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许多外国鸦片烟贩子及中国的走私贩卖鸦片的不法之徒，根本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认为林则徐此次禁烟，必定同以往其他清政府官员一样，风声大，雨点小，甚至只刮风，不下雨，企图暂时躲避过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后，再继续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林则徐深知，外国的鸦片烟贩子同中国鸦片走私者，甚至包括一些被贿买的地方官员，水师将士等，已结成一个严密的贩毒网，要想彻底铲除，绝非易事。为了做到心中有数，林则徐将钦差大臣的行辕设在越华书院，然后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召集广州越华、粤秀、羊城书院的肄业生数百人，声言要亲自出题考试，检查他们近来的学业如何。但是，林则徐在试卷内都夹有条子，命所有参试的学生就个人所知道的一切有关鸦片问题，例如大批销售和零散贩卖鸦片者的姓名、地址，贩毒的时间、途径、规模，清军水师受贿放纵鸦片走私的情况，及个人关于如何禁绝鸦片的办法等详细写明。
林则徐确切掌握有关情况后，一面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帧、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严拿中国的贩卖、走私鸦片者，一面布置力量，通令并严密监视英、美等国的大鸦片烟商，要其在三日之内将所有运至中国的鸦片交出，并出具今后永不贩运鸦片的保证书。林则徐明确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许多外国鸦片烟商看到形势不妙，企图溜之大吉，结果被林则徐派出的清军及中国人民截回洋馆。英、美鸦片烟商人在办事认真，言出法随的林则徐面前无计可施，只得向林则徐交出了全部鸦片，共计2376254斤。在林则徐的亲自指挥下，中国人民于1839年6月3日，在广州虎门海滩开始销毁全部鸦片。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一块浮雕，就是当年虎门销烟壮举的生动再现。
姜太公曾说：“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这就是说，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首先深思熟虑，做好各种必要的充分准备，否则就会失败。林则徐在禁烟之初料定外国鸦片烟贩子决不会轻易放弃鸦片贸易，交出鸦片的，稍有不慎，即可能打草惊蛇。因此，他不搞华而不实的花架子，而是先谋后事，即首先不露声色地摸清鸦片贩卖走私的基本情况，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行动，致敌方猝不及防的被动地位而迫之就范，深得兵家“静如处女，动如脱兔”之妙。
曾国藩“历练”李鸿章
1858年李鸿章赶赴江西人曾国藩幕府。曾国藩认为，李鸿章虽然有才气，但是由于年纪轻，阅历浅，再加上多年当京官养成的一些劣习，不经过一定的“历练”是难以担当大任的。他十分注意从日常小事中“历练”李鸿章。
李鸿章在当京官的时候，生活比较散漫，养成贪睡的习惯。而曾国藩则恰恰相反，每天起得很早，不到6点就吃早饭，而且要与幕僚同桌进餐；这在曾国藩的幕府里几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曾国藩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利用共进早餐之机，可以把一天的工作交代下去；二是使幕僚属员养成早起勤快的习惯。李鸿章初来乍到，对此尚不十分了解。
一天清晨，李鸿章还在蒙头大睡，忽然被人叫醒，睁开朦胧睡眼一看，来人是曾国藩身边的一位马弁，说曾大人请他去吃早饭。李鸿章睡意正浓，不想早起，打算偷个懒，便说自己身体不适，托来人代假。过不多时，又来了一个哨官，对他说：“曾大人必待幕僚们到齐后方进餐。”李鸿章知道这时已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急忙穿好衣服，跟眼跄貌地来到曾国藩的营帐。曾国藩毫无表情，见人到齐，把手一摆，招呼大家开始进餐。饭后，曾国藩正色对李说：“既然来到我的幕府，我有言相告，这里讲求的就是一个‘诚’字而已。”这件事给李鸿章的教训极深，不仅使他改掉了贪睡的毛病，而且还使他领悟出为人处世的道理。后来李鸿章能够功成名就，位极人臣，是与曾氏对他的影响、提携分不开的。李鸿章成名后，对曾国藩的提携之恩念念不忘，言必称“我老师如何神圣”。以至到晚年，他还常常向人提起这件事。他说，经过那次教训后，便对早起“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曾国藩“历练”李鸿章主要用的是身教之法。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的方面，如早起、写日记、读书、勤于公事，都要求自己做出表率，长年累月地坚持下去，形成一种习惯和作风，以此来影响其他人。被影响的人表面看来只是学会模仿做一些具体小事，但在这些小事中却包含着一种道德的力量，会对人的素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李鸿章为什么会对曾国藩早年对他的“历练”永难忘怀的原因。身教之法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方法，包含着深奥的育才谋略。
杨秀清洞奸察伪
太平天国起义后，太平军队伍发展很快，并于1851年9月攻克广西省永安县。太平天国在永安屯驻半年之久，进行了各种军政建设。清帝咸丰命帝舅、首席军机大臣（相当于宰相）赛尚阿为钦差大臣，亲赴广西督师。赛尚阿指挥手下的两员主将向荣、乌兰泰率数万名清军四面围攻永安。因太平军依托于永安城墙，无利则固守不出，有利则突出袭击，使清军的进攻久久不能奏效。清军都统乌兰泰意欲计取，于是派人向太平天国领导人送去书信，表示愿意叛清降服太平天国，但在书信中密藏炸药，企图利用太平天国领袖们拆视书信之时加以暗害，然后乘乱强攻。杨秀清本来就感觉事情有些蹊跷，又敏锐地发现来信较为沉重，料定其中必有机关，遂假托天父下凡，指出信内藏有炸药，命手下人将信远远投掷于地，结果，“炮火即发”，除冯云山右肩略受轻伤外，其他太平天国领袖皆安然无恙。
人们只有遇事冷静、临危不乱，才能头脑清醒，洞奸察伪。杨秀清识破清军诡计的原因亦正在于此。
曾国藩祁门脱险
1861年底，曾国藩设大营于安徽祁门，作为组织湘军围攻安庆的指挥部。突然消息传来，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领大军逼近祁门。这时的曾国藩已经把主要的兵将都派到前线作战，身边所剩无几。祁门名为湘军屯兵重地，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座空营。所以曾国藩手下的幕僚属员十分惊慌，有人还把自己的行李放在船上，准备随时逃走。
曾国藩心中也很恐慌，但他意识到，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如果军心一乱，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稳定手下人的情绪，他不动声色，故作镇静，并立下遗书表明自己决一死战的决心。对于幕僚属员，他还采取了这样一个笼络的办法。他听说有人做了逃走的准备，于是传出一令：“现在敌人势大，有想暂时离开大营者，可以支给三个月的薪水；事后如果还想来营供事，我将一如既往地接纳。”属员们接到这个命令后很受感动，觉得曾大帅对自己太宽厚了，于是全都抱定了死战的决心。军心得到了稳定。
李秀成率大军来到后，曾经派兵攻打祁门。守备的湘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挡住了太平军的攻击。李秀成见攻打无效，不想恋战，便急忙撤军西去了。李秀成撤军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率军前来并不是专门为了攻打祁门，而是应陈玉成之约前去会攻武昌。他在出发时就比陈玉成晚了许多时候，一路上又招兵买马，行动迟缓，生怕误了会约日期，不想再在祁门拖延；二是由于祁门的敌人抵抗非常顽强，他怀疑有敌人重兵驻扎在这里，既然如此，祁门不是短期内可以夺取的，所以不想继续攻打。这样一来，反倒使曾国藩绝处逢生，躲过了一场兵败身亡的灾祸。
曾氏手下的一些幕僚属员听说李秀成大军来攻，作了逃跑的打算，按照常规，在这种情况下稳定军心，应该处罚这些动摇者，以威服众。然而曾国藩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有处分这些人，反而允许他们暂时离开。这种做法表面看来与稳定军心的目的背道而驰，实际上是对部下的一种笼络，用道德上的信任感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忠诚，从而达到稳定军心的目的。他运用的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政治策略。
曾国藩的防守术
攻和守是古往今来的一切战争所采用的两个最基本的形式。一位好的军事指挥员不能只会进攻，不懂防守。防守之道同样是值得认真讲求的。在这个问题上，清末的“中兴”名将曾国藩颇有研究。“扎硬寨，打死仗”就是他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的御敌原则。
曾国藩认为，营寨、阵地是军队的立足点。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来说，如果没有巩固的立足点，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不会取得成功。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对湘军的筑营寨，修阵地极其重视，并亲手制定出《扎营之规》颁布全军推行。曾国藩对筑营寨的意义看得很重，他要求湘军每到一地，无论风雨寒暑，必须首先修墙挖壕，筑营扎寨。营未筑成不许休息，甚至不与敌人接战。他对营寨的修筑很讲究。低洼处、开阔处、半面斜坡处、坐山低而客山高处，都是他扎营选地的大忌。他认为最理想的扎营地是“顶上宽平，旁面陡峻者”和“背山面水者”。
他规定：湘军的营寨必须由围墙、壕沟、花篱（各种障碍物）三层组成。围墙规定高八尺，厚一丈，里外皆用草坯土块砌成，中间用土筑紧，每筑尺余，横铺长条小树，以免雨后裂塌。墙上开出枪炮眼，便于发挥火力。壕沟须一丈五尺深，上宽下窄。壕中取出之土，顶覆于二丈开外，不许堆高，以免下大雨时把土冲入壕中。花篱是用木器、铁器制作的各种障碍物，其名目有木城、木概、梅花桩、鹿角、挡木、地刺、铁蒺藜、铁菱角等几十种。一般情况下，围墙只修一道，壕沟挖两三条，花篱则敷设五六层之多。三层屏障之内是官兵居住的营房。这些规定，有的是沿袭了古代军事家的传统做法，有的是他从实战经验中总结出的新方法。近代著名军事家蔡锷曾经高度评价湘军的这个《扎营之规》，指出：“夜间宿营，虽仅一宿，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则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蔡锷：《曾胡治兵语录》第十二章《战守》）这一个原则在湘军的各支部队中得到广泛执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突出的战例是1862年10月湘军与太平军在南京雨花台发生的激战。
1861年曾国藩指挥湘军夺取了安庆，派其弟曾国荃率军顺流而下，打到南京城外，并在雨花台一带修筑了营寨。南京在当时叫天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湘军兵临城下，无疑是对这个农民政权的致命威胁。为了解除敌人对天京的包围，消除心腹大患，洪秀全授命李秀成，从各地抽调20万部队，攻打屯驻在雨花台一带的湘军，企图一举将其歼灭。当时，曾国藩所带的湘军只有两万余人。当他得知将有恶战发生时，命令部下加固营寨，大量屯集粮食军火，并要求水师策应支援。1862年10月，数十万太平军分三路进兵天京，在雨花台摆下了战场。从13日起，太平军向湘军大营发起攻击，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由于湘军营垒的坚固，两军大战46天，打了个平手，太平军未能攻陷敌人营垒，达到全歼敌人的战略目的。后来，由于李秀成见久攻不克，便以冬季来临，全军“未带冬衣”为由，率军撤出了战斗。此役，湘军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能够抵住太平军的猛烈攻击，保住自己的阵地，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靠了营寨的坚固。可以说这是曾国藩“扎硬寨，打死仗”作战原则的一次成功运用。由于湘军保住了在雨花台的阵地，等于在太平军的心腹地区楔上了一颗钉子，有效地牵制住太平军的军事行动，占据了战略上的优势地位。在后来清军攻破天京的战斗中，固守在雨花台的湘军起的作用十分关键。可见，有效的防守，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战争策略。
聂士成诱敌互击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聂士成多在率部与日军激战，是一位有勇有谋的著名爱国将领。
1894年10月下旬，日军越过鸭绿江大举进犯辽东，数万名清军不战而溃，致使日军接连攻占安东（今丹东）、凤凰城、长甸、宽甸、海城等战略要地，进逼辽阳，气焰嚣张地声称要很快攻占辽阳，然后直取辽宁省城“取奉天度岁过年”。聂士成率所部冒着严寒拒守辽阳，顽强抗击日军，常常是枪弹如雨，辽阳人民经常要卧地躲避。一天，日军突然停止了对辽阳的进攻，聂士成料想其中必有缘故，秘密派人出城侦察，不久有人来报说，辽阳城外有座山叶连关，日军已在山上山下层层设营，日军之所以停止进攻，是在等待将大炮运到山顶之后，企图居高俯击城内，上下夹攻。
当日傍晚，天降鹅毛大雪，聂士成选募敢死队员数百人，每人给予50两白银的重赏，然后每人发给羊皮衣、裤各一，令他们一律反穿，使羊皮之毛暴露于外，远远望去，与雪同色，极易于雪地隐伏。又以重金雇当地樵夫，绕开日军的设营之处，乘夜潜至山腰。敢死队员登上山腰之后，按聂士成的命令分为两组，一组向山顶进攻，一组向山下进攻，突然间排枪四起，喊杀震天。这时，在山顶的日军以为山腰以下已被清军所占，而在山底的日军则以为山腰以上已被清军暗取，大雪蔽天而下，瞭望困难，日军皆不敢贸然出战，皆用枪炮互相猛烈盲目射击。而清军敢死队员则躲人背风的山谷之中养精蓄锐，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当天色放明之时，山上山下的日军还在自相残杀，互相射击，聂士成率大队清军掩杀而至，埋伏山中的数百名敢死队员如兵天降，突起配合，遂大获全胜，收复了叶连关。
“逢强智取”“出奇制胜”，这是聂士成取胜的重要因素。
现代智谋
大智大勇的彭家珍
武昌起义以后，出现了南北议和的局面。南方的革命党人提出，只要清帝宣布退位，就可以让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掌握清朝军政实权的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乘机向清朝王室施加压力。关于退位一事，在满洲贵族集团中存在着分歧。庆亲王奕忻向来看袁世凯的眼色行事，自然持赞同的主张，而满族亲资良弼、铁良、毓朗等人极力反对。他们联络了30多个顽固死硬分子，组织起以保皇为宗旨的宗社党，对抗革命潮流，阻挠清帝退位。在这伙人当中，担任军谘使的良弼是核心人物。此人当时只有30多岁，曾留学日本上官学校，颇有活动能量，在满族贵族中算是一个佼佼者。为了拔掉这个阻碍共和实现的钉子，革命党人决定用暗杀的手段把良弼除掉。彭家珍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一任务。
彭家珍早年曾赴日本考察过军人们熟悉的军事谋略，但成功地运用它却并非人人皆能。聂士成面对凶悍的日军，巧妙地利用天将大雪夜色茫茫的天时，采用类似于希腊“木马计”的谋略，派遣敢死队潜入日军各营之间，诱敌互击互扰，然后乘隙而攻，里应外合，取得了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