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认为叙事线条的组合，依据的是有关开头、中部和结尾的一体化概念，以及内在的根据、情理或者真理。”11《战争与和平》的叙事线条呈现出一种双曲线式的线条。它的时间横轴始自1805年，直至1812年。而时间的开放性将在安德烈的儿子——尼科连卡身上继续着。这部小说的时间横轴是相当清晰的。而纵轴则是由历史进程和思想强度这两条抛物线所共同组成的。历史进程以法俄战争为重点，最后我们还能看到日后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先兆。思想强度是以主人公们的思想轨迹为观察点，步步深化这部小说的主题。这两条抛物线是如此自然地相互交合在一起——一条是体现民众整体的、场面宏大的，而另一条则是个人的、描绘细致的。
11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其一，在写小说时，作家如何才能在选定的素材周围划一根线，使其四周都具有边缘或者边界，看起来像是一写到那儿就自然会停笔，而边界之外的一切都与小说的主题无关？其二，在边界之内，小说家如何才能全面、统一连贯地处理被划入这个魔圈的素材，无任何遗漏，并明确表达出所有的关联——即托尔斯泰用‘关联之迷宫’这个绝妙的短语所表达的全部内容。”12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用特定历史事件的大背景和客观的时间范围——从1805年到1812年，为这部小说划定了边界。在这边界之下，他展开了几大家族的变迁、家族成员命运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有历史事件对人的影响，人对历史朝向的左右，有外在环境对人的影响，人对人的影响。而这一切就纠结成托尔斯泰的“关联之迷宫”。
12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小说的统一性不单是字面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小说能通过一个精神中心点的共同关联将各个部分连接为一体。《战争与和平》是以多重主题共时并进来展开的——民族存亡的主题，历史下的个人内心生活的主题。在从容不迫中像一条大河一样融会在一起缓缓地展开。而大河的流向——拯救的主题又十分明显地渗透在所有这些共时并进的主题中。
一次次的战役之后，俄罗斯民族获得了胜利。但在这场胜利背后有着托尔斯泰对历史和人类生活独特的议论和认识。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心灵的拯救、为了获知人活着的意义，《战争与和平》中的两位贵族青年——安德列和彼埃尔不断地行动又不断地修正、孜孜地探究。这样一种“探索者”的形象可以说是后来俄国文学中经典的“新人”艺术形象的先行者。的确，灵魂是俄国文学中的重要角色。这些“探索者”追寻幸福的心路历程向我们每一个人诉说着——“人若感觉不到追求自己幸福的愿望，他也就感觉不到自己是活着。人不可能想象没有追求个人幸福愿望的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活着就是希望并达到幸福。希望并争取幸福就等于活着。”13而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在这条道路上进行的活动就是爱”。14在他看来，爱一切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宗教。在《战争与和平》里，每一个主人公都在践行着这一切。
13张杰等：《走向21世纪的探索——回顾·思考·展望》，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
14（俄）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四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7页
3、哲学论文的插入
然而在这个自我划定的有限范围之内，仍然会出现一些急需回答的问题。当这些特殊的问题无法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中得到揭示和回答时，那么就需要借助于哲学论文的插入。当然，哲学论文的插入是有悖于小说的常规形态的。但托尔斯泰是这样一种小说家——“他们力求更加接近生活，更真诚地、更确切地把引起他们兴趣的、感动他们的东西保存下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甚至不惜抛弃一般小说家所遵循的大部分常规。”15那么，就让我们来追踪一下这种模式，无论它从表面上来看是多么的不同寻常。
15（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战争与和平》中的议论和结论式的话语似乎处于小说的正文之外。而这些边缘性的言论又都会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在小说中起到了悬置的作用。它们打破了作为小说力量之依托的逼真性幻觉，仿佛作家已经停止了小说叙述者的扮演，突然走上前来，用自己的声音来评论和演说他的思想和认识。
为了塑造活生生的人物和把握内在的真实，伍尔夫主张艺术家可以自由地进行实验和探索，可以不拘一格地寻找合适的艺术形式、表现技巧和创作题材。在她看来，没有任何一种实验、甚至是最想入非非的实验是被禁止的。而托尔斯泰做了这样一种实验——插入哲学论文。这种实验和探索被后来的米兰·昆德拉发展和总结为——“离题”。
那么我们又如何来理解“离题”这一概念呢？在米兰·昆德拉看来，“一个主题可以在故事之外独立得到发展。这种着手一个主题的方法，我称之为离题。离题就是说，暂时甩开小说的故事。”16那么为什么要在《战争与和平》中采取“离题”的方式呢？
16（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第17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首先，在《战争与和平》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故事和情节的展开无法很好地解说托尔斯泰对这些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因而要借助于哲学论文的插入。正如科利尔所说的那样——“故事是‘自我解释的’，当叙述过程被阻塞，为了进一步‘跟随下去’，我们就插入解释。这些解释可以被接受的程度是：它们可以嫁接到讲故事的原形上去。”17
17科利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此外，“叙事线条根本就不是用尺子画出来的一根直线。倘若是那样的话，就不会引起读者的任何兴趣。叙事之兴趣在于其插曲或者节外生枝。”18在这部小说中，明晰的叙事线条使得“离题”的这部分内容和小说的主线得到了主题上的统一性。这里，“叙事线条的奇特之处在于无法区分相关的和不相关的事件，无法将离题成分与笔直狭隘的主线条区分开来。”19
18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19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有这些“离题”——一处处的哲学论述、插入的场景描写都只是这部小说的有益补充，而非小说的主要方面。《战争与和平》主要是一系列人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的一系列行为和经历。无论是在虚构的情节或是真实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人物总是出现和活动在一种变化的环境中，并需要对变化着的环境做出反映，以揭示环境和人物之间隐蔽着的因素。
4、杂语和对话性
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现象。”20作为“唯一在形成中的和未定型的一种体裁”21，长篇小说常常吸收其它语言成分，使自己得到更新而更富有表现力。
20（俄）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21（英）乔·艾略特等：《小说的艺术》，张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107页
在《战争与和平》中，社会性的杂语比比皆是。首先是俄罗斯民族语言内部分解成的各种社会方言——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城市用语和童山等乡村的语言是有差异的。其次，各社会集团和社会阶级——贵族和农民的表达习惯也是不尽相同的。另外，各种职业行话——后方的指挥官和前线奋战的普通士兵的言说方式是极不相同的。再有，各种文体的语言风格是不同的——托尔斯泰运用哲学论文和小说中的文学语言部分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还有，一时的摩登用语、一时的政治话语、各个人物的个性语言（自己的词汇、自己的侧重）……都是各有特征的。《战争与和平》正是通过社会性杂语现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多声现象，来驾驭自己所有的题材和所表现的整个的小说世界。叙述人的语言、人物的语言和穿插的文体，这些都是杂语籍以进入小说的方式。杂语和杂语之间又形成了种种对话关系，而小说的主题正是通过这一层层的关系进而得以展开的。
“托尔斯泰语言的特点，便是有强烈的内在对话性。”22而且话语的对话性不仅仅表现在对象身上，也表现在读者的视野中。读者视野里会出现的意义和情感的特点，托尔斯泰都能敏锐地感觉出来。对话化的这两条线索在《战争与和平》的语言风格里十分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战争与和平》中的语言甚至在最抒情的表现中和最叙事的描写中，总是同笼罩在对象身上的社会性杂语的各个因素形成和谐的合声或是不相和谐的曲调。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不相协调的音调。
22（俄）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与此同时，《战争与和平》的语言又以辩论的态度深入到读者观察事物和评价事物的视野中去，试图破坏读者积极理解所依赖的感知和判断的背景。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是十八世纪的后继者，是启蒙主义的后继者，特别是卢梭的后继者。由于这个缘故，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与之辩论的社会性杂语的交织更多地是缩小成了一位具体人的意识，而不是某一时代的意识。其结果就是——对话性，当然更多的是辩论性对话得到了极度的具体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托尔斯泰那富有表现力的风格中清楚地听到各种语言的对话性。
四人物性格塑造技巧
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丁·杜·加认为——“托尔斯泰对于未来的小说家是最好的导师。身受托尔斯泰的影响，这可以感到也可以不觉得，但要是托尔斯泰对一个作家产生了影响，那么这只能是良好的影响，而排除了任何矫揉造作的可能性。自然、质朴到了极点，我甚至可以说，他运用的手法都是极普通的，每个文学新人都可以接受，在他那里，可以言传身教的‘技巧’是没有的。”23
23福楼拜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谭立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
就风格本身的狭义意义的层面即所谓“技巧”来说，《战争与和平》基本上是没什么可言说的。托尔斯泰只是在小说里不停地积累了无数的事件和风俗画的细节。但正是他的这种貌似毫无技巧的积累，却让每一位读者兴味盎然。如果就以王尔德对风格的补充定义来看——“风格——这乃是作家消除自己和读者之间的一切隔阂的能力，风格的最高胜利乃是确立真正的精神上的接近”24，那么我们可以将托尔斯泰看作是这样一位出色的风格家。正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受到风格的任何的束缚。正是托尔斯泰的这种风格使得他的天才表露得最平易近人，但同时又最无法模仿。
24福楼拜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谭立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1、个性塑造的浮雕感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对人的个性的描写很像高浮雕的半凸出人体；这些人体有时候似乎马上就要脱离塑造出、把握着它们的平面，最后跳出来，站在我们面前，像可从四周观看、可及可感的圆雕一样；然而，这是视觉的欺瞒：它们永远也不会分离出来，永远不会从半圆变为全圆；我们也不会从另一面看到它们。”25
25（俄）梅列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完美的“圆形”——卡拉塔耶夫在我们读者的眼前只是存在过，而非真正地生活过。我们看到了他的善良和纯洁，但我们无法深入他的内心。似乎这个人物的出场只是来完成显现完美圆形的使命。卡拉塔耶夫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是一张活生生的脸，而只是对全部善、美、圆的俄罗斯事物的体现罢了，是巨大的道德和宗教的象征。
其他人物的个性描写也有类似的情况。安德烈、彼埃尔……其个性塑造是轮廓线式地被勾勒出来的，而非清晰的可见可感的纵横交替般地被展开。综观《战争与和平》中所有主要人物的个性塑造，没有哪个人物我们能够深入到他们的纵深处。这些浮雕的背部永远是被隐没的。无论是安德烈的死亡，还是彼埃尔的复活，初看上去是完整的。其实，如果我们细细琢磨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些都是不够充分的。
安德烈临近死亡时的第二张脸、彼埃尔复活时的第二张脸、娜塔莎婚后的第二张脸……第二张脸的出现——这是托尔斯泰创作中的牵引线，为了消解原来的第一张脸，为了呈现一张更好的脸、一张托尔斯泰本人乐于接受的脸。原本特殊的脸、个别的面目、具有动物性本能特质的躯体都被渐渐地默默地磨掉了。个性的发展总是被搁置起来，朝着模糊的方向退去。就如同这些浮雕一般，最后消融在背后巨大的岩石中间，看不见了。“因此，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没有典型，没有个性……这些人的面容刚刚上升，浮出渊面，便又立即为自发势力吞没，永远地沉入其中。”
26（俄）梅列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2躯体特征描写的油画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些人物的躯体特征一再地被描写。比如，安德列公爵夫人那上扬的、长着小须的上唇；玛利亚那两只沉重的大脚；库图佐夫的虚胖和笨重……无论这些特征显得多么的外在和可有可无，但事实上却是和人物的内在精神特性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描写并不是简单的机械重复，而是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立体的重要保证。
那时而愉快地上扬、时而可怜地下降的上唇，表现了公爵夫人孩子般简单、不谙世事的性格；玛利娅的笨重步态显现着她缺少女性的柔媚和轻盈，但和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相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则更看中她的纯洁；至于库图佐夫的臃肿则透露着他稳定冷静的处世态度和一种无为意志。托尔斯泰惯常的艺术手段就是这样：从可见到不可见，从外在到内在，从肉体到精神和灵魂。
让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卡拉塔耶夫“整个形体是圆形的，头是完完全全圆形的，后背、胸膛、双肩，甚至似乎时时准备拥抱什么的双手，是圆形的；愉快的微笑，一双栗色的、温柔的大眼睛是圆形的。彼埃尔觉得，‘甚至在这个人的气息中，都有某种圆形的东西’。”在这里，外在的躯体特征被发展到了几何图形的简洁与鲜明的地步。这种特征表达了一种抽象的综合。而这种综合不仅是艺术上的，还和托尔斯泰的宗教观念的内在基础是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