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头版头条-中国创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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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滨江日报》(1)

[创刊时间]1937年11月1日。

[创刊地点]哈尔滨。

[创刊背景]

时值抗日战争初期。

[作者秋鸿小传]

(不详)

[创刊词原文]

创刊第一日

今日为本报朝夕两大刊物,出版问世之第一日。五十万市民,于是欢欣鼓舞,群情跳跃,哈尔滨市,衷心喜悦,兴趣盎然,竭诚迎接关于我们全体市民的精神寄托的报道刊物。在这朝风送爽,晚霞散绮之时分,目睹此八千余份,纪述翔实、消息正确的新生报纸。正值小阳季节,和煦如春之孟冬之月,相互走语,伫立而待,为的是想看看这个伟大而有生命的新闻刊物,是怎样地与本市父老兄姊握手言欢,时代巨轮,不时碾动,新兴国家,树立着伟大开发计划,自应有一轻便而易购读之刊物。我们将不断呈现于一般爱好文化,关怀艺术的崇高市民的眼睑之中。给以灌溉扶持,醒觉大众,于共同努力,勇踊前驱之下,肩负畏难,排除艰巨,推动历史齿轮,打开社会积习,以一德一心,尽策尽力,共同奋斗之真实精神,步上康庄平坦之长途,踏进增益的福社。本报本身所负之使命,为推进教化,发扬政治,行行重行行,使世界各国际间,科学,工艺,文化,教育,相互沟通交换,抉长补短,帮助国家早日完成完美无缺的善政,日益进展,而达到最后完美的新阶段。

我新兴满洲,崛起东亚,各新闻报道机关,为时代之先趋,作匡时之工具,与所肩负之伟大责任,比之一般普通国度,尤为严重,然而却含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恭读建国宣言,及访日回京f指溥仪)训民诏书,无异于敬聆圣训,衷怀感篆之余,不禁日益多有觉悟,我三千万父老兄姊,人人有协和民众,开发产业,宣扬东方道德真义,而期以增益人类福社,完成其惟一天职之必要。

哈尔滨市,为满洲惟一交通枢纽,素负国际荣誉,一切建设,均在一瞬千里,长足进展之中。

然而本刊今日,自与全哈尔滨及其整个北满人士,相互欢快见面之后,必应继续把握前程,并日日无间地交换意见,作精神上之结纳,负起重任,效时代之驰驱,则于本刊问世之后,当蔚为社会之荣,邦国之光啊,这与我们的前途紧密相关,可谓至为重要,唯此唯大,那么国人还有什么理由不与我们共同努力奋斗的呢!

[焦点评析]

此报为被推翻了的末代皇帝溥仪建立满州国年号康德后靠日本扶植的。固出刊日期为“康德四年十月一日”。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了,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还在皇宫里享受着国民的膜拜。无论是后来的民国历任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等人。还是各地军阀及包括胡适这样的新潮人物,也无论是在私函还是在公文中,都仍然把溥仪称为“大清皇帝陛下”,国民们仍毕恭毕敬地尊称溥仪为皇上。

此时的溥仪,已经渐渐长大了。尽管自己已经退位,但他还是学会了养尊处优的皇帝生活,同时也开始有了一些不同于先朝先代皇帝的举动。其实生于这个时代的溥仪与明武宗之类的皇帝比起来,还是非常幸运的。溥仪在接受新鲜事物的时候,可以不用像明武宗之类的人遭到口诛笔伐、百般鞭笞。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逐渐向现代化迈进的国家,大多数文人都在忙于新思想的争论,根本无暇顾及这个躲在紫禁城里的皇帝,即使有时间,也会对这个皇帝的所作所为大加颂扬。

所以,溥仪尽管曾受到过良好的封建帝王教育,尽管也曾萌生过恢复天下的雄心,但等到他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到来以后,溥仪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超过了他想复辟帝位的雄心。尽管1917年辫帅张勋曾让他短暂地复辟了12天。但他对西方新生活的向往是越来越强烈。于是溥仪放着“御膳”不进,专吃西餐;放着象征皇权的龙袍不穿,偏要穿西服;放着大轿不坐,偏爱骑自行车;置祖宗的传统于不顾,把好端端的辫子一剪刀剪掉;放着大量可供“传话”的人不用,偏要装上电话;放着圣贤书不读,偏要订阅报纸……更有甚者,他为了骑自行车方便,竞下令将宫中所有的门槛锯掉,还曾想偷偷溜出紫禁城,去西方留学。这些举动,无不令皇亲遗老们担忧,于是便给他订下了亲事,于公元1922年12月1日为他举行大婚,一次就给他娶了一个皇后和一个妃子。试图用结婚来锁住这个“玩心”大发的皇帝的心。

大婚进行的那天,溥仪又一次动摇了,面对民国总统黎元洪为他婚礼所出动的大批保驾的军警,以及以民国政府名义送上的丰厚贺礼,使得溥仪明白了当皇帝的好处。于是,溥仪恢复祖业的雄心又再度萌发,新婚之夜,将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秀扔在洞房里不管,跑到养心殿苦苦思索结婚以后如何“亲政”。

但溥仪的“亲政”还没有开始实施,他就不得不和皇后、妃子及太后太妃人等人离开了紫禁城,原因是第二次直奉战争,跟随吴佩孚进入山海关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至此,溥仪结束了他15年的大清皇帝的生活。

被赶出紫禁城的溥仪,终于摆脱了那些迂腐不堪的王公大臣对他的束缚,他开始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实现“恢复祖业”的雄心壮志。此后,在日本使馆的保护下,溥仪放下了皇帝之尊,频频与那些手握兵权的大小军阀见面,花费大量金钱去笼络他们,企图通过他们发动的“兵变”,再把他这个皇帝重新扶上龙椅。但是,溥仪彻底失望了,这些军阀统统欺骗了他,或者对帮他复辟的事情无能为力。于是,溥仪将目光投向了一直“保护”他的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对这个末代皇帝倒也另眼相待,一直把他作为“皇帝”,尤其是日本军界,准备随时“支持”他“重登大宝”,这一切,给溥仪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公元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悍然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领土。为了加强对东北的控制,日本人决定将溥仪迎回他的老家去,做“满洲国”的皇帝。对于这个邀请,溥仪喜出望外,身边除日本人的走狗郑孝胥以外。都极力反对他“北幸”,认为他这是第二个石敬瑭。南京的蒋介石也派人来说,只要他不去东北与日本人合作,可以恢复民国初的优待条件。但溥仪仍然不顾,于公元1931年11月1日夜,在日本军警特务的“保护”下,悄然前往东北,出任由日本人建立的伪“满洲国”的执政。

溥仪有些愤怒了,这并不是对日本分裂祖国的行为感到愤怒,而是对日本人背信弃义,取消他的帝位尊号而愤怒。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下,溥仪还是不得不屈就这个“满洲国”的“执政”,不管怎么讲,他还是在即位以来第一次“亲政”了。为了这第一次“亲政”,溥仪煞有介事地将“执政府”办公楼改名为“勤民楼”,然后每天早早起床,前往“勤民楼”“办公”。但不久他就发现,无论大小诸事,他这个“执政”只要在呈上来的文件上签个字,和那些“总长”们聊聊天就算完成“办公”了。而“军国大事”,都是由日本人担任的“次长”们决定的。甚至“满洲国”的大小官员,都是由日本人提名,然后由他宣布任命的。这个“执政”。原来只是做一个招牌傀儡而已。

溥仪有些气馁了。但一年后他又重新振作起来,原因是日本人见他任“执政”期间非常听话,于是准备满足他当皇帝的愿望。在日本人的同意下,溥仪于公元1934年3月1日第三次登基,就任“满洲国皇帝”,年号“康德”。

溥仪满心欢喜地坐上了日本人为他搬来的龙椅,开始享受君临天下的一切“尊荣”。无论是在称呼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日本人似乎也对他有了足够的尊重,一切均按照日本天皇的礼制来对待这个“满洲国皇帝”。尤其是日本人于公元1935年4月为他安排的访日之行,更让溥仪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皇帝。在日本,溥仪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庞大的护航舰队、裕仁天皇亲自迎接、检阅日本三军、日本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使飘飘然的溥仪回来后就大谈满日亲善,说什么无论是满洲人还是日本人,“如果不忠于满洲皇帝,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不忠于日本天皇,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