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896年8月9日。
［创刊地点］上海。
［创办背景］
当“强学会”及其刊物被查封后，改良派力谋重振旗鼓，决定继续创办报刊以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1896年8月9日，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又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内粱雇超担任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麦茁华，徐勤、欧榘译、搴炳旗（太炎）等参加撰述和编辑工作。这是一份旬刊，形式如线装书，每期20余页。所刊登的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文章，深受思想开明的士大夫和新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欢迎，有些官员甚至封疆大吏也以订阕《时务报》为时髦。潮广总督张之澜还曾称赞《时务掇》“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并与湖南巡抚陈宝箴饬令所辖各府厅蝌县订购。给各级官员及书院学生阅读。该报销行量最多时高达17000余份，创造了当时图内报刊发行量之最高纪录。
1897年，《时务报》创始人之一的汪康年从内部排挤粱启超。在汪康年的控制下，该报言论迅速收敛并日趋保守，两《时报务》也因此而日益衰落。
康有为、梁启超于心不甘。1898年7月，他们为夺回这一重要舆论阵地，上书给光绪帝，请求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由粱启超专门负责。汪康年则迅速变招，在《时务报》出至第69期后，将其改名为《昌言报》，并于8月17日出版第1期。汪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抗议，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康、梁逃往海外，《时务报》终未能恢复出版，而汪康年的《昌言报》在1898年11月也停刊了。
作者汪康年小传
汪康年（1860—1911），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穰卿，晚号恢伯。光绪进士。张之洞幕僚，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中日甲午战争后，愤励变法图存，欲化愚弱为明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与黄遵宪办《时务报》，自任经理，延梁启超主编。曾著文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力言中国宜伸民权，重公理，尚创作百贱安闲，尚改革而贱守常。后改办《昌言报》，不久停刊。1898年创《时务报》于上海，旋易名《中外日报》，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曾支持上海人民反对法人侵占四明公所公墓。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军久驻奉天（今沈阳）不撤，他愤然腾电中外，慷慨力争。1904年任内阁中书。1907年在北京办《京报》。1910年（宣统二年）办《刍言报》。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等。
［创刊词译文］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根除闭塞求其通畅，这样便有利于发挥舆论阵地的作用而使天下清明。
国家的治国措施，老百姓不知道；老百姓的疾苦，统治者也不清楚。
本报为一些有识之士所办。对世界各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及时翻译成国文，让读者就可以知道国际当前的形势和一个国家兴衰的原因。就不至于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详录各省新的政见，可使读者了解到新法的好处。而反对者就会少一些；收集载录政府与各国交涉方面的事件，可使读者知道国家的政体不建立完善，就要受人欺辱，不懂得法律，就会被人愚弄；所以发愤学习吸纳新的知识，才能不忌以前因无知而受的耻辱；登载政治、艺术和一些学术方面的知识，可丰富读者的知识范围，使其耳聪目明。而不至于拖着八股文章或一味醉心于考据论证诗词典章而自得其乐，以至于空谈而自以为了不起了。
［焦点评析］
汪康年在创刊词中申明“去塞求通”之宗旨。列述西方国家报业的发达，“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认为“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不了解世界形势，不闻不问国内大事，这是“有耳目”等于“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这是“有喉舌”等于“无喉舌”。起“废疾”，助“耳目喉舌”，就要依靠报馆。报馆是“去塞求通”的利器。文章还对报纸的体例作了说明：“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理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
汪康年大胆谋求“各省新政”，“奋励新学”，他的《中国自强策》和《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也写得大胆新颖。他批判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开拓扩充之意”，他明确指出：“至今日而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日复民权、崇公理而已。”其具体主张是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立法与行政分离，既立上下议院，又设相臣。下辖户部、刑部、商部、农部、外部、兵部、工部、民部、海部、教部、邮政等十一部，取代军机处行使政府职权，各部大臣及各省督抚的任免，均由议院投票裁决，做到职责分明，“在事之人，有治事之权；事外之人，有监察之权”，彻底治愈专制制度下的“官邪”习气。他还大谈实行民权有三大好处：一有助于行君权，二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三可以民权抵御西方列强的要挟；论证实行君民共治，符合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不存在顽固派所说的“患权之下移”、“豪强横行，乱且未已”的问题；断言“天下之权势，出于一则弱，出于亿兆人则强，此理断断然者”。
《时务报》高举变法图存的大旗，态度鲜明，议论透彻，且文笔大多清新流畅，富有激情，因而大受读者欢迎，“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几十年后，有人对《时务报》的轰动效应仍记忆犹新。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追叙说：
《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最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当时最先是杨紫麟的老兄。寄到了一册，他宣布了这件事，大家都向他借阅，争以先睹为快。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一班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除了有几位老先生，对于新学不敢盲从，说他们用夏变夷，但究为少数，其余的青年人，全不免都喜新厌故了。
中国自有报以来，还没有那家报纸像《时务报》这样刊行不久就风靡全国，产生如此强烈的社会影响。变法运动的高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时务报》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时务报》的创办，得到了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赞助。《时务报》最初的开办费，主要是移用上海强学会的余款（一千二百两），其中张之洞所捐占半数以上（七百两）。《时务报》发刊后，他又以湖广总督的名义，饬行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全省“文武大小衙门”，乃至“各局各书院各学堂”一体购阅，称誉《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士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但是，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支持不是毫无保留的，当《时务报》逾越他所认可的言论轨道时，便进行干涉和抑压。他一向不赞成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认为称“圣人僭妄而又作伪，似不近情理”，及见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引称乃师的改制说，他大感不快。更令他不安的是，《时务报》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干犯时忌”的文字。第五册“有讥南京自强军语，及称满洲为彼族”；第八册指摘倭仁反对西学为“误人家国”：第二十三册谓“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这些言辞在张之洞看来是颇为“出格”的。梁启超在第四十册上发表的《知耻学会序》，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士惟无耻，故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题，甘囚虏之容，以受收检。”
张之洞认为此文“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立即电饬湖南巡抚陈宝箴“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禁止该期《时务报》在所辖地区发行。
张之洞对汪康年频频施压，要他对《时务报》上的言论严加“检对”。汪康年原系张之洞的幕僚，对张的督责不能无动于衷。1897年11月，梁启超应黄遵宪等人之邀，赴长沙主讲时务学堂（同时兼领《时务报》主笔）。汪康年在梁启超离沪后，只好“腰斩”了徐勤在《时务报》上连载的《中国除害议》，对梁启超寄来的文章也“改正”数处，他还打算请郑孝胥为总主笔（予梁启超正主笔之名），并且改变编辑方针，报中“论说”以选登外来稿件为主。汪、梁之间早有芥蒂，汪的行为使矛盾骤然激化。1898年3月，梁启超致函汪康年声明决裂，“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汪康年自然不肯辞去，梁启超也就从此辞去主笔一职，与《时务报》脱离了关系。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奏朝廷，请将《时务报》改归官办，由梁启超办理，试图借官报名义，强收《时务报》。光绪帝下谕：准改《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但汪康年拒交报馆，并以“商款仍归商办”为理由，改《时务报》为《昌言报》，另行出版，只让出《时务报》“空名”给康有为的官报。康有为劾汪康年私改报名是违旨非法，张之洞则为汪辩解说：“《时务报》乃汪康年募捐集赀所创办，未领官款，天下皆知，事同商办。”“康自办官报，汪自办商报，自应另立名目，何得诬为抗旨？”与此同时，梁启超抓住汪康年在改《时务报》为《昌言报》所刊的启事中，有“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等语，发表《创办时务报原委记》驳之，声明创办《时务报》非汪康年一人之功。汪康年据理力争，撰文相辩。双方大打笔墨官司，一时沸沸扬扬。未几，戊戌政变发生，这场争执乃不了了之。
汪康年由此也看清了康梁办报“实出于为清帝谋，亦为一身谋”。总的来说，汪康年等辈所办的《时务报》虽然流产了，然而，毕竟达到了让“阅者知新法实有利益”的目的，如今思来，“其日新月异之迹”，仍然可寻。仍然让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