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些根据语言使用情况进行的分类可以适用于所有不同国籍的华裔——当然在同一个国家里不一定出现所有的类型。在马来西亚，华裔主要分为A类和B类，前者指接受中文教育的华裔。马六甲的笔笔人和不说汉语语言而说英语的华裔一起属于C类，吉兰丹的帕兰那堪式华裔则属于D类，虽然槟城华裔说的是涵化了的闽南话——但未达到帕兰那堪人的涵化程度——但他们在同类华裔中并不用马来语交流，所以他们应该是B类的“纯华人”。吉兰丹的帕兰那堪华裔已适应于在家讲涵化了的闽南话和吉兰丹马来方言。在马来西亚，华裔和其他族群的人一样，把英语作为交流语言之一，因此在使用马来语作内部交流语言的使用程度上，华裔与别的民族有所不同，能够进行区分。只有“芼芼人”（C、D型华裔）把马来语作为内部交流语言。
在美国，至少有A型和B型华裔，也有笔笔人（C型），即能说、读、写英语，不会一点中文的美籍华裔，我不知道是否有D型美国籍华裔。和马来西亚情况不同的是，美国接受从中国和其他地方来的华裔移民，其中很多是知识分子（wang，1991），这些人构成了与植根于当地社会的族群形成了鲜明对照的、受地方文化涵化程度较少的A类华裔族群，给A类华裔相应的中文书写和文化活动注入了活力。
世界各地的华裔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文明的传人，在汉字读写上，他们都是共同用中文进行书写，而现在普通话已经成为学习中文读写的标准语言。由于中文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密切，此外接受中文教育的华裔通常都是华文认同的中坚分子，这使得接受非中文教育的华裔产生了某种心理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压力使得他们要学习一些中文，从而使自己在文化上更“华化”一些。
严格说，全球性的华人共同认同并不存在。华裔族群密切与各自的故乡认同——他们的出生地和公民权归属地，他们的认同是由他们在各自的国家社会中的生活经历而形成的。马来西亚籍华裔与旧金山美籍华人的内心主观经历明显不同，而不同国家间华裔的联系不断增多也确实凸显了这种不同，而且需要加以尊重。即使接受中文教育的马来华人与中国人或生活在菲律宾的接受中文教育的华人有很多共同的文艺兴趣，但他们作为华人的这种内心经历仍然有许多不同，他们可能同时觉得自己是马来西亚人、是菲律宾人等等。对一个马来西亚人而言，他的这种内心经历是形成于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的经历；一个美籍华裔的情况也是相似的。
本文重点指出需要区分文化和族群意识，此外，区分华人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操普通话和喜欢中国文学的马来西亚籍华人不可以被视为比操马来语和喜欢马来土歌的芼芼华人缺乏马来西亚意识，他们皆与别的不同族群的马来西亚人一样，都有马来西亚意识，都是马来西亚人。族群与国家认同是客观的，不能用固定的文化特征的标准来衡量。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所有的国际主要媒体都是西方的，代表了工业大国的利益，海湾战争时期这些媒体按美国的意志进行宣传并联合起来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倾向性。在华裔与中国的关系方面，这些媒体也很容易宣传某种思维模式，而这些思维是符合北半球工业大国利益的。1992年7月18日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中刊登了一篇题为《海外华侨：一股动力》的文章（21～22、24页）。该文分析了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和所扮演的角色，这个分析似乎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却是恶意的，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不符合华裔们的利益，它暗示“华侨”们会服务于中国的利益，文章副标题写道：“五千五百万华侨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大发动机，在带动中国前进的同时自己仍会变得更加强大。”开篇第一段文章还说“中国是有可能主宰21世纪的一个巨人。”然后还说“如果是这样，华侨——那些居住在中国国外的中国人——将会参与到这一系列的发展。”文章结尾说：“从华侨近期的经济热情中可以看出跨国华人经济在亚洲的影响力已在某些方面与日本抗衡，而且做好大飞跃的准备。”
首先，把中国内地之外的华人与中国香港、台湾的华人一起看作“华侨”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已经看到不同国籍的华裔各自认同，并在此基础上与别国的华裔互相来往。确实没有共同的跨国华人经济，也没有共同的跨国华人认同。把全球华人的经济利益归同到一起认为这是跨国华人经济并会为中国服务，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即使在经济事务上，如果中国成功地吸引了富有的海外华人去投资，那也是因为这些华人们像别的非华裔投资者（如韩国人、日本人）一样看到了那儿的商机而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中国倾向，也不是基于他们的华人情感。
总之，在语言、国籍和认同方面对全世界华人社区所作的比较性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华人文化和华人认同的相似性、多样性有所了解。关心时事的学者，有必要为传播他们的分析和发现，以纠正被曲解的有关华人族群特性的表述，尤其那些与中国（政府）相关的表述。
参考文献
{1}Dede Oetomo．（1998）． Multilingualism and Chinese Identities in Indonesia．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11．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97-106．
{2}Godley，Michael R． and Charles A． Coppel（1990）． The Pied Piper and the Prodigal Children ：A Report on the Indonesian-Chinese Students Who Went to Mao"s China Archipel，39：179～198．
{3}Li Guolliang（ 1991 ）． Studies on the Identity of Ethnic Chinese in Postwar Southeast Asia： Consensus and Dissens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ging Ethnic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Minority， organized by the China Studies Programme， De La Sale Univeseity and Kaisa Pant Sa Kaunlaran， Inc． ，8-10 November 1991， Manila．
{4}Selvan， T． S（ 1990 ）． Singapore the Ultimate Island： Lee leuan yews unfold story． Mel bourne ：xieeway Books．
{5}Shellabear W． G（ 1913 ）．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 bor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y，65：49-63．
{6}Skinner G． William （1964）． The Thailand Chinese ：Assimila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 Asia，2 （Autumn） ：80-92．
{7}Tan Chee Beng （1980）． Baba Malay Dialect．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53（Part 1 ） ：150-156．
{8}Tan Chee Beng（ 1982 ）． Peranakan Chinese in Northeast Kelant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Religion． Jouranal of the Mat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5（Part 1） ：26-52．
{9}Tan Chee Beng（1988a）． The Baba of Melaka：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 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0}Tan Chee Beng （1988 b）． Nationbuilding and Being Chinese in a Southeast Asian State： Malaysia．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war II．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pp．139-164．
{11}Tan Chee Beng （1989）．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and China：Attitudes and Identity． Solidarity， 123 （July-September） ： 113-20．
{12}Tan Chee Beng（199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ging Ethnic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The Case of the Chinese Minority，8-10 November 1991， Manila．
{13}Tan Liok Ee（ 1988 ）．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in West Malaysia ： Varying Responses to Changing Demands．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1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4}Ton Mely G． （ 1987 ）． The Role of Chinese Minortiy in Development ： The Indonesian Cas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5 （3） 63-82．
{15}Wang Gungwu （1970）．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China Quarterly， No． 43． Reprinted in Wang Gungwu ， Community and Nation：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Kuala Lumpur： Heinemann Education Books（Asia） Ltd， 1981．
{16}Wang Gungwu （1979）． China and the Region in Relation to Chinese Minortit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Singapore ）， 1，1979． Reprinted in Wang Gungwu， Community and Nations：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Kuala Lumpur：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Asia） Ltd， 1981．
{17}Wang，L． Lingchi（ 1991 ）． 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Daedalus，120（2）：181-206．
{18}Wong Bernard P． （1979）． A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Ethnicity and Survival Stratcgies． Singapore：Chopmen Enterprises．
{19}UCSTAM （1984）． Huaren Jiaoyu Shiliao （ Historical Sources on Chinese Education ）． 33rd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of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Teachers"Association of Malaysia （UCSTAM）． Kuala Lumpur：United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本文根据着者对马来西亚的几个社区，特别是马六甲的峇峇人社区调研撰写而成。有关民族志资料，请参阅相关引证文献。
本文曾由原作者亲自校译，谨致谢忱——译者。
[作者简介]陈志明，1950年生于马来西亚，祖籍福建永春。1979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主任；冯光火，男，1966年生，翻译理论研究生，现为广西民族学院国际交流英语翻译。南宁，邮编：5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