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马来西亚人已认同马来西亚国家。事实上，就我在马来西亚16年的大学教学经历而言，年青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之强调与马来人的平等权利是与对马来西亚的归属感息息相关的。尽管老一代的华人在当年独立时（1957）有些心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了马来人享有特权，然而今天年青一代的华人作为马来西亚公民却视之为不公正。他们植根于马来西亚，与中国的渊源关系没有影响到他们与当地的认同。论证华裔族群有倾向中国的学者也忽视了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差异。自80年代以来，印度尼西亚放松了对华裔少数民族的文化控制，使到当地的华人可以公开表示其文化习俗，例如举行新年春节活动，一些评论家认为这种文化认同上的“复兴”乃是他们的认同观念发生倾向中国之变化的结果（Nyiri 1997）。事实上，华人文化的认同总是受到当地和跨国的影响而不断地变迁，关于这一点勃兰克和杨氏（Blanc 1997；Yang1997）有过论述。但这一切应以当地族群认同的情景视之。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表现是多样的，有的很本土化，例如他们之间操马来语，有的很传统，如坚持要有华文教育，有的则很跨国（transnational），例如吃麦当劳或听西洋乐。
五、沙捞越的马来族群
沙捞越的情形与马来半岛的不同，然而沙捞越人的认同及其范围也是在马来西亚国家的范畴之内形成的。根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沙捞越的法定人口为170万，主要的族群如下：伊班人占29．8％，华人占28．0％，马来人占21．2％，比达优人占8．3％．美拉闹人占5．7％，其他土着人为6．1％，另外还有0．9％的其他人口（Department of Statistics，1995）引。其他土着人包括比沙亚人、格达晏人、卡央人、格拉毕人、伦巴旺人、皮南人等等。
在沙捞越，“马来人”一词指的是马来族人和其他土着的穆斯林人口。古晋的马来人以及拉瓦思和林邦（与文莱毗邻的两个地区）源自文莱的马来人说马来方言。但是米里的米里克人虽然主要自称为米里克人（Orang Meirik），但在与外界交往时视情形分别自称为米里克人或马来人（Zainah 1982）16。笔者在沙捞越与“马来人”交往时所获得的印象是，像米里克人和美拉闹人这样的群体有两个个别的族群认同观念，这一点有别于泛马来人认同意识下的不同层次的认同。这种两个认同观念的运用视情形而定，其“马来人”认同可针对外界的识别以及作为泛马来西亚社会内的政治用途。在有关论述情景族群性（situational ethnicity）的文献中（Paden 1970；Nagata 1974；Okamura 1981），这种认同不同层次的认同和同时有两个个别认同的微妙差异尚未予以充分的注意。
米里克人全是穆斯林，美拉闹人则不同，有些不是穆斯林，他们中有一少部分信仰基督教或者崇奉传统的民间习俗和礼仪[7]。在政治上，穆斯林美拉闹人自认为马来人，同时他们也一直自称为美拉闹人。自1970年以来，美拉闹人的从政者们通过与马来人保持政治上的认同一直主宰着沙捞越的政治。前任及现任的沙捞越首席部长一直由美拉闹人担任。伊班人至今仍抱怨马来人对沙捞越的政治进行控制，但笔者与马来族领导层交往时，发现英国人统治时期对行政工作产生影响的古晋的马来人却在抱怨美拉闹人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口比例。因此，就此种“马来人”的范畴而言，马来人和美拉闹人之间是存在着竞争的。
美拉闹人的情况表现了族群形成过程及认同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美拉闹人与内陆的卡让人（Kajang）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很多共同的文化传统，而卡让人又可分为色卡盘人（Sekapan）、格加曼人（Kejaman）、拉哈南人（Lahanan）、普南巴人（Punan Bah）（Morris 1989；Aseng 1989）。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目前的美拉闹人很有可能渊源于居住在拉让三角洲地区的“达雅克”人（论述见后），他们之中很多成为穆斯林。早期的美拉闹人只与各自的居住环境保持认同，像欧牙（Oya）河地区的欧牙人就是这样（Morris 1991）2。今天的美拉闹人自称为“阿里口人（A Likou）”（Morris 1953：2；1991：7），其含义为“江河之人”，他们的确是沿河而居的，依靠江河洗刷，加工西米粉与食品，洗澡，水运等等。然而，“美拉闹人”这一称呼最早是由外界使用的（例如马来人），后来已为他们自己所广泛认同。这一称呼已成为那些一度散落的村居社会而不是属于某一共同族群中的人们所使用的便利的族群称谓。
六、伊班人、比达优人和达雅克人的民族主义：族群的形成
沙捞越其他的一些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地方特色与国家之间存在的动态关系特征以及跨国的过程。沙捞越很多的原住民自己知道所建立起来的族群认同是最近的事情，而其中一些还在成立族群的过程之中。在今天的沙捞越，伊班人为最大的族群。伊班人族群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统治时期，他是沙捞越的首位“白王”，曾帮助文莱王子本吉让·木达·哈欣姆（Pengiran Muda Hashim）从事内战，于1841年在被赐封领土（相当于现在的第一行政区[8]）成为沙捞越的总督（Pringle 1970）{70}。在此之前人们各自生活在不同区域的村落。由于语言和文化上有很大的同质性，他们可能有某种宽泛的社会文化范畴的意识存在，就如维克托·京所称之的“河聚群体”（river-based grouping）（King 1982）31。詹姆斯·布鲁克及其后任查尔斯·布鲁克（1868-1917）利用一支河聚伊班人去征服内地的部落，包括伊班人自己的部落在内。招募第一行政区的巴劳伊班人和苏巴爻伊班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其他江河流域的伊班“海盗”（Pringle 1970）68-96。使用“海盗”一词使入侵活动合法化，至于他们是不是盗匪则无关紧要。布鲁克政府统治期间各地的伊班人彼此之间在更大程度上的交往以及与“殖民”当局联系的需要为各地伊班人自视为某一共同的族群铺平了道路，尽管族群的真正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众多的事件促成的。
沙捞越非穆斯林的土着人统称为“达雅克”，这是他们形成宽泛的族群认同意识的一个步骤。刚开始的时候，伊班人称为“海达雅克”人，而第一行政区的语言繁杂的一个内陆族群（今天称比达优人）则称为“陆达雅克”人。在婆罗洲的许多土着方言中，“达雅克”一词及其变体的意思是指内陆或者河流上游方向／地区。早在18世纪，荷兰人就把婆罗洲内地的族群称为“达雅克”（Dajak）了（Ave and King 1986）加。在沙捞越，“达雅克”一词与伊班人相关。到20世纪50年代德理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从事研究时，“伊班人”这一标志已被该族人自己使用，弗里曼的名着的书名是“关于伊班人的报告”（Freeman，1955）。[9]日本学者内崛基光先生（Motomitsu Uchibori 1984）218。指出“伊班人”这一标志为第二行政区的居民所广泛接受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这主要是由于交通改善和资讯服务发展的结果。
笔者觉得伊班人接受这一标志与族群的形成过程有关，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需要一种为全体成员所认可的标志来形成某种“想象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认同意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认同的伊班族群社会。下面我们将论述，人们之间的交通便利以及时代的政治条件都有力地推动了伊班族群的形成。[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