄奢淫，北方斗狠劫杀”指的就是南北分治后的明显区别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