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盛世中国:秦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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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西汉政治管理的出色(1)

(第一节)剪除异姓王,肥水不流外人田

汉高祖刘邦一即位,便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和统治天下。在政治制度上,他基本上沿袭和借鉴了秦始皇的那一套,包括中央的“三公九卿”和地方的“郡国并行”。前者是指朝廷仍按秦朝官职制,但名称和具体分工略有不同,如丞相只设一个(秦朝有左、右两位),后来还设丞相府,先是萧何为相、后是曹参继任,即我们平时常说的“萧规曹随”,“九卿”中原来的奉常改为太常,其他都大体不变;后者是指既保留了秦朝的郡县制,又增加了封国制,中央直接统辖15郡、各诸侯国分辖42郡(共57郡),一种“斑马式”的省级组织。

楚汉战争时期,高祖刘邦为取得军事实力雄厚的诸将领们的支持,经常用“共天下之利”以拉拢属下对他的忠心。分封异姓王,成为他激励将帅的重要举措。他们有的虽不是旧六国贵族,但也想割据一块土地,不听朝廷指挥。刘邦称帝初期,异姓王共有7位:楚王韩信、赵王张敖、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其中又以韩信、彭越、英布三人的功劳最大、兵力最强。然而,当初分封异姓王实属无奈之举,他们各居一地,实力雄厚,毕竟山高皇帝远,又没有血缘之亲,时间长了难免要生事。而且这些异姓王也确实不安分。就在刘邦称帝当年,燕王臧荼就举兵造反,刘邦御驾亲征,活捉臧荼,改立卢绾为燕王。可以说异姓王始终是刘邦心头的一块石头,他们好像安放在汉朝疆域上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这就很不利于汉朝的中央集权和长久统治。

而在这些异姓王中,楚王韩信无疑是高祖刘邦的心腹大患。楚汉战争结束后,韩信30万大军虽被刘邦收回,但韩信的军事才能仍令他极为不安。不久又发生了钟离眛事件,使得刘邦对韩信毅然采取了行动。钟曾是项羽手下的一员猛将,曾数次大败刘邦的军队,还射伤过刘邦,刘邦对他恨之入骨,一心要将其查办。可是楚汉之争后,钟离眛就失踪了,没有丝毫音讯。后经调查,发现他就在韩信那里,韩信十分欣赏他的军事才能,由此加以庇护。有人便借机告发韩信想谋反。刘邦得知,气愤不已,心想:你韩信竟然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私自藏匿我的通缉犯人。一时刘邦就要率军去攻打韩信,意欲将其彻底消灭。然而,此时陈平的两个问题又使他暂时放弃了出征的念头。陈平问刘邦:“您的军队在作战能力上可与韩信抗衡吗?您的将领的军事才能可与韩信相比吗?”他一时语塞。他知道,陈平说中了问题的关键。好在陈平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利用天子去云梦泽狩猎要会见诸侯的机会,将韩信在陈地抓获。那是刘邦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201年)。最后,韩信还是中了这个专门为他所设的圈套,被押回长安。而且在会见刘邦时,他由于惧怕刘邦就钟离眛事件而怪罪自己,还特意带上钟的人头去讨好刘邦。刘邦仍旧将其扣留。韩信当场感慨:“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但是这一次,有人劝刘邦看在韩信过去功劳的份上,从宽处治;刘邦便念及曾经的情谊,并没有杀韩信,而是改封他为淮阴侯。

最终韩信却是死于吕后之手,他其实是上了萧何的当。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典故,就出自于此。因为他是萧何推荐给刘邦的,结果又是被萧何所害。那是又过了5年,有一个将军陈豨造反,自称代(今北京、河北一带)王,一下子攻占了20多座城池。高祖刘邦让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同去讨伐陈豨,但两人都以身体不好为由,不肯带兵打仗。刘邦只好亲自率兵征讨,打到了汉朝最北的边境白登山。而他一离开京城后,有人便向吕后告发,韩信与陈豨是同谋,他们计划里应外合,一同造反。韩信屡次被人污蔑,显然是他功高盖主,且出人头地,有人嫉妒他,不想他活。吕后跟丞相萧何商量了一个计策,故意传出消息,说是陈豨已被刘邦抓住,请大臣们进宫祝贺。韩信不知是计,再次上当,一进长乐宫门就被预先埋伏好的一群武士围杀了。3个月后,刘邦消灭了陈豨,回京途中,当他得知韩信被杀的消息后,“且喜且怜之”(司马迁),“且喜且哀之”(班固)。应该说,对待韩信,刘邦的内心还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对于他的军事威胁感到不安,另一方面韩信着实是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而且在很多关键时刻解救了他所面临的危机。只是身在帝王之位,就不得不为江山社稷考虑,很多事情难随人愿。在政治的斗争中,感情始终是处于第二位的。

异姓王中实力最强的韩信被铲除后,其总体力量和威胁已大为削弱。高祖刘邦于是乘胜追击,先后铲除了其他几个异姓王势力。开始是梁王彭越的手下人告发他谋反(就像韩信一样,估计又是朝廷的授意,最高统治者不想让人活了,设计个“莫须有”罪名并不难),刘邦便派人去逮捕彭越,接着把他处死了。淮南王英布听说韩信、彭越次第被害,知道下一步该轮到他了,干脆也起兵反叛。毕竟猛将威风犹在,他一出兵就打了几个大胜仗,占领了荆楚一带的土地。刘邦得知消息,又亲自带兵征讨。两军一对阵,刘邦便指挥大军猛击英布。英布命手下兵士弓箭齐发,刘邦没留意,当胸中了一箭。他忍住疼痛,继续进攻。英布大败,在逃跑的路上被人杀了。

高祖刘邦在击败英布后,于凯旋的路上,特地返回自己的“根据地”沛县住了几天,衣锦还乡。他邀集父老乡亲和以前的熟人,举行了一次宴会,酒酣耳热之际,亲自击筑,高唱自己所作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时的刘邦,回顾起自己戎马倥偬的一生,又想起自己治理这个偌大国家的艰难,感慨颇深。

不久之后,又发生了更为令高祖刘邦痛心、气愤的事情: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叛乱。卢绾与刘邦曾情同手足,是刘邦儿时最忠实的玩伴,而且二人同年同月同日生,从最初打江山时,卢绾就一直伴随在他身边。燕王臧荼造反被镇压后,刘邦令卢绾取代其位置,他是唯一非军功而被封赏的异姓王,可见刘邦对他的信任。然而这样一个儿时的挚友,竟然也会背叛自己。对刘邦而言,这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感情的天平上,卢绾是远远重于韩信的。谁都可以造反,谁都有理由造反,可是你卢绾不该啊!就在卢绾叛乱这一年,刘邦病逝(他曾先后被项羽、英布的手下射中两箭,身染重疾,所以才做了8年皇帝)。而后,卢绾逃亡匈奴。做皇帝的朋友,是不是也有太多无奈呢?时光倒流回沛县乡村,曾经大家喝酒聊天,畅谈世间大事;而今,纵使美酒千杯、富甲天下,又怎有当初的心情呢?浮华背后,人们内心真正渴望的又是什么呢?权力?金钱?或许没有人真正清楚。

高祖刘邦登基之后的8年,一直奔波于平定异姓王叛乱的征途上。可以说他是在马上得天下,又是在马上安天下,其经历也够坎坷、艰苦了。而最终他还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也算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了。

在铲除异姓王的同时,高祖刘邦开始分封同姓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其弟刘交为楚王、子刘肥为齐王、子刘恒为代王、兄子刘濞为吴王等,这样着实是“肥水不留外人田”,总算自家兄弟,总有情谊在吧。刘邦还提出“非同姓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典故出自“白马之盟”,即刘邦晚年,知道自己快不久于人世了,便把大臣和吕后召集到面前,吩咐宰杀了一匹白马,要大家歃血为盟,发誓将来不是姓刘的不可以封王,不是功臣不可以封侯;谁违背了,大家就共同讨伐之。实际上这是针对当时日益增长的吕氏集团,他担心外戚干政。刘邦试图确保刘姓江山的稳固,认为只有同姓王才会尽力巩固大汉江山。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同姓王日后还是给中央皇权带来了巨大威胁,并于景帝时期爆发了“七国之乱”。这真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担心异姓王出事,又出了同姓王问题;力图控制外戚实力,最终外戚仍葬送了大汉。在权力面前,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顿时变得无力起来。刘邦或许早该想到会有那样的局面。他不是也背弃了自己当初的诺言么?感情不在了,一个姓氏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然而,剪除异姓诸侯王、分封同姓王,在王朝最初,就总体言还是更多地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确保了中央权力的稳固;同时同姓王在各地加强了对所辖区的管辖,促进了当地开发,也纠正了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

(第二节)以农为本,与民休息

政权的更替改换,对百姓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连年战争带来的生产力的破坏以及人口的减少,使人民群众无可避免地面临生存危机。相应地,国家税收减少,整个社会发展滞缓。由此,新王朝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收拾战争留下的残局。西汉之初,社会经济十分凋敝,政府财政极其匮乏,甚至连天子所乘的车都不能备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王侯将相有时只能乘牛车出门。再加上不法奸商的囤积居奇、物价极高,百姓生活更为困苦。为此,汉初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与民休息。汉高祖刘邦政府实行“轻徭薄赋”为主的经济政策,尽力恢复凋敝的社会经济,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

重农抑商。农业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对象。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是最具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和人民生计好坏。西汉统治者仍然继承秦王朝“上农除末”的农本思想,贯彻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以保证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汉初诸学者,贾谊、晁错等,也都是提倡重农抑商。汉高祖诏令对商人的限制极为苛刻,并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如不许他们穿丝织衣服、操兵器、乘车骑马,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做官,商人与奴婢一样每年必须加倍缴纳人头税,从重征收他们的赋税。重农抑商政策保证了国家的财赋收入,而且防止了农业劳动力流散,将农民牢牢地控制在土地上,也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社会稳定。由此,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们一直推行此项政策。

罢兵归农和动员流民回乡。汉高祖于称帝当年(公元前202年),即颁布了《罢兵赐复诏》。主要内容为:全面复原军队,并给以优惠条件: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关中为民者免徭役12年,回关东者免徭役6年。扶植新的军功地主:凡复员的军官,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赋役,爵位在第七等公大夫以上的“皆令食邑”。安抚前朝流民;令为躲避战乱而隐入山泽,在国家户籍上还未加登记的流民回归此前所属的县,政府归还曾经的田宅(《汉书·高帝纪》)。《罢兵赐复诏》主要是安定民心,扶植军功地主和自耕农,将农民与土地结合起来,尽力恢复农业生产。军功地主的产生,也扩大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这些举措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而且调整了土地政策,还使得更多的人拥有了土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推广农具。农业技术方面,刘汉政府重视生产工具的推广,主要表现在牛耕更加普遍,铁农具更进一步推广,水利工程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有了显著改进。西汉初年,由于连年战乱,缺少牲畜,人力占主要地位。为提高农业效率,政府下令保护耕牛,私自杀牛、盗牛者受重刑。牛耕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也存在用马耕地的现象。与此同时,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不但中原地区普遍使用铁器,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种类也不断增多。仅铁犁中,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犁铧。这些都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打下了良好基础。

减轻田租。在赋税制度上,汉高祖刘邦下令减轻赋税徭役。苛捐杂役向来是百姓痛苦的直接原因。刘邦出身农家,深知赋役对民众乃是一大重负。汉承秦制,赋税制度也大体相同,但是征收的量较为减少。田租由原来的“十税一”降低到“什五而税一”。算赋也就是人头税,从15岁到26岁的男女,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120钱,称为一算。口赋则是要求7岁到14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缴纳20钱。更赋是一种代役税。男子23岁到26岁之间,每人要到京师和边疆服兵役2年,每人每年要到本郡服役1个月。如有不愿去的,可出钱两千,叫践更。这些政策,对于恢复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减轻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产量自然增长。

释放奴婢,增加农业劳动人口。增加劳动力是发展生产的关键。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奴婢,还有正继续被迫卖身为奴的,都使汉王朝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减少。为发展农业,增加务农人口,汉高祖又发布了释放奴婢的命令:因为饥饿而自卖为奴婢的人,此后皆为庶人(《汉书·高帝纪》)。大量获得自由的平民,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他们对于增加国家的赋税,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奖励生育。人口的增加,可以为封建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同时,刘邦建国之后连年的征战,更需要人力上的补充。为刺激人口迅速增长,西汉朝廷鼓励人民多生育。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刘邦诏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即是说,生了儿子,可以免除徭役二年。

迁移人口。与秦始皇做法相同的是,汉高祖也将六国旧贵族与地方豪强10余万口迁到关中,以充实京畿一带,既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同时又恢复和发展了经过多年兵燹的洗礼,已变得萧条破败的关中(包括京城)的经济和社会面貌,使得京畿附近迅速财富集中、物质繁荣、气象兴旺,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善之区”。

总之,汉初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是以促进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为基础的。经过汉初数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物质经济开始有所恢复和发展,社会逐渐呈现出崭新景象。汉高祖刘邦的不懈努力,也为即将到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配合了同期刘邦的政治斗争,财力的补给无疑是他铲除异姓王势力良好的保障。

(第三节)这皇帝当得更过瘾了

公元前200年,大汉王朝巍峨华丽的长乐宫俨然落成,诸侯群臣前来朝贺。宫廷礼官主持这场隆重的典礼,百官依照顺序次第进入大殿,噤若寒蝉,鸦雀无声。侍卫武官保卫皇宫,全身盔甲,手拿武器,张开旗帜,威风凛凛。汉高祖刘邦坐着御辇,盛装华服,一脸威严地出现在百官面前。典礼结束,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群臣百官皆无放肆之举、嘻哈之态,脸上始终是敬畏之情,在礼官带领下毕恭毕敬、整齐划一地行三跪九拜,口里山呼海啸地高喊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场面的宏大、群臣的尊敬、气氛的庄严,使得刘邦极为震撼,不禁感慨道:“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原来可以如此尊贵,如此风光,如此快乐,如此过瘾!”而此时,已经是他做汉王后的第七年、做高祖后的第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