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敏霞
自《雪球》一书从酝酿到出版成书起，一直在学界内受到极大的关注。对于这本书的评价，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从正面来讲，一般认为《雪球》一书“运用目前国际上惯用的族群理论，对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语言、族群和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人类学解读，首次对汉民族的族群结构作了分析，在方法论提升的同时，又把对汉民族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1}诚如，《雪球》作者本身在该书的《跋》中所言：“在对汉民族作人类学分析中，我们没有搞单打一，而是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主导，结合历史学、语言学、文化学对汉民族从历史、语言、族群和文化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其中以对汉民族所作的族群分析最具突破性和创新性。”“本课题尝试运用人类学的族群理论，首次对汉民族的族群结构作了初步的分析，尽管还比较粗糙，但是我们终于迈出了这一步，我们相信读者们自会做出自己的评论。”{2}
而反面的观点，恰恰也是在对《雪球》这种尝试的肯定基础上，作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和探讨。比如，胡鸿保和姜振华提出：“《雪球》的作者们既想不落俗套、以稍微时髦的‘族群理论’来突破我国旧有的‘民族理论’，却又在潜意识里恪守‘原生说’的陈规。这样一来又使自己处在相当被动和尴尬的位置。”“……作者力图对族群和民族的当代理论做提纲挈领式的介绍，为全书做铺垫。不过看得出他还是坚持传统的原生说（primordialism，或译为‘根基论’）观点，而对于后起的、当前更为主流的边界论（theory of boundaries）和现代想象论（theory of mordern-imagined communities）似乎关心不够……”{3}本文正是试图从这个角度切人，对《雪球》一书在族群理论的运用上做一次商榷。
一、“族群”概念的介入——《雪球》在汉民族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
中国的民族（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受到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以及前苏联的民族理论的影响，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十分刻板，没有办法从社会实际中去提炼、概括和升华，理论的研究得到不大到大的突破。作为长期从事汉民族研究的《雪球》作者对于这种困境就做了十分深刻的总结：“一是中国的民族理论无法构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仅仅只是政府政策的证明或解释；二是中国的民族理论无法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交流和沟通，尤其是前苏联解体之后，使中国的民族理论陷入一种与国际学术界无共同话语的孤立地位；三是中国的民族理论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使复杂而生动的中国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公式化而使人乏味，或往往容易造成误区而影响中国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四是使中国的民族理论面对中国从古到今生动、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无从下手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升华出规律性的东西来。”{2}
故而，在这种学术的反思中作者自主吸收当时在中国内地重新兴起的人类学的理论，力图从新的方法和研究角度对汉民族进行分析和解剖。“一方面尽可能充分注意到运用中国历史文献，对各地区汉族发展的历史、对各汉族方言形成的历史、对汉族不同族群形成的历史进行了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对汉族不同族群的人文特征和文化进行了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这正是符合人类学本土化的要求。”{4}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用“族群”的概念对汉族进行了划分和解剖。作者认识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在内部不同地区的汉人因为地理环境、文化差异乃至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差异，使得同为汉族的人也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族群，以对汉民族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全方位的剖析。尽管这种研究方法由于处于起步阶段而显得有稚嫩的地方，但毕竟是采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汉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创新性的尝试。此种尝试既是中国的历史学、民族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学本土化的必然结果。
二、《雪球》在“族群”理论运用上的不足——一点理论上的探讨
首先，《雪球》一书在族群概念的梳理上缺乏时间顺序上的逻辑性和全面性。《雪球》的“族群”概念介绍中，虽然罗列了关于国内外族群的诸多定义，但是，并没有在时间循序上对族群概念的界定以及发展变化作出清楚的梳理。比如，在介绍完国外关于族群概念界定之后，它给出的一个小结是：“但是学术界比较常用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定义：‘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移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2}15而实际上，这是从“族群”内部的共同特征出发去考量的一个概念，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角度。自从巴斯“边界论”发表以来，已经在学界开启了族群研究的新的里程碑。巴斯从群体的排他性和归属性来界定族群。该观点揭示出了客观特征论的不足，认为“客观特征论最多只能表现一个族群的一般性内涵，而无法解释族群边界的问题……也就无法探讨族群认同的变迁问题。”{5}14故而，目前对于族群的研究已经达到一些共识，就是“‘族群’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边界成为我们分析族群的一把钥匙……必须从族群的互动中研究族群内涵和族群关系。”{15}
上述巴斯的这个重要的观点没有被《雪球》作者按照“族群”理论发展脉络的时间性清晰地引述到作者关于“族群”理论的梳理中，这本身已经反映出《雪球》作者对于“族群”概念回顾上的不足。
其次，因为作者对于“族群”理论的这种发展脉络关注度不足，故而，自己在界定族群的概念时，自然而然就比较倾向于“原生论”，对于族群的边界、族群认同的变迁（更确切地讲在具体运用上）就缺失了。作者这样概括界定：“所谓族群是一个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的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这个概念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的认同；二是要对他“自觉为我；三是一个社会实体。”{2}
关于这些社会文化要素，作者认为“因为族群是一个更为灵活、操作性更强的概念，而文化又是一个动态的多变东西，因此大可不必对社会文化要素的认同作界面的规定，而是要从实际出发。”{2}17尽管如此，作者在划分和分析族群时，自然而然地把文化、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体质、亲属等等要素包含在内。这些要素在《雪球》一书中对各个它所划分的一级或者二级族群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佐证。作者们在运用这些因素作族群分析的时候是无意识地、自然而然地把它们当成“原生性”的东西。由于在进行族群的分析时，并不把族群边界放入考虑的范畴，故而也就很难反映出族群认同的变迁问题。比如，在华南篇第五章“华南汉族的族群”里头，作者把华南汉族分为广府人、客家人、闽南福佬人、福州人、平话人、桂柳人等几个次级族群，然后依次对他们的形成以及人文特征进行静态的描述和分析。然而，关于这些华南地区的族群认同的边界问题、现实生活中他们自身认同的变迁问题却无法反映出来。
新近的研究在探讨这些“原生性”因素时，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些“原生性”因素在族群认同中的变异性问题，也就是族群认同的变迁问题。梁茂春引人“族内异质性”{6}98-99的概念对这个问题作了探讨。他认为：“族内异质性将影响族群认同……族群认同虽然具有主观性，但区分于他族的客观特征的消失往往使族群的原生性情感联系失去必要的条件，并使这种情感联系趋于减弱乃至断裂，从而使族群认同失去稳定的基础，其结果是族群认同将随着不同情势、不同环境变化而变化，出现多重特点。”并且，他考察了大瑶山各族群内部在方言、姻亲关系等方面的异质性的增加，论证了这些因素的增加使得族群边界变得模糊不清。{6}
相比较而言，这些从实际的田野调查出发的细致考量，在《雪球》一书中并没有得到大的体现。在现实的生活中，由于族际婚姻、强势文化、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族群的自我认同上确实产生了一些模糊不清的情况。《雪球》并没有关注到这些来自人类学田野考察上的实际情况，而更多的只是引用历史学或者文学文献的资料，对自身已经界定好的“族群”的原生性因素进行罗列和描述，故而，也有人评价《雪球》一书“对现有人类学材料的隔膜”。{9}
关于族群的对他“自觉为我”，即族群的自我意识，作者的分析是“族群的自我意识，具有认同性、相对性、内聚性、自主性、稳定性，是族群形成的灵魂之所在。”{2}17而在这个问题上，作者恰恰就没有涉及族群认同理论中比较前沿和流行的民族一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建构说等学说。后者的基本观点总结起来讲，一方面它肯定族群认同是根植在人们对于他们的世系或起源的信念中，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情感性的、原生性的或非理性的。但是认同也存在于对“他者”的关系中。对于族群认同不应该仅仅从自我肯定的延伸本身来理解，而应该从锁定这种延伸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场景，或与“他者”的对峙来理解。而所谓的情感和象征总是有其政治和经济含义的，所以，族群认同也是工具一政治一经济的。{7}356-357所以，《雪球》作者在对汉民族进行族群的划分之后，就不会也没有空间顾及在族群自我认同中所夹杂着的诸多政治性、经济性的物化利益所作用下族群认同的情景性、工具性、伸缩性的问题。我们并不苛求在一本关于整个汉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族群分析的着作中能够对族群内部认同的这种复杂的情况有很深刻或很大量的分析，但是，至少应该给予一定的关注，在具体分析各个族群形成的历史上甚至可以给予一定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