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福建提督施琅因平定台湾时立下大功，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赐，被赐给御袍等珍贵物品，还被封为世袭靖海侯。施琅所得到的荣誉已十分显赫，但他却向朝廷提出请求，不要封侯，只要皇帝恩赐他花翎。也就是说，他宁愿用一个侯爵去换一支花翎，而当时朝廷大臣议论的结果还是不同意，认为在外的将军提督赐戴花翎，没有先例，不应特开此恩。最后眼光远大的康熙皇帝为了笼络人心，才同意破例赐给施琅花翎。由此可见，清朝人对花翎是何等看重。
原来，在等级森严的王朝，花翎是一种表示特殊显贵身份的标志，并非一般官员都能顶戴的，即使高官显宦享此殊荣也有严格的限制。花翎即孔雀翎，花翎本身又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眼状的圆花纹，一个圆圈算作一眼。官员所戴花翎上翎眼的多寡，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据《清史稿？礼志》等书记载，皇室成员中，贝子（相当于王或诸侯）和固伦额附（皇后所生公主的丈夫）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清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贵族以及硕额附（妃嫔所生公主的丈夫）可戴双眼花翎；五口以上在皇宫服务的内大臣、前锋、护军各统领、参领（而且必须是满州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出身）可以戴单眼花翎。可见，花翎是清朝某些王公贵族享有的特殊身份的标志。而且，即使是有资格的王公贵族也并非生下来就可享戴，而是要到十岁时，经过必要的骑射考试（清人重武）合格后才能顶戴。当然，到后来，制度渐驰，赏赐顶戴花翎的人多了，也就无须考试了。
自从破格给施琅赏赐花翎后，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为笼络人心，鼓励臣下卖命，开始经常性地把花翎赏赐给为封建王朝作出特殊贡献的官员，特别是“军营奋勇出力之员”。这样，花翎的作用就扩大了，不仅是身份标志，也可用作军功的象征了。
赏赐花翎还可以有多次。如乾隆时功勋卓著的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傅恒，据《清史稿》记载，曾先后被赐予双眼花翎两次，三眼花翎一次。每次赏赐，傅恒都是诚惶诚恐，上书推辞，表示不敢享用。但总的来说，赏赐的范围很小，要求很严格。据朱彭寿《旧典备征》卷二统计，从乾隆以来直到清，被赏赐戴三眼花翎的大臣一共只有七个：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李鸿章、徐桐。这也说明清统治者对赐花翎是很慎重的。据《啸亭杂录》记载：大臣中赐戴双眼花翎的也只有二十余人，无怪乎当时被赏赐花翎的人被看作受到了“千古荣遇”而“感激涕零”。
花翎的赏赐虽然限制很严格，但赶得巧，遇上皇帝高兴，也能白捡一支。道光皇帝时，新疆张格尔叛乱，皇帝非常焦急，派兵镇压，“望捷若渴”。当时各省的文报，按规定都得由兵部奏事处上报皇帝。兵部有一位潦倒不遇的老职员，平常人们乘马车，他只能坐驴车，行动总是落在后面，被人看作“寒伧翁”、“酸老头”。擒获张格尔的捷报传来时，天色已晚，官员们都已回家，兵部要急送文报，也来不及再派值班人员，凑巧这位“寒伧翁”还在办公室，于是就派他去送捷报。道光皇帝听到捷报，大喜过望，爱屋及乌，下旨说：“报捷音者，赏戴花翎，着军机处行走（委任为军机处特派员）。”老职员时来运转，受宠若惊，酸老头捡了个大甜瓜，当时人们无不叹服这位“寒伧翁”有福气。
清朝后期，赏赐花翎的范围渐广，后来还有“捐翎”的制度。鸦片战争后，清廷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当时有广东商人伍崇曜、潘仕成捐银十万两，无法褒奖，于是恩赐花翎，捐银者也认为荣耀无比。以后，清皇朝还规定了捐翎的价钱：花翎七千两实银，蓝翎（染成蓝色的鹛鸟羽毛做成，无眼）五千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