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重新卧床的爱因斯坦是患了黄疸病。显然，长期劳累后的爱因斯坦体质完全被毁坏了。爱因斯坦说他在1918年8月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用刮须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这也许是他健康状况不良的反应，也许是他陷入了米列娃与艾莎间的抉择难题。所以12月他写信告诉埃伦费斯特，说自己可能再也不会恢复健康了。
不久，爱因斯坦在身体基本康复后，就决定与米列娃离婚，和艾莎结婚。离婚判决书于1918年2月14日取得，并且约定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金归属米列娃。
艾莎是位持家的能手，这一点是米列娃无法相比的。她在厨下煎鱼炙肉，动作像艺术家那样优美：这儿放两块红的西红柿，那里添两片绿色的黄瓜，在战争年代，她仍旧有本事做出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来，让爱因斯坦得到不少温暖的感受。
艾莎知道爱因斯坦的脾气，他们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艾莎比爱因斯坦大3岁，1876年出生在德国巴登一符滕堡州的海亨根。艾莎一家常到苏黎世走亲戚，爱因斯坦也常到海亨根去玩。也许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和艾莎问的感情就很亲密，所以在柏林重逢时，两个人走到一起是某种情感的延续。艾莎后来曾对访问者说：
"当我还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爱上了阿尔伯特，因为他用小提琴演奏莫扎特十分美妙……他还会弹钢琴。"
1919年6月2日，爱因斯坦与艾莎结婚。此时，爱因斯坦40岁，艾莎43岁。他们的新家安置在艾莎居住的哈伯兰大街5号。
每当受到荷兰莱顿大学的邀请，爱因斯坦总爱住在他的朋友、大物理学家埃伦菲斯特家里。爱因斯坦从柏林来到荷兰，从吵闹的都会来到古老而幽静的小镇，实在感到清静和愉快。当他听到四周大大小小的风车在悠然自得地随风转动并唱出"伊伊呀呀"的歌声时，他心里充满了诗情画意。
在埃伦菲斯特的家里，小提琴也常常参加科学家们激烈的科学论战。埃伦菲斯特和爱因斯坦由于某个问题在激烈地争论着，埃伦菲斯特思路是那样的敏捷，那样的善于抓问题的本质。如果他发现爱因斯坦的话语中哪怕有一点漏洞，也会一下子抓住不放。当然，爱因斯坦也不是一个次手。在唇枪舌战中争得面红耳赤时，他们就想休息一会。
埃伦菲斯特和普朗克都是出色的钢琴家。爱因斯坦是一个小提琴家。爱因斯坦在这两位物理学家的伴奏下，拉出的小提琴旋律会增加许多特殊的光彩。
当他们的演奏正在进行的时候，爱因斯坦突然停下了，他不拉了。然后他把小提琴的弓子用力地打击小提琴的琴弦，他的意思是让埃伦菲斯特停止钢琴伴奏。爱因斯坦又开始了他科学的独白，埃伦菲斯特手搁在钢琴上细心地听着他的独白。他犹如森林中的猎人，正在端着猎枪等待着爱因斯坦的漏洞。一旦让他抓住漏洞，埃伦菲斯特将像猎人那样射出一排子弹。有时爱因斯坦的思想遇到障碍时，他就会着急地也走到钢琴前，用几个手指弹出一个清澈的大和弦。坚强而有力，反复地弹这三个和弦。
"当！当！当！"爱因斯坦在敲"上帝"的大门，又好像在向大自然发问：
"怎--么--办？！"
有时，弹着弹着，"上帝"的大门给他们俩打开了，这两个朋友从论战中又温和地相对而笑了。
爱因斯坦与埃伦菲斯特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埃伦菲斯特一家人都忘不了爱因斯坦每次进门的欢快声，也总记得爱因斯坦的话：
"一个人除了提琴、床、桌子和椅子之外，还需要什么呢！"
1919年11月7日后，世界各地的请帖潮水般地向爱因斯坦涌来。出访荷兰后，爱因斯坦风尘仆仆，从一个首都赶到另一个首都。他到处作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也到处呼吁和平、宽容与理解。他像一位巡回大使，执行着民族和解的神圣使命。为了恢复战败国德意志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他把德国科学的威望带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带回德国。德国统治者也想通过爱因斯坦的巨大名声使德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所以，对爱因斯坦的频繁出访，他们给予默认，并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地的反响。
莱顿之行后，布拉格"乌兰尼亚"科学协会邀请爱因斯坦演讲。爱因斯坦来到布拉格，这也是旧地重游。他成了菲力普·弗朗克的客人。
到达布拉格的当天晚上，在挤满了人的"乌兰尼亚"协会大厅里举行了爱因斯坦的演讲会，而后是该协会的会员们同爱因斯坦见面。在一连串的欢迎辞后，总算轮到爱因斯坦讲话了。爱因斯坦出人意料地在台上拿起小提琴，不无幽默地说：
"女士们，先生们，这儿气氛太严肃了。让我先为大家演奏小提琴吧，那将更愉快，更容易理解。"
莫扎特的奏鸣曲响起来了。音乐为人们进入物理学奥秘的天地奏响了前奏曲。
1921年3月底，爱因斯坦踏上了访美的旅途。
在纽约港口，迎候爱因斯坦的人群人山人海。当"鹿特丹号"邮轮靠岸时，采访记者争先恐后蜂拥而上，把爱因斯坦围在甲板上。从船码头到下榻的地方，街上涌动着目睹爱因斯坦风采的纽约人。美国人把爱因斯坦拥到一辆敞篷汽车上，让他接受纽约人的欢迎。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在车上一会儿拿烟斗，一会儿拿小提琴，弄得艾莎不断提醒他："你该向大家致意。"
爱因斯坦这才明白了自己坐敞篷车的意义是什么，真诚的孩子般的笑容浮上了脸庞。这富有诗意的笑容，一下就抓住了美国人民的心。
爱因斯坦访美期间，美国正处于"相对论热"之中。在欧洲，尽管他极力回避种种公开场合，但对他的个人崇拜已使他无法再呆下去。然而，到了美国，热浪更高。而且，美国人对爱因斯坦的兴趣更浓厚，他们似乎更关心相对论之外的东西。美国报刊上津津乐道的是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如：
"这位教授胳膊下挟着提琴盒，小心翼翼地走下扶梯。他看上去更像是欧洲著名琴师；比起许多著名的"艺术大师"来说，就是他的头发太少了。"
"爱因斯坦和提琴形影不离，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
对爱因斯坦来说，音乐是另一种逃避方式，而且是一种永不会犯错误的方式。他对社会习俗不屑一顾，他对自己留给别人的印象漠不关心，从而使他能够尽情地尝试他的逃避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爱因斯坦应邀参加了知识合作委员会。这是一个专门技术性团体，隶属国际劳工局，活动范围适度，目的在于为恢复战争中所中断的相互联系做准备，促进学术活动。当爱因斯坦担任知识合作委员会委员时，德国仍然被划在文明国家之外，甚至科学会议也把敌对国家的代表从他们的组织中排斥出去。因而知识合作委员会作为一面镜子，在一定范围内它反映出了国际联盟的各种缺陷。
有一天晚上，委员会在活水街的一个餐馆中聚餐。谈话围绕着当天的一些事情，大家都想使自己避免卷入争吵。在杂乱的谈话声和碗碟碰撞的铿锵声中，乐队演奏着轻音乐。爱因斯坦默默地听着，他完全忘却了别人在谈论什么，音乐是他的最高级的庇护所。突然，他站起来，与小提琴独奏者说了几句话，从那人手里拿过小提琴并开始演奏。笑容又浮现在他脸上，他表情放松，就像沉入梦中一样。他一点都没有想到他站在一个时髦餐馆的演奏台上时所产生的景象，这时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他。他孤独地演奏着，像是要把所有积压的痛苦一扫而光。
成双成对的年轻人到来了，匆忙地抢占座位，他们是来跳舞的；他们不耐烦地盯着那位独自在台上徘徊、充满老派音乐家气质的小提琴演奏者。他们开始表示这个人比那些讨厌鬼强不了多少，而爱因斯坦仍在继续着他的演奏，对于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当有人壮着胆子去告诉他时间太晚了，他们该回去了时，他才把小提琴归还给主人，微笑着向人家道歉，就在离去时，他还像在梦游一样。
四、幽默逸事
1908年10月后不久，爱因斯坦的学术生涯就开始了。
在此之前两年，已经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爱因斯坦仍生活在平凡的圈子里。每天早晨九点钟准时到达专利局上班，下班后，生炉子，带孩子，做些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琐事。
在大学里的那些人，手里拿着那一卷《物理学纪事》，打听这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何许人物。他们听说他在伯尔尼，就断定他是伯尔尼大学的教授。
劳厄，这个后来也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当时还很年轻，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刚到柏林大学，普朗克就讲了相对论，他没有听懂，却知道相对论的重要意义。他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尔尼大学向"爱因斯坦教授"求教。
伯尔尼大学没有爱因斯坦教授，伯尔尼专利局里倒有一位爱因斯坦公务员，劳厄愣了。
赶到专利局，劳厄一头撞上一位年轻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件格子衬衫，领子半竖半躺，头发乱得像团草，一撇不加修饰的小黑胡子随意地卧在上唇边。
专利局的走廊上空荡荡的。劳厄只好拉住眼前这位梦游般的先生。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办公室？"劳厄问。
梦游人半天才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大眼睛里泛出柔和的歉意。
"对不起，在下正是。"
劳厄惊讶了，但很快就笑了，相对论的创建者应该是这样的人。
几分钟后，一对同龄人在一家小餐馆的桌旁坐下，开始了他们终生的友谊。
维恩教授的学生劳布也来到了伯尔尼。他的学位论文里用到相对论。教授不同意他的观点，叫他去找相对论的著者请教。碰巧爱因斯坦一个人在家，正跪在地上生炉子。见到来客，爱因斯坦扔下捅火棒，伸出了两只乌黑的手。客人稍稍迟疑了一下，爱因斯坦也没有察觉，两只乌黑的手和两只雪白的手握在了一起。
爱因斯坦用手背擦了一下被煤炭染黑了的额头，笑着说："你看，我和别人谈辐射，可这倒霉的炉子，就怎么也辐射不出热来。"
1907年，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克莱纳教授写信给爱因斯坦，建议他向伯尔尼大学申请"编外讲师"的职位。因为按当时的规定，要成为大学的教授，先要当一段没有薪水的讲师。爱因斯坦听从克莱纳的建议，向大学当局提出申请，并且把《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单行本送到物理系。不久，就来了答复："论文无法理解"，"系里不要人。"
第二年，克莱纳再次写信给爱因斯坦，教不通世故的爱因斯坦如何行事。同时，也有更多的权威人物为他鸣不平了。普朗克，权威的《物理学纪事》的编辑委员，给他写了推荐信。暑期，拉登堡来到伯尔尼和爱因斯坦讨论问题。他是"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理事。在访问伯尔尼大学时，他向校方直言不讳地说：
"瑞士教授联合会中竟然没有爱因斯坦，这使我惊奇。"
终于，1908年10月23日，一份印有伯尔尼州徽的公文送到了专利局，通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从本学期起，聘请他担任兼职"编外讲师"。也就是说，他有权在州立伯尔尼大学里选讲自己的课程。至于报酬，则由听课的学生直接付给讲师。
可惜，爱因斯坦所讲的课程"辐射的基本理论"，讨论的是物理学上阴云未散的问题，引不起首都大学生的兴趣，很少有人愿意把钱装到这位新来的讲师先生的口袋里。
这时，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正好来伯尔尼写学位论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样上课的。她鼓起勇气去问看门人：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教室上课？"
看门人把这位衣着整洁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问她是博士的什么人。她说是妹妹。看门人"哟"了一声，说：
"原来那个俄国人就是你哥哥呀！他们一共只有5个人，在三楼。"
那位看门人之所以把爱因斯坦叫做俄国人，是因为犹太人穷的多，东方来的犹太人尤其穷，俄国是最东方了，所以他看到爱因斯坦永远是一套臃肿的，说不清什么颜色的旧格子衣服，就断定他是俄国人。
上课的人数，看门的人还说多了，其实只有4个人：讲师先生，2个20岁上下的大学生，加上满脸大胡子的贝索。他们都骑在课桌上，嘴里叼着烟斗、雪茄，指手画脚，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热火朝天。这是玛雅从三楼那间小教室的门缝亲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莱纳教授也到伯尔尼来看看自己推荐的人是怎样上课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教室里，讲师先生当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写下一行公式。爱因斯坦对仅有的几个听众说，中间的几步运算不写了，因为很抱歉，这两天正在想一个有趣的问题，所以把这几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导一下，结论肯定是不会错的。
克莱纳惊呆了，虽然他早就知道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个性，但这毕竟与学府风范相去太远了，他不得不告诫爱因斯坦：第一，要注意高等学府的礼仪；第二，要注意讲课的条理性和系统性；第三，……爱因斯坦那双棕色眼睛里全是困惑，他不懂。克莱纳摆摆手，说："算了，回家吧！"
克莱纳深知难以常规来衡量爱因斯坦，因为天才的个性总是难以理解的。
明可夫斯基的报告"空间和时间"像一面巨大的透镜，把学术界的视线聚到了爱因斯坦身上。
1909年7月的一天，身在伯尔尼专利局的爱因斯坦收到了一个特别的大信封，拆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张精美华丽的纸片，纸片上用花体字印了一些在爱因斯坦看来是毫无趣味，且与他无关的东西，那花体法文甚至被他误作拉丁文，因而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办公室的废纸篓里。
其实，那纸片正是一张请帖。日内瓦大学邀请爱因斯坦去参加纪念加尔文创建该校350周年的庆典，同时，那上面还宣布爱因斯坦已被日内瓦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校方等了很久，没有爱因斯坦的回音，只得请爱因斯坦的朋友和学生卢西恩·查文从中游说。当时，卢西恩也住在伯尔尼，他便劝说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大学，说这是怎么也推辞不掉的，但他并没有说一定得去的理由。
这样，爱因斯坦在指定的日期来到了日内瓦。同时，在他下榻的那家旅馆的餐厅里遇见了几位苏黎世的教授。他们各自说了自己是以什么资格来参加庆典的。
爱因斯坦站在一边，一言不发。
见此情景，教授们就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不得不窘迫地承认自己完全不知道是以什么资格来的。可是，教授们是清楚的，并告诉了爱因斯坦的内情。
第二天，人们把爱因斯坦和一批学者拉在一起，坐在引人注目的中心位子。但爱因斯坦随身只带了一顶草帽，穿着一身便服，他觉得自己的这身打扮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绣花燕尾服、英国绅士的长袍以及世界各地200多名代表的各式各样的名贵装束混在一起，未免有些不伦不类，一定要坐在一边，可是主持庆典的人是不会听从爱因斯坦的主张的，否则隆重的庆典就要黯然失色了。
庆典活动结束后，爱因斯坦参加了毕生中所经历的最豪华的宴会。他问坐在身边的一位日内瓦显贵："你知道如果加尔文至今健在，他来这里会干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