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公元1874if2月4日。
［创办地点］香港。
［创办背景］
在早期中国人创办的报纸中，最著名的要算是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了。王韬是苏州人，1849年到上海墨海书馆协助英国传教士编译中外书籍。1862年。他因向太平天国“上书”，遭清廷通缉，被迫逃亡香港。在港期间，曾在英华书院帮助译书，为《华字日报》撰稿，还游历过英、法、俄等国。1873年，他和黄胜将英华书院印刷设备买下，于次年2月4日创办《循环日报》，并自任主笔。此后，他主持该报长达10年（1874—1884）之久，发表了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文章，对后来的国内改良派具有很大的影响，曾被林语堂誉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在20世纪前期，《循环日报》一直是香港的一份著名报纸，除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曾停刊外，一直出版到1947年。
《循环日报》创刊后，除星期日外每日发行，每期两张四版，第一版商业行情。第二版船期消息和广告，第三版新闻和论说，第四版广告。该报很快就打开了销路，发行遍及四方，“省会市镇及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凡我华人所驻足者，皆有专人代理”，计有：广州省城数处，沙面、河南各一处，澳门二处，佛山、东莞、虎门、厦门、福州、牛庄等各一处；海外的有京都、横滨、安南、星加坡、边能埠、旧金山、新金山、雪梨埠、庇鲁埠等处。此外，汕头、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及日本的长崎、神户，均由“招商局代理”。由此可见，该报不仅受到国人的欢迎，而且远播海外，成为一份有影响的华文报纸。
［作者王韬小传］
王韬（1828—1897）江苏长州（今吴县）人。初名利宾，字紫诠，号仲技，别号弢园老人、天南遇叟。十八岁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离家乡赴上海，任职于英国教会办的墨海书馆。在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后，屡向清政府献“御戎”、“平贼”等策，未被采纳。1862年初（咸丰十一年底）回乡，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将领刘肇均，事为清政府获悉，下令缉拿。在英国领事麦华陀庇护下，逃往香港，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1867（同治六年）至1870年间，由理雅各邀往英国译书，并游历英、法、俄等国。1874年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评论时政，主张变法自强。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认为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必须“先富而后强”，因此应广贸易、开煤矿、兴铁路、兴织纴、造轮船。主张允许“民间自立公司”，兴办工矿交通事业，认为“官办不如民办”。1884年获得李鸿章的默许，回到上海，主持格致书院。与丁日昌、盛宣怀等交游，常为洋务派出谋献策，但对洋务运动颇有批评。著作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等数十种。
［创刊词译文］
本局启事
本局创办《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全是我们华人操办执掌。这种现象是别处新闻纸馆不可比拟的。
凡日报发行于西亚各国，岂能泛泛而谈就可以得了的吗？因此，本报所载上的有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证国运之兴衰；政权这人心之事，也足以察风俗之厚薄。
凡山川之形胜，物产之简务，地土之腴瘠，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其所以见重于朝野，当然是出于我们的良好愿望。
各省会市镇及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凡我们华人所驻足的地方，皆有专人代理。
［焦点评析］
王韬在被迫流亡中。不经意间接受了西学的濡染，他以“循环”二字作为报名，即寓含此意。“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也。”他希望中国一改因循之弊，除旧布新，在“变”中实现由弱到强的“循环”。王韬在简单的创刊词中，一方面申明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一方面申明办报的目的是要涉足“政权这人心之事”的。他认为创办发行这份报纸，并不是一个清谈家的作为，因为，要“有关政事之得失”，并不是“泛然”而谈就了得的。为了“验证国运之兴衰”，就必须切实地“见重于朝野”上下的贤达人士。由此，王韬在主持《循环日报》笔政的十年间，撰写了大量的政论，评议时局，鼓吹洋务，倡言变法自强。
王韬在《变法自强》一文中指出：“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又说：“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
在王韬看来，中国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坚船利炮”，而在于政治。
政治的根本问题，也不在枝枝节节的官制改革，而在乎君主****的弊害，因为****了就会失民心。既失了民心，谁还愿为国家尽力呢？那么，应如何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哪一种政体最适合于中国？他对西方各国的政体进行了一番比较。“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日君主之国，一日民主之国，一日君民共主之国。”这三种政体是有区别的，“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这三种政体，孰优孰劣呢？王韬认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稭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他又以英国为例，“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相联络之效是也。”在他看来，英国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度，是中国可以仿行的理想制度，“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王韬把建立君民共主的西方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提高到“富强之基”的高度，这是对现时政治制度的大胆否定，对当时的中国人的政治思想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实为90年代维新思潮的先声。
王韬的政论还冲破了古文辞的藩篱，形成了新的文体风格。在他看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他反对泥古，为文不事模仿与雕琢，惟求其合乎一个简单的标准——“达”，明白清楚，人人能懂。这种平易畅达的文字最适用于报纸这一大众传播媒介，代表了中国近代文体变革的方向。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办报而闻名于世的人。借助《循环日报》，他的文章得到广泛的传播，海内外报纸也时常转载，仅《申报》一家即转载了近百篇。蒋芷湘曾在《申报》赞誉道：“今果一一施行，若合符节。是不独先生先见之明，抑亦先生经济之宏，有能言人所不及言，事人所不及事。”文中还对王韬未能被朝廷重用而惋惜，“惜乎先生徒以笔墨之功，显然揭之于记载，诚能举先生而加以宰辅之位，寄以军国之事，则将平日之所筹画者，一一措而行之，庶几国因而富，兵因而强，欧洲诸国亦复屏息下气，望风怀畏，从此不敢复生觊觎心，岂非国家之大幸哉！”蒋芷湘虽有一些过誉之词，但从中可以看出王韬在当时影响之大、声望之高。美国学者白瑞华称王韬为香港早期中文报纸的领袖，林语堂则称他为“中国报业之父”。
作为民间报人，王韬注重于精神主张的宣传，而且在国外凡有“华人所驻足”的地方，就“有专人代理”《循环日报》，像这种发行现象及其宣传效果，至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他所致力于“政事之得失”、“国运之兴衰”的思想，却是出之于“良有以哉”（良好愿望）的。
王韬不愧是一个没有辱没知识分子良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