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龙钦佩布谢的宗教保守主义．以及17世纪庄严的生活方式：他觉得哲学家们对社会组织、道德支柱．以及令人感到安慰的宗教信仰的了解，实在粗浅得该受责备。他说：没有一个时代的煽动性作家超过这个时代，他们……集中他们所有的力量攻击上帝。他们自命为人道的提倡者，从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等于伤害人民、荼毒人类、剥夺人类惟一慰藉痛苦的希望。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推翻社会秩序、促使穷人反抗富人、弱者对抗强者，并且把武器送到千百万人的手上。这些人至今所以不致引起暴行，他们的道德及宗教意识、与法律之拘束，同样具有功劳。弗雷龙预言，对宗教的攻击，将动摇国家的一切根本。他预言了一世代以后爱德孟·伯克(1729-1797年，英国政治家及作家)的警告：无信仰者的盲目狂热，难道不是比迷信者的宗教狂热更荒谬、更危险吗？开始是容忍你祖先时代的信仰．你不说别的话，只高谈容忍，然而却没有一个教派比现在更排斥异己……至于我，我主张文人不得秘密结社，且除了宗教、道德及光荣的团体外，不许其他团体产生。弗雷龙是一个敏锐的批评者。他绝不放过机会去刺戳哲学家意识上的漏洞。他嘲讽他们的独断主义，以及伏尔泰的领主权利．而称其为"图尔奈伯爵"。当哲学家们称弗雷龙为流氓及顽固分子以为答复时，弗雷龙便回敬一拳，说狄德罗是伪君子，格里姆是阿谀外国名人的马屁精，并把全部不信教的人口叫成"骗子、恶棍、没有教养的自大者、无赖"。他指控《百科全书》作者偷窃雷奥米尔《论蚂蚁》一文的插图；《百科全书》作者否认此事；法国科学院支持这项否认；不久事实证明弗雷龙的指控正确。但是他在卡拉斯一案中，却没有做好；他指出证据证明卡拉斯有罪，他又撰文指称伏尔泰在替卡拉斯辩护时，"基于人道的立场因素较少．而基于欲引起大众注意伏氏存在的因素较大，"而且"希望大家谈论他"。克莱龙小姐是一位出色的悲剧演员，她喜欢伏尔泰，并且拜访伏氏。弗雷龙殷勤地赞扬她的对手，并暗示有关某一个女演员不道德的私人生活。演员们愤慨于弗氏的推诿之词，认为弗氏本人不正当地妨害他们的私生活。黎塞留公爵不是通奸的迫害者。他劝法王路易十五把弗雷龙再送回巴士底狱监禁。但是皇后因弗雷龙"忠诚而热心地与哲学家们战斗"而赦免了他。当哲学家的友人杜尔哥当权的时候，《文艺年》的特权消失了(1774年)。弗雷龙以美食大饱口腹之欲，1776年因营养太足而死。他的遗孀要求伏尔泰收养弗雷龙的女儿，但是伏尔泰认为那样做无异对女人太过殷勤了。
有个字跟弗雷龙的30册书，对哲学家的破坏力，几乎不分上下--这个字是莫罗的讽刺文题目的最后一个字。其名为《有关卡库阿斯历史的新回忆》，莫罗说卡库阿斯是一种赤裸人形的动物，他们在舌头下面含着一袋的毒素；当他们说话时，毒液就混在他们的话里，污染了附近的空气。这位聪明的作者摘录狄德罗、达朗贝尔、伏尔泰和卢梭作品中的文字；他声言这些人都是活生生世界的十足毒害者。他又控诉他们"纯为品尝作恶的乐趣"而写作。他称他们为无神论者、无政府主义者、不讲道德者、利己主义者；但是卡库阿斯这个字把他们刺痛得最厉害：它暗示鸭子的刺耳聒叫声，以及疯人的喧哗不休，有时候(正如此字的含义)暗示厕所的臭味难闻。伏尔泰努力反驳，然而谁能驳得倒气味呢？
保守派分子得到鼓舞，并增加他们的打击力量。1757年，他们赢得一位有朝气、野心勃勃的生力军。帕利斯在1754年曾在代利斯地方拜访过伏尔泰，当时他持有希锐特的介绍信，信中说帕利斯是"由你的作品调教出来的弟子"。一年之后他在南锡(法国东北部城市)演出一出喜剧，剧中温和地讽刺卢梭。帕利斯在巴黎教导年轻而热诚的罗贝克女公爵，这位女公爵至少是舒瓦瑟尔公爵的朋友。善于指责错误的狄德罗，曾在所著《自然之子》一书之序言中，责难过她的品行不端。可能是为了安慰她，帕利斯于1757年出版《大哲学小札》，严厉抨击狄德罗，但是赞扬伏尔泰。1760年5月2日，在罗贝克女公爵的资助下，帕利斯提供其《众哲学家》这一喜剧，在法兰西戏院演出。此剧为当时优异的演出之一。此剧对待爱尔维修、狄德罗及卢梭，恰如希腊喜剧作家亚里斯托芬的作品于2183年前对待苏格拉底一样。爱尔维修被描绘成迂阔的哲学家瓦莱尔。瓦莱尔在剧中把利己主义的利他论介绍给才女西达里瑟听，观众立刻明白，这位才女就是影射若弗兰夫人，她家客厅常有哲学家逗留。狄德罗被描写成多尔蒂丢斯。剧中的仆役克里斯宾爬着出场，大声咀嚼生菜，巴黎人知道这是对卢梭的讽刺性描述。卢梭曾于1750年公开指责文明，并提倡"自然国"的理想。那是粗野但却合法的讽刺，除了被影射的受害人之外，每个人都津津有味地欣赏这场喜剧。罗贝克小姐的家里，曾经聚集过她的朋友、忠于她的人，以及几位和她一样爵位的世袭者。女公爵本身虽然因肺病而奄奄一息，来日无多，却也坚持利用自己热情的美色，替这喜剧的初次公演增色；在第二幕剧结束的时候，她召唤帕利斯到她的座厢里去，公开拥抱他；然后，咯出血来，被送回家。《众哲学家》一剧于29天之内，演出达14次之多。
同时，有一位卓越的人也一起来攻击非教徒，他就是法兰克侯爵。他是一位省长，擅长于作诗及写剧本。此种高明的才华使他膺选为法国科学院的会员之一。他在接受此项荣誉时，发表演讲，公开指责：骗人的哲学，自命为真理的机关，却用来作诽谤的工具。它自夸本身多温和、多谦虚，实则自命不凡、骄傲自负。哲学界的人。笔下洋溢勇猛和傲慢的口气，实则生命充满了恐慌。从他们标榜的主义，找不到确实的东西：从他们的伦理思想中，找不到安慰；没有规范给当代人信守：又不能替未来提示目标。法王路易十五赞扬这篇演讲词。伏尔泰在一篇不具名的7页长小册子《当》里，讥笑法兰克的就任讲辞。伏氏的《当》小册子里，每一段均以"当"字开头。例如：当一个人有幸被邀加入光荣的文学家社团时，是不需要在接受的演讲中讽刺文学家的；此举无异于侮辱该社团及大众……
当一个人不配当文学家，也一点没资格当哲学家，则他不适合说我们的国家只有虚伪文学以及空洞哲学……诸如此类，并不十分灿烂。但是不久，莫雷莱用大幅的纸张，以"如果"开头，不久又以"因此"为始；伏尔泰则接下去以"到、那个东西、那个人、是、否、为什么"等词为句首。法兰克为逃避这场暴风雨而逃回到他的故乡蒙托邦，以后再也没有在法国科学院出现。然而1772年他又以《透过怀疑本身的怀疑论宗教报复》一书而参与对抗。他力陈物质主义对道德没有约束力；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都可以畅所欲为；我们只要规避警察就可以了。而且假若没有天堂，这位侯爵问道："如何使人们安于国家指定给他们的隶属地位呢？"
1761年，加利亚尼神父自那不勒斯到达巴黎。他在巴黎的议论沙龙里，前后红了8年。他告诉喜欢他的哲学家们说，他们之中有几位提倡"回归自然"，真不啻是疯狂的企图，那样做将使文明人返回野蛮和暴行；他又说宇宙设计的证据，势不可挡；他并指出怀疑论终将导致知识的空虚，以及精神上的失望：凭借我们所受的启迪，我们发现空虚多于充实……空虚之感，长存于我们的灵魂和想象之中，乃是我们悲哀的真正原因。……一切均已说尽做完之后，怀疑论是聪明人用来反对他自己的本能和趣味的最大努力。
……人们需要确实的事物……大多数的人，尤其是女人(她们的想象力倍于我们)……无法作为不可知论者；崇尚不可知论的人．只有在他们灵魂的青春强壮时期，才力足维系这种主张。如果灵魂渐渐老大了，某一个信仰又会再度出现的。……不可知论是一项理智上的失望。为反击出类拔萃的加利亚尼、博学的尼古拉·贝尔吉耶、文质彬彬的纪尧姆、勤勉的弗雷龙、贵族法兰克侯爵、难缠的帕利斯以及喋喋不休的莫罗。哲学家们在这场笔舌大战中，使出一切武器。从推理、嘲弄到批评、辱骂，一一都用上了。伏尔泰放弃他的和平，冒着危险，常以富于机智而非争辩，去答复每一桩对哲学及理智的攻击。"把这些可怜虫的名字告诉我，"他在给狄德罗的信中说，"我将给他们恰如其分的对待。"
要作弄莫罗相当困难，因为他是皇后的图书馆员及史官。但是法兰克侯爵，用一点小手法就足以使他当众屈辱。帕利斯也可用双关语予以刺穿。马蒙泰尔因此写一首打油诗讥讽帕利斯，那是很难翻译的：此人一度名叫帕利。
最初人们叫他笨帕利斯。
后来叫他矮帕利斯，呆帕利斯，然后是虚荣帕利斯，冷帕利斯。
作为长篇攻击演说的高潮以及公诸大众的讽刺诗文之结尾，合适的词句立即出现了--他们称呼他蠢帕利斯，为屈就你的水准我用此词特为欢欣。
回想吧！如果你能运用那个工具，但是不要写；最好读，你这个傻瓜。狄德罗延到《拉摩的侄儿》一书，转述帕利斯的淫乱，才算遂行了他的报复；身为一个哲学家，这样做是不值得的，但是他可谓持重。不去出版该书。在帕利斯死后，此书才在法国印行。但是莫雷莱立刻发出一个刺人的讽刺文字，既攻击帕利斯，也讥讽他的保护人罗贝克小姐。她在法院工作的朋友把莫雷莱抓到巴士底狱监禁(1760年6月11日)，然而她由于死亡(6月26日)而使事情更为严重。卢梭营救释放了他，但自此以后遂和哲学家群断了交情。帕利斯的放荡，使得他胜利的成果受到了玷污。1778年他投入伏尔泰之流，再置身于哲学家阵容中。
哲学家们攻击弗雷龙最力。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形容弗雷龙为受雇文丐之流，谓弗氏为百万富翁贝尔廷的食客。伏尔泰把他最聪明的妙语之一献给弗雷龙：有一天在峡谷中，弗雷龙被一条蛇咬了一下。你以为结果如何呢？毒死的竟是那条蛇。这种经常穿插在伏尔泰以及18世纪的良好风范中最典型的粗鄙代表作。就是他描写弗雷龙为"来自皮尔背后的一条虫"。然而严重的攻击出现于伏尔泰的剧本《从苏格兰来的妇人》。1760年7月26日，该剧在法兰西斯剧院公演。剧中以明显的夸张口吻讽刺帕利斯的《众哲学家》，指称帕利斯应负起法军战败及法国败政崩溃的责任。弗雷龙则被形容为穷文人街的小文丐，专门制造丑名于字里行间。伏尔泰这本剧本，用来形容弗雷龙的词句，计有恶汉、卑鄙者、可鄙者、间谍、沉迷于欢场者、蛇及猥亵的温床等等。伏尔泰依照惯例。让这家挤满了友人及弟兄高谈阔论。伏氏这一剧本的演出．与帕利斯的剧本同受欢迎。5个星期内演出16次之多。弗雷龙偕其娇妻参加伏氏该剧的首次公演，并引人注目地领先喝彩鼓掌，因而免于一场暴风雨的侵袭。伏尔泰认清他的对手够勇敢。有一位访客问伏尔泰，在巴黎要鉴别新书的价值，应该请教谁，伏尔泰答道："请教弗雷龙这家伙吧！……他是惟一有鉴赏力的人。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虽然我并不喜欢他。"
三、会士的没落
耶稣会突然的崩溃，大部分虽然由于巴黎议会而非由于哲学家的影响，但总显示出时代大势之所趋。耶稣会创始人称它为"耶稣公司"，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其命名为耶稣会，"教会执事们共同的托钵组织"(那就是说，一个宗教组织，有其规定的公约，且靠人家布施为生），这些"耶稣会士"，如同他们的批评者所说的，在一个世纪之中，成为天主教会里最有势力的教士团体。1575年左右，他们已经在法国建立12个学院了；他们很迅速地主宰了法国年轻一代的教育。200年来，法国每位皇帝都选任耶稣会会士作为皇帝的听忏人；其他信仰天主教的统治者也群起效法；凭着这个方法以及其他种种手段，耶稣会实质上影响了欧洲历史。
几乎在巴黎开始有耶稣会会士时起，他们就遭受议会和巴黎沙本神学院（13世纪中叶设立）的反对。1594年议会指控耶稣会教唆让·沙泰尔企图杀害亨利四世，1610年该会又控诉耶稣会士煽动拉瓦亚克谋杀皇帝。议会提及一位西班牙耶稣会士玛丽安娜，玛丽安娜曾辩护某些情况下，弑君的道德性。但是不论议会的指责如何有力，耶稣会在数目及势力上都愈来愈大。它左右法王路易十四的宗教政策，促使路易十四攻击皇家安息院的詹森派教徒．说他们是装作天主教徒的加尔文派教徒，后来由帕斯卡尔（1623-1662年，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及物理学家)所执笔的《各省通信》(1656年起)仍然受到法国少数知识分子的注意。然而，至1749年耶稣会在法国仍拥有3350位成员，其中1763人为僧侣。在法国的僧侣群中，耶稣会教士以出最优秀的学者、最聪明的神学家、最雄辩的传道者、最忠诚、勤劳和成功的拥护教会者而闻名。他们促使科学进步，并影响了多种艺术形式。一般人都同意他们为欧洲最好的教育者。他们的朴素德性颇为突出，而且他们运用种种诡辩策略，把基督教徒的道德要求，灌输给一般平民；虽然如此，他们却从未宽恕贵族或皇帝的通奸行为。由于他们辛勤的贡献及忍耐的坚守原则，他们使自己成为一股影响政府决策及人民心灵的力量。有时候似乎所有欧洲人都将拜倒在他们团结而训练有素的坚韧意志之下。
他们的权力几乎毁灭了他们。国王们都很清楚地看出．耶稣会士的教皇至上论，如果不予制止，势将使所有的俗世君主，变成教皇的臣子，从而恢复罗马教皇的权威。耶稣会跟皇帝的关系，虽然比其他团体都要密切，但是该会仍然强调人民有权推翻皇帝。虽然在神学和道德方面。他们的主张比较自由开明，且努力协调科学和教会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为了培养大众对教会的虔诚，遂支持玛格丽特的声明，谓基督曾显现在她面前，圣心上燃烧着热爱人类的火花。耶稣会士栽培笛卡尔、莫里哀、伏尔泰与狄德罗，结果只看到这些灿烂人物回过头来反对他们，以及驳斥耶稣会教育的全盘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