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56年1月。
［创刊地点］上海。
［创刊背景］
上海作家协会刊物。《萌芽》问世的1956年，正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被史学家认为是：让历史特别宠爱和难于忘怀的年份，让所有的文化人动容动情的岁月。那位蛰居南方中山大学的历史学家，宣布不信奉马列的陈寅恪，这个时候也答应在全国政协中担任一名委员。该刊主要编辑有刘绍棠、姚文元等。1966年停刊。
［作者小传］
（不详）
［创刊词原文］
创刊词
“萌芽”创刊了。
我们想在这里占一点篇幅，和大家谈谈关于这个刊物的事情。
我们选择了“萌芽”作为刊物的题名，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就是代表着新生的意思；另一方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二十六年前，鲁迅先生曾经办过一个刊物叫做“萌芽”，当时正是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时候。鲁迅先生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他办刊物、编丛书、搞文学团体，目的都是为了培养青年一代，“萌芽”正是其中的一个工作。我们目前迫切的问题，正是需要培养出大群文学的新战士，一批一批的进人我们队伍中来。我们选择了“萌芽”，正是为了纪念和学习鲁迅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文学青年的精神；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一种鼓舞和鞭策。
当然，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和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了。革命的胜利，给文学艺术带来了无限宽阔的天地，党时刻关怀和帮助着青年一代的成长。解放以来，成千的青年作者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这也在我们过去的任何时代所未曾有过的现象。高尔基在“给伊尔摩茨克第六学校少年先锋队文学小组的信”中曾经说到他从事写作的情况，他说：“我也是十二岁开始写作的，然而我的生活环境不同，没有人求我，学习的时间也很少。我曾经写了许多散文和诗歌，可是直到我差不多三十岁的时候。我才懂得文学是我的事业。”他还一再说到，在苏维埃政府底下的青年人是幸福的，工人阶级革命的胜利，为青年一代开辟了宽阔的道路。高尔基和鲁迅都经历了旧时代。但是他们都那么坚韧的为革命事业培育了无数的青年，因为他们深深的懂得在黑暗中摸索的痛苦，在旧时代，他们就象明灯一样在黑暗中为青年领路。他们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令人难忘的。
我们今天是多么幸运的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党给我们打开了宽阔的道路，我们有着前辈们梦想不到的优越的条件，我们就必须加倍的从事劳动。“萌芽”正是在这条件底下提供的一个新的园地，在这个园地里，让我们青年人来努力耕耘吧，有没有收获，就要看我们付出多少劳动。
我们应该再说一次。这是青年人自己的园地，让我们大家来办好这个刊物，我们大家都应当担负起园丁的责任，让它百花盛开。
当然，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尽管我们有杰出的文学大师，我们却没有任何成套的方法，而必须依靠自己的勤学苦练、坚持劳动。缺乏耐心和信心是不能走向文学的道路的。
我们的刊物主要是发表青年作者的作品，但是也发表讨论和分析作品的文字；我们需要批评，但更要说老实话；我们相信，青年朋友需要的不是恭维。而是切实的批评。我们既然是青年的刊物，我们就得要有生气勃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有容许大胆尖锐提出不同意见的气魄。党领导我们，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促使我们前进的力量。
正如刊物的名字“萌芽”一样，她的生命还刚刚开始，但是她已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关怀，许多热心的青年作者有的已把自己最近意的最好的作品寄来，有的在信上说一定要写一篇好作品来祝贺“萌芽”的诞生。这种热情给编辑部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信心，尽管我们的力量很薄弱，我们提供的篇幅也还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但是只要我们大家劳动得好，我们耕耘的面积会逐渐的扩大起来，我们的收获会更加发展起来。我们不仅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我们还需要认真的学习高尔基和鲁迅那样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吸引更大的青年文学创作者团结在刊物的周围，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而努力。
亲爱的同志们！让我们就这样开始吧！
［焦点评析］
本创刊词的焦点是要培养新生的一代：“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二十六年前，鲁迅先生曾经办过一个刊物叫做《萌芽》。当时正是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时候。”作者指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
这大群新战士从何而来？作者自信地说：“正如刊物的名字‘萌芽’一样，她的生命刚刚开始，但是她正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关怀……”
大凡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闹得文坛人士、政界人士惊慌失措的人，便是从《萌芽》造就出来的姚文元。
而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实际是由于姚文元对《海端罢官》的批判开始的。
但那时的姚文元已是上海《解放》杂志编委之一。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式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上面。文章首先强加于人，说吴晗“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和“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塑造了“一个假海瑞”，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海瑞退田和平冤狱的事情。作者这样写道：《海端罢官》“是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最后一部分“《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中，姚文元说：这部作品产生的背景，是“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的一阵‘单干风’、‘翻案风”’。因此，作品写退田，是要人民公社退田；写平冤狱，是要替反革命分子翻案。
今天看来，这种可笑的批判思路正是那个时代的所谓“联系实际”、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习惯做法。本来，姚文元的文章就不是着意文化学术讨论的。
对姚文元的文章，叫好的，固也不乏其人，但大多数人感到突然、气愤和不安。姚文发表4天后，《光明日报》一位记者去看吴晗，谈起姚文元的文章。
记者把吴晗的谈话概括为这样几点：说正在给彭真同志写报告说明情况：谈了自己为什么不写答辩文章；说这个剧本有缺点，但不能说是毒草；姚文元这样牵强附会地批判，谁还敢谈历史。
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1956年12月21日，毛泽东到了杭州，在同陈伯达、田家英、关锋等人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退田”，目的是批判1962年出现的为纠正大跃进的“共产风”而出现的所谓“单干风”。静观一个多月的批判风波，毛泽东的认识也有了变化，“要害”从“退田”变成了“罢官”，两字之差，《海》剧的政治问题大大升级了。
1957年，毛泽东还提到姚文元在2月6日《文汇报》上面发表的《教条与原则》，说“我看是不错的”，还谈到姚文元是30年代文坛人物姚蓬子的儿子。
毛泽东似乎对文艺界能写文章的年轻人有一种天生的好感，特别敏锐地注意发现。姚文元并不是他在建国后所注意所仰重到的第一个文坛新秀，此前对红学（对《红楼梦》的研究谓之红学）新秀李希凡、蓝翎这二位（后来成为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宠爱有加，读他们的文章，特意注明多少岁；对王蒙也是如此，知道这位写《组织部来的青年人》的作者只有22岁。
我们知道提携青年，引导青年。这是鲁迅独特的贡献。
鲁迅，这位以笔为戈奋斗一生的文人对新人气象的热情渴求，以及坚定相信未来、相信青年的旷远胸怀使人难于忘怀。
中国的历史之舟，已经远离鲁迅的时代。
上海的文坛，仍然把鲁奉为圣人一般看待。或许他们早就熟知毛泽东在1937年第一次评价他的话：“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萌芽》，延续鲁迅的《萌芽》等于是试图传承鲁迅的文化精神衣钵。创刊词作者满怀豪情、满怀信念地呼唤：“亲爱的同志们。让我们就这样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