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字体后,它对我国的文化教育、政治军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我国历史上虽有过几次分裂,文字发展亦有演变,但文字却一直是相对统一的。尤其是隶书的出现,把原来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象形性的秦篆进一步符号化、系统化,成为汉字发展史上一大发展。实际上,隶书就是此后历朝出现的各种字体,以及今天还在广泛、普遍使用的各种字体的基础,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变为今体的里程碑。到了汉代,隶书就完全代替了篆书,进一步发展成了后世与今天的楷书、行书、草书,以及魏碑、宋体、仿宋体等。
为建立统一的法令制度,秦始皇“明法度,定律令”(《史记·李斯列传》),对原有秦律进行修订,并参照六国律,在全国颁行统一的法律令。修订后的秦律现已散佚,无法了解它的全貌,但从现存有关的文献,以及出土的部分秦律,仍可大致知道其“繁”与“酷”的两大特点。如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1000余支秦简中,抄录的法律条文还只是秦律一小部分,便律名多达29种,涉及面相当广。律文内容明确,规定具体,有的近乎琐细。此外,秦律还以“酷”著称。秦律的核心是刑法,承袭商周时期五刑(即墨、劓、剕、宫、大辟)并加以发展。五刑可归纳为死刑和肉刑两大类。秦朝的刑法,除了这两大类,还有罚作、迁刑和赎刑,共5类。每类根据不同论罪方法,又可分为若干不同刑种。秦朝刑种繁多、刑法严酷,是统治者压迫人民、镇压敌对分子的暴力工具。秦律经过汉朝的损益,成为唐以前历代法律蓝本。它们对于维护皇帝神圣权威,保护地主阶级利益,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四节)大秦政治管理的出色
“孟姜女哭长城”与“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民间故事。笔者记得小时候在老家,平时爱唱的一首民歌中就有这么一句。孟姜女自然是秦始皇治下的一介普通平民少妇(不过在一些乡闾传说中描述她有多么美丽,而始皇后来见了她甚至大起色心,而她又很贞烈,拒绝污辱,最后赴死云云),史书上并不知她原籍何地。可前些天我却发现,在湖南澧县城南的嘉山之巅竟有一座孟姜女贞烈祠,并说她就出生在此处附近;而且管辖澧县的常德市区内还有一条孟姜女大道。嘻嘻,孟姜女也要成为咱的湖南老乡了,为“惟楚有材”、“人才辈出”的三湘大地再添一位女性豪杰。但这无非是根据一些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地方传言,而将其大加炒作,为本埠增加几个历史名人,既面子光荣(可是像秦桧、严嵩、汪精卫之类坏分子,大家又惟恐他是自己老乡,且干脆讳莫如深了。但也可以“翻案”)又谋求商机吧。
据说当初秦始皇征集的建筑长城的数十万民夫中,就有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而且他俩还是新婚夫妻,两人非常恩爱。范喜良却被心狠的秦朝衙役兵士抓壮丁,野蛮地掳掠而去,赶往很远的长城脚下干苦活去了。一段时间过后,孟姜女思念丈夫、担心丈夫冷否饿否累否病否,于是不远万里前往寻找,并为其送寒衣送小吃(莫非还有干红辣椒?)。但待她跋山涉水、经风顶雨、饥渴交加、辛辛苦苦赶到工地上时,她的范郎却早已因工伤离开了人世,而且连尸首也给埋在了长城底下。真是晴天霹雳,孟姜女不免悲从中来,猛然一声大哭,嚎啕欲绝,令天地变色、神鬼共泣。突然“轰”的一下,长达八百里的巨墙在这让人肝肠寸断的哀痛哭喊中齐刷刷坍塌,那巨响完全是惊天动地,那壮观神奇的一幕简直是举世无双。于是,范喜良的遗体便露出来了。孟姜女又是一阵悲天抢地的痛哭。安葬好丈夫以后,烈女孟姜也不想再活了,于是纵身一跳,消失在幽蓝的海水中……(今山海关附近也有一座孟姜女庙。)
其实,在秦始皇主持下,历时10年修建的万里长城(从西到东延袤12000里),蜿蜒盘旋在北中国的崇山峻岭上,仿佛巨龙腾跃,据说在太空上都能看到,本来是我国历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惊人的毅力、巨大的创造力,及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伟大成就,甚至刚刚被国际上评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首;且在当时正是为防止匈奴不断侵扰而采取的积极防御策略,许多年来起到了很大的军事作用,尽管劳民伤财、人死无数,应该说还是功大于过的。孙中山先生也曾评价:“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上大禹治水等。”像这么一个旷古巨制,却屡屡被后人当成炮弹攻击秦始皇,控诉他的残暴、独裁。这便使他原本已有的“暴君”之名更加广远传播,深入人心。而此人就是始皇时期的这个普通民妇——孟姜女。
但最近又有学界认为,孟姜女所哭的(不管是否哭倒)“长城”,实际上是山东境内原属于战国时齐、鲁国的一段,而不是秦朝的万里长城,因为在这里孟姜女又成了山东境内的人;秦朝的万里长城是把原来北方边陲燕、赵、秦三国的城墙连接延伸而成,而它与山东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么,关于孟姜女的传说,便完全是后人的以讹传讹,或者是有意栽赃我们的嬴政先生了。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虽然确实有很多缺点、罪过,但是,他连接原燕、赵、秦三国的城墙,形成东起辽东(今朝鲜国境内),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的万里长城,成为屹立在秦王朝北方的屏障,是很了不起的壮举。战国时,为防止匈奴、东胡骚扰,秦、魏、赵、燕都已筑有长城。早在秦昭王时,便在陇西、北地、上郡筑了长城。秦始皇则调发大批人力物力,在几国原修长城的基础上,经过修葺、增补、新筑,把北方长城连接在了一起。
万里长城被称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乃至是全人类伟大工程的代表之一,它在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矗立,巍然如险峰,蜿蜒如巨龙,形象庄严,气势磅礴,构成一道坚固、高大的藩篱,隔绝了境外的猎猎风尘和滚滚狼烟、凛冽寒潮和刀光剑影……修筑长城,在当时的确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徭役负担,然而,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有力地遏止了北方匈奴、东胡的骚扰,促进了边境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它不但对保障内地人民的安定生活和生产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其浩大的工程本身就是一项奇迹,经过后世历代尤其是明朝的修葺和重建,至今仍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万里长城的修筑,使秦朝的天下成了更加名副其实的“天下”。而另一点使秦朝的“天下”更名副其实的,就是它在水陆交通系统上的构建和完善。
先说水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原,建立秦朝后,即马上派出多支部队继续向江南塞北挺进,以拓宽疆域,清除边患。为增援进攻南越(今广东、广西境内)的秦军,始皇帝于公元前214年命史禄将军自今湖南零陵至广西桂林开挖了一条运河,长约30公里,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支流,连接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人工河道工程——灵渠。灵渠为沟通古代南北交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货物可以直接经水路从黄河支流畔的咸阳、西安运到珠江口的广州。秦始皇正是通过它及时输送了大量粮草兵马,经过了好几年的战争,才最终征服了岭南的那些地区。此后许多年,灵渠一直在历朝历代都起着非常重要的南北水路交通要道的作用。至今它还在发挥着灌溉、分洪、旅游等重要用途。
除了灵渠运河以外,秦政府又在黄河与淮河的支流颍水之间,开凿了另一条同样重要的人工河道——在后世享有盛名的鸿沟运河,也就是现在的贾鲁河(还曾叫过汴河,今河南境内),它连接黄、淮两大水系,再从淮河转入长江,在航运灌溉上都有高度价值。
在泾水与洛水之间之间修建的郑国渠,则既是关中漕运的重要航道,又灌溉了农田400万公顷,使关中农业受益达千年之久。也就是说,这项水利工程,既是重要的水路交通,又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一个措施。
还有更重要的是陆路交通。
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封建割据、加强守卫,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及边境地区,设堡垒、筑关塞、修堑隄。如楚国为防韩魏而修方城,魏国为防秦而沿洛水筑魏长城,赵国为防魏齐而沿漳水筑赵长城。在秦朝统一后,它们都失去了意义。加之当初修筑这些城墙时,或依山,或傍水,形成了关卡,严重阻碍了交通。再者,各国内虽都修有大道,但宽窄不一,也给交通带来了不便。秦始皇为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和全天下的一体化,下令拆除了这些阻碍交通的设施(包括城墙、关塞、堡垒等),并决通了那些以邻国为壑的不合理的隄防(即上文提到的《史记》中所云之“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消除了这些封建割据者的屏障和人为的关隘,对加强大帝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和经济联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国驰道干线主要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齐燕,一条向南达到吴楚。“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这两条驰道都筑以很高的路基,并用金椎夯实,十分牢固,而且宽阔平坦,利于快速通行。驰道宽为50步,道旁每隔3丈(10公尺左右)栽青松或翠柏一株,恐怕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林荫大道”了。
公元前212年,为防御北方匈奴的袭扰,秦始皇又命一代名将蒙恬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的直道。直道从咸阳北附近的云阳出发,经过今淳化县北达子午岭,循主山脉而行到定远县南,再由此东北而上,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南,达到今包头市西南的秦代九原郡。直道全长1800华里。这条直道从公元前212年动工,到公元前210年完成,前后用了两年多时间。由于它一半开凿在山岭上,一半修筑在平原草地上,沿途开山凿壁,填塞谷壑,工程艰巨而浩大。
秦始皇还派将领常頞在今云南、贵州偏远的地区修筑了一条道路,因为它较驰道略窄,约有5尺宽,故称“五尺道”。在通往番禺(今广州)的南越之地,还修建了一条攀越五岭的新道。
这些驰道、直道、五尺道、新道,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向周围呈辐射形状,像蜘蛛网一样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把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它们简直称得上是当时的“国道”、“高速公路”。五尺道与新道虽然想对而言窄一点,但对加强南方及西南民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都处于统一的秦王朝的统治之下,把关中、四川、云贵连为了一片,覆盖全国的陆路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同时,前文还提到,在治道的同时,秦始皇还下令“车同轨”“舆宽六尺”,进一步便利了交通往来,加快了武装部队的机动性,促进了各地区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对于消除诸侯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五节)大秦政治管理的出色
为加强对百姓和文人的控制,巩固王朝的政权,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武方面采取销毁兵器,在文方面实行焚书坑儒。从前者说,为了防止天下人民的反抗,除了秦军所用的兵器以外,嬴政下令收缴世间所有兵器,铸成各重24万斤的12个铜人立于其阿房宫前,以贯彻他“中土将永不见兵革”的决心。按照传说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在甘肃境内的临洮发现有5丈高的大人,足履6尺,都穿夷狄(即当时少数民族)服装,一共12人,所以始皇帝才将收缴的兵器铸成12个铜人。这就是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作为千古著名“暴君”的两桩特大“罪行”之一(另一个就是修建万里长城、阿房宫和骊山陵)。秦始皇在全国统一之后,开创封建中央集权制,推行一系列法教政令,引起朝廷内一些人的非议。这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争论愈演愈烈,终于发展成公开的斗争,并演变成震惊全国的焚书与坑儒事件。事情的起因还是围绕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王朝的政治体制问题而展开的。
关于秦朝究竟应实行何种政体,曾经在王朝的统治集团内部分歧非常严重。早在秦朝刚刚建立之时,持不同政治主张的双方还有过数场针锋相对、尖锐激烈的较量。但是这种分歧一直没有消除,因而引发成了公开的斗争。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在一次庆祝军事胜利,宴赏文武群臣的酒会上,仆射(博士长,一种官职)周青臣盛赞立郡县、废分封,颂扬始皇帝的威德功勋前无古人。嬴老头被这番马匹拍得飘飘然,得意得很;当然也更加专断跋扈,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尤其是“逆龙鳞”的劝谏。这时,博士淳于越却公然站起来,很不识趣地指责周青臣为“面谀”,认为不恢复分封制,就无法使秦的统治长治久安。这个既保守又迂腐的书呆子,大概是喝多了点酒,一时激动,胆子大起来,就什么想法都甩出来了。
秦始皇最信任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斯,这时已荣升为百官之首——丞相。他针对淳于越的看法,称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自古因时代不同,治理方法也随之改变。如今天下已定,法令统一,儒生“不师今而学古”,指责当世,惑乱百姓,很不应该。他们以“私学”诋毁“法教”,指斥朝政法令,“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史记·秦始皇本纪》),甚至造谣诽谤。这种现象如不禁止,必将削弱皇帝的威权,臣下也可能结成反对的派别。李斯议论的核心问题,即“私学相与非法教”,有碍于“定一尊”。于是,李斯主张禁私学,焚《诗》《书》(即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类),实行文化专制政策。
李斯的建议还包括:1,除了《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外,其余的史书和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等,一律限30日内交官府烧毁,逾期不烧即处以黥刑,罚筑城4年的苦役;2,凡议论《诗》、《书》的弃市,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情不举的与犯禁同罪;3,禁止私学,愿意学习法令的,以吏为师。
秦始皇基本上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并诏令付诸实习。(可悲又可怜的“博士”淳于越自然首当其冲,大祸临头,被当场杀了头;而且,按照李斯的建议,以古非今的灭族,则他还要连累全家也跟着被满门抄斩。)这样以来,大规模的焚书令使得许多古代典籍都被付之一炬,到处浓烟滚滚,连续烧了一个多月,其中六国史籍的损失最大。秦始皇焚书的目的,为的是定法家于“一尊”。在“定一尊”的口号下,各种学派的言论遭到禁止,百家思想受到禁锢。一句话,杜绝一切异端思想,这就是焚书的实质。这种以焚书为手段的文化专制,是我国古代文化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使长期积累的大量丰富文化遗产遭到了极大破坏。唐朝诗人章碣曾作诗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