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个世界并不适宜存在，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都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存在的本身已显示得很清楚，或者是从存在的目的，都可以看得出来，人们不至于对它感到惊讶和怀疑，因此也毋须多加说明。然而事实也并非如此，这世界原本就是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无论怎样完善的哲学也总有其无法解释的要素，它就好像是那不能溶解的沉淀物，又如两个值的非理性关系始终留下的余数。所以，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除世界之外别无任何东西，不是更好么？这世界也不能为自己辩解，我们也无法从它那里发现它存在的理由和终极的原因，亦即它本身不能证明它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存在的。"
这样一来，人的生存与其说是一种赠物，毋宁说是一种负债契约，因此，从这一思考中得出差不多是诸如另一方面的道德义务：偿还债务，也就是摆脱存在，取消现象。从广义上说，只能是有意识地实行禁欲。这就是说，压制所有自然的欲望，极端地说，压制性欲；麻痹所有的激情；抑制所有的渴望和意欲；使所有的情感平静下来；确立心灵的绝对安宁。成为观察者的理智提供了这样做的手段，也是惟一可能和有效的手段。因为"除了凭借认识之外，不可能凭借任何其他东西使意志消沉、克服它和扬弃它"。因此，拯救惟有通过人自己才能够实现，人是惟一能够借助理性的天赋和构成概念、记忆、预见以及将意识拓展到当代（动物狭隘的意识空间和生命的一般形式）之外的能力而能够洞察自己的本质并进而洞察世界的本质的生物。但进一步又怎么样呢？我们"完全站在哲学观点上的我们，在这问题上就不能不以反面的消极的认识自足，到达了正面的积极的认识门前的界碑处就满足了。我们既然以为世界的本质自身是意志，既然在世界的一切现象中只看到意志的客体性，又从各种无知的自然力不带认识的冲动起直到人类最富于意识的行为止，追溯了这客体性，那么，我们也决不规避这样一些后果，即是说：随着自愿的否定，意志的放弃，所有那些现象，那些在客体性一切级别上无目标无休止的，这世界由之而存在并存在于其中的那种不停的熙熙攘攘和蝇营狗苟都取消了；一级又一级的形式多样性都取消了，随着意志的取消，意志的整个现象也取消了；末了，这些现象的普遍形式时间和空间，最后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也都取消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没有世界。"
这部非同寻常的伟大著作的最后一句是非常能表明其特点的"无"，在这部著作的后面，叔本华附上了"康德哲学批判"。其意图是想说明，"他（叔本华）自己论述中最好的东西，仅次于直观世界的影响的，当要归功于康德哲学的影响，归功于印度教神圣典籍的影响，归功于柏拉图。"事实上，在他的著作中与康德的观点相矛盾的地方随处可见，他有必要对自己那些与康德相矛盾的观点做出解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必须揭露康德思想体系中的那些缺陷和错误。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所以，《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作者在阐述他与康德的分歧时，为自己的辩护多于对康德的反驳。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部重要著作的序言中也涉及到了，这些在后面还有机会谈到，眼下也就不必在这个范围狭窄的专题中做进一步的讨论了。
四、意大利之旅
1818年9月23日，叔本华启程去度他应得的休养假。由于刚刚完成了他那部伟大的著作，所以在这次旅行中，他的内心始终为一种成就感所左右，情绪高度兴奋，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于1819年4月在拿波里和罗马之间所写的一首诗中得到证实。在我的内心深处，素有一种深切的苦痛，为此我已经历了长期的搏杀，但我知道，我终将取得成功，或许你们会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但你们却无法损害我著作的生命力。
你们可以指摘它，却无法消灭它，后世将为我立下一座丰碑。这次意大利之旅历时近一年，叔本华经过维也纳到威尼斯、佛罗伦萨、波罗克纳、罗马、拿波里、帕斯图姆，再回到威尼斯，最后经由米兰回家。在旅行中，他以开放与广泛吸取的态度沉醉于观赏意大利的自然风光、建筑、名胜古迹和公共博物馆中的艺术珍品，并按照他一贯的行事习惯：通过最彻底的学习作为准备。在罗马和拿波里，"这位厌世的智者"却又是那样地热衷于社交，尤其乐于与英国人交往，并尽情地享受着丰富的精神交往所带来的快乐。他感到幸运之神在向他招手，生活在向他微笑，他的性情也变得率直而开朗，甚至还写信向他的妹妹阿德勒透露他内心的秘密。他曾给阿德勒写信叙说他心头的"极为美妙的柔情"，对此妹妹阿德勒在回信时非常得体地写道："你这个疯疯癫癫的家伙说，除了我以外，你从没有肉欲地爱过别的女人。我很开心。但我想问，如果我不是你的妹妹，你是否还会这样爱我？因为毕竟有许多女人比我强。如果是因我自身的特点而非姐姐的名份使你对我产生好感的话，那么，你也可以爱上别的女人，在我看来差不多是同样的爱。你信中所提到的那个姑娘很令我同情。上帝啊！我希望你没有欺骗她。因为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是认真的，为什么对这个可怜的弱女子不呢？而这对你来说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这恰好是一切的一切。我认为，即使你能很容易地找到一个能令你比较满意的女孩，也不过是碰巧遇上而已，你们找十个女人也比我们找一个男人来得容易些。"家庭的幸福是存在赐给我们的最美好的东西，只是大多数人就这样默默地、无怨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却没能享受到家庭的幸福，有的人甚至连寻找这种幸福的想法都未曾有过。这个易于激动的男人当时确实是在为爱情所折磨。阿德勒在后面的信中再一次谈及此事："假若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是不会放弃这个梦的，因为假若人们能够幸福的话，就应该享受它。放弃和享受两者都是完整和纯粹的，不应该有所局限，这正如生命的存在一样。因此，如果是这样，有谁知道我不急于赶赴威尼斯呢？我乐于知道你的心到底怎样牵系威尼斯，因为我从未想到过你会有如此强烈的情感。当然，如果这不行，你可以继续沉默。"
除了知道一个叫特丽莎的女人外，我们对叔本华在威尼斯的恋人知之甚少。特丽莎是那个伯爵夫人贵奇里奥的婚前名字，她于1819年3月，即叔本华第二次到威尼斯旅行的前一个月在威尼斯与劳尔特·拜伦相识。后来，哲学家向男爵罗伯特·冯·霍恩施泰因讲述："我有一封歌德写给拜伦的推荐信。在威尼斯时，我原本想把这封信交给拜伦，但是那一天我却完全放弃了这一打算。那天，我和我心爱的人一起在海滩散步，我的美人突然兴奋地失声高呼起来："瞧，那个英国诗人！"拜伦骑马从我身边疾驰而过，这个女人对此整天难以忘怀。这样我决定不把歌德的信交给拜伦了。我害怕被戴绿帽子。我真是好后悔！""家庭的幸福"对叔本华并不是没有吸引力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让这段恋情成为一种长久的束缚，其深刻的原因格威纳以一种有说服力的方式和毋庸置疑的口吻作了解释："在晚年的时候，每当叔本华谈起威尼斯时都会有一种"温柔的情感"，在那里爱情的魔力俘获了他，直到内心的声音命令他逃脱，独自继续走他自己的路。"这种认为天才人物独身更为合适和自然的信念使得他最终战胜了在"意志的肯定"之下去尝试获得幸福的幻想。
前文提及到的阿德勒在1819年2月5日的信中还谈到了歌德对《作为意志的表象的世界》的最初的反应（"在这本书中，最使他满意的是叙述的清楚和论述的方法，尽管你的语言与众不同，人们必须首先习惯按你的要求去称呼这些事物。但是，如果人们一旦接受了这一优点并且知道，马不叫马，而是叫cavallo，上帝叫dio或者别的，人们就会读得就会比较舒服和容易"）。除了指出理解这本书有一定的困难以外，阿德勒还告诉哥哥说，他们熟人朋友圈子里的一些人对这本书的兴趣。并且她很为阿图尔没有道理地错过了拜访拜伦的机会而惋惜。"因为很少有诗人使我如此喜欢，更少有诗人能使我向往看到他们"。叔本华自己对此也颇为懊悔，因为他也很喜欢这位诗人。这些信表明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兄妹间的确存在一份真正的亲情和彼此对对方的真挚友情的渴望。不过，这个不合群的，因而也是非同寻常的男人的，令人难以理解之处也得到了证实。但是仅从阿德勒的信中，人们也可以从表面上看到兄妹之间的这条分界线，阿德勒在1819年5月的信中对哥哥说；"我从未能与你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你不为别人的轻视所动，就像你愿意砸断束缚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锁链，可是你还是挣脱不掉，并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管你是否会有需要这些人的时刻，而现在你总是自以为比他们高明……"在同一封信中她还提及到了叔本华所说的"死亡和遗嘱"。
正当叔本华在米兰准备启程回去的时候，收到了妹妹的另外一封信。阿德勒在信中通知了他但泽的路德维希·阿伯拉汉姆·穆尔银行破产的消息。约甘娜·叔本华将她的全部财产和她女儿的全部财产都存入了这家银行，当时，阿图尔·叔本华所拥有的全部财产约为二万二千二百五十塔勒，每年可获得一千五百三十塔勒的利息，他也将自己财产的可观的部分存在这家银行。得到这个紧急消息后，叔本华准备把他仅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财产与母亲和妹妹分享。但他在将这一慷慨的决定通知他母亲时，同时也伴有以下的话："……尽管您既没有在您的儿子身上，也没有在您的女儿身上表现出您对先夫，我们的父亲的思念……"不过叔本华也没有机会将他的倡议付诸实施。因为他母亲和妹妹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中间人说服，接受了调解，叔本华则直率地拒绝了这种调解。并且他还不能克制对母亲这样的责备：母亲和他们商定好，把说服儿子同意接受调解作为获得更大优惠的条件。阿德勒受一个顾问的影响同意了调解，叔本华则以他那锐利的目光看穿了他们真正的不诚实的意图，坚持不接受调解。对此，妹妹在日记中写道："阿图尔的信给我以致命的打击，我还不能作答。我只能给他写几行告别的话，因为我的心已和他分开。他拒绝调解的方式，对于我近乎低声下气地乞求的信和我对他的信任，竟作如此回答，使我深受伤害。在我们之间一定要有一段长久的分开作为抚慰。"后来，阿德勒也认识到是她判断错误。穆尔事件后来的发展证明了叔本华的判断完全正确。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叔本华敏锐清晰的现实的头脑，人们也可以在这里欣赏到他机敏的戏剧性高潮，在给穆尔的商务顾问的信中他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果您的所有债权人都像我这么想，您或许会说我是可恶的。但如果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想，那他们就会更多地想到既不会有破产，也不会有战争和Phao-Tisch。"事实上，这家银行在1821年完全满足了债权人叔本华的全部要求，付给他全部的款项，他也为证明了"一个人既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但并不因此是一个傻瓜"而沾沾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