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古称镐京），今陕西省会西安，历史上先后是西周、秦朝（咸阳在附近）、西汉、隋朝、唐朝等的京师所在地。位于关中平原中央，四方辐凑，是全国最大经济、交通都会，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拥有发达的水陆交通网，横贯西域的丝绸之路便以它为起点，而全国的运河网则以关中漕渠为归宿。西汉政府采取“强干弱枝”政策，迁天下富豪于京畿附近诸陵县。正如司马迁所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汉代长安城周围环境十分优美，城西上林苑是天然和人工结合的自然保护区，周长300余里，系皇家游猎之处。其中离宫70所，奇草异木3000种，稀兽珍禽不知其数。苑中有昆明池，周长40里，为武帝训练水军所建，以后则成了历代帝王游乐和皇家饲养鱼鳖的场所。昆明池北有镐池，长安城内另有沧池、太液池，整个京城陂池密布，花木茂盛。总之，西汉时的长安城自然生态优越，加上人工修饰，成为天下最美的所在。
洛阳（古称洛邑），历史上先后是东周、东汉、西晋等的京师所在地，也是秦、隋、唐诸朝的“东都”。位于洛阳小平原西端，又靠近黄河、洛水交汇处，从关中到中原和全国各地的大道经过此地，成为控制东西交通的咽喉。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繁忙的农业生产，使之迅速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大城市。“东贾齐鲁，南贾梁楚”，“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商业最为集中和鼎盛。因东汉诸帝好佛，又是全国佛教中心，白马寺是中国首座寺庙。
北方的重要城市还有：邯郸（今河北邯郸），战国时赵国都城，位于华北平原中部偏西，傍巍巍太行，处在黄河下游最富庶的农业地区，是沿黄河、漳河北上的必经之地，控制南北干道的枢纽。郑、卫两国是黄河下游商业兴盛之国，两国商人沿南北干道北上，燕国商人南下，都必经邯郸。蓟（今北京），燕国都城，位于华北大平原北端，交通发达，分别出南口、古北口和山海关，趋向蒙古高原和东北大平原。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很早就成了王朝北方的军事重镇。临淄（今山东临淄），齐国都城，位于渤海南侧、淄河西岸，关东繁荣时间最长的经济都会。齐国手工业中心，海、岱之间著名物资集中地；同时也是东西干道枢纽，水运交通发达。宛（今河南南阳），位于南阳盆地，楚国北争中原的孔道和秦国南下长江中游的必由之路，通向关中的必经之地。陶（今山东定陶），位于鲁西南，水运交通网枢纽之地，春秋时依次作过曹国、宋国国都，战国时为秦齐两国争夺焦点，终被秦国所占。人称“陶朱公”的富商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与西施一叶扁舟而去，成为一代佳话。雎阳（今河南商丘），位于华北大平原最早的经济地区之中，宋国曾建都于此。另有彭城（今江苏徐州），位于苏皖豫鲁四省交界处，东西南北水陆交通枢纽，又是汉高祖刘邦和西汉许多开国元勋的家乡，当然也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
南方的重要城市则有：寿春（今安徽寿县），位于淮河南岸，淮河南北水运中心，战国时楚曾迁都于此。合肥（今安徽合肥），位于江淮之间，水运枢纽，南北货物集散中心。江陵（今湖北江陵），楚国长期建都于此，位于长江中游，“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两个不同经济区物资交换中心，而发展成“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的著名经济都会。吴（今江苏苏州），春秋时期吴国在此建都，位于太湖之滨的长江下游三角洲，“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水运四通八达，物产丰饶，又是文化发达之所，成为长江下游最早的经济都会。番禺（今广东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有珠江流域作为广阔的腹地，又滨临南海，是中国最早的海港城市，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海路交通发达是其兴起和发展成为岭南最早经济都会的重要原因。另有蜀郡（今四川成都），又称锦官城、益州，后来是三国蜀、成汉、西蜀、前蜀等的首都，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中央，特别是都江堰的开凿，使之成为富庶的天府之国，直到现当代重庆崛起前，两千余年来一直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物资集散地。
(第十三节）外戚、宦官粉墨登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强大的两汉王朝，不断地被破坏，不断地被削弱，不断地衰落，最后灭亡，分析它的原因，除了来自外部（主要是匈奴）的巨大威胁，除了主要统治者即历任皇帝的各种问题（如专制独裁、奢华糜费、穷兵黩武、昏庸无能、没有作为等，导致政局动荡不安，百姓赋役繁重，不堪重负，起来反抗）外，在统治阶级内部，西汉初期先后主要是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之乱，前者已在高祖刘邦和吕后手里解决，后者也先后在文、景、武帝三代陆续得到处理；但两汉朝廷最大的政治隐患，导致刘家江山不断被损害、最终被葬送的最重要因素，主要还是这两个，一是外戚专权，一是宦官干政，此两大问题一直贯穿着两汉始终。
外戚、宦官等与皇帝较为亲近，大臣们为谋取一己私利，趋炎附势，这无疑会影响政局清明，甚至丧失士大夫人格。外戚与宦官之所以能呼风唤雨，拥有大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皇帝的权力让渡，也是中央集权加强的表现。但是，当其权势达到一定程度和规模后，就走向了皇权反面，成为皇权的异化物，反过来凌驾于皇权之上，操纵皇权，甚至将皇帝自身的生杀予夺都操于其手。外戚、宦官纷纷粉墨登场，权势赫赫，影响甚至决定朝政与国策，而他们自己也野心勃勃，觊觎皇位，势必对刘氏统治产生隐患。最后才有外戚异类王莽的篡夺政权，消灭西汉，建立新朝。东汉立国后，外戚、宦官二患同样严重——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我们下文再作讲解。
首先说外戚专权。外戚者，主要指皇帝老婆（即皇后）或母亲（即太后）的父母叔伯兄弟姐妹之类直系亲属。两汉的外戚政治，在中国历朝中是最有特色也最严重的。其始作俑者、后继者们的“榜样”，自然是高祖之妻、有大汉“国母”之称的吕雉吕后了。前文已有详细讲解。她刚毅而残酷，杀死赵王如意，断戚夫人手足为“人彘”，在惠帝时期“垂帘听政”，此后少帝刘恭、常山王刘弘时期更是由她“东朝”专权，并压抑同姓诸王，排挤元老重臣，打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禁令，大封吕氏子弟为王候，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吕后先后封吕台等6人为王，吕种等10余人为候，培植起一个吕氏外戚集团。外戚虽已出现，但由于元老级大臣的约束，使得他们仍不敢越雷池一步。吕后死后，诸吕欲图发动叛乱篡夺刘家江山，遭周勃、陈平、刘章等诛平（一阵刀光剑影、惊心动魄，却很快消弭于无形，进一步说明那时外戚政治还在最初状态，底气不足，力量有限），拥立代王刘桓为帝，即文帝。但外戚与刘姓诸王已势不两立，为后世的外戚专权与宦官勾结、王莽改制埋下了伏笔。毕竟，你杀得完吕氏，却杀不完所有戚族，这是那个时代无法解开的结。自此后，西汉历代皇后，除昭帝生母钩弋夫人被其父武帝赐死（就是担心外戚专权而为）外，如文帝母薄皇后、景帝母窦皇后、武帝母王皇后、成帝母王政君等，均以太后身份居长乐宫垂帘听政。
两汉历代皇帝时期，外戚均权倾朝廷，炙手可热，只是具体其作为好坏、利弊大小的不同而已。如文帝刘恒之妻、景帝刘启生母窦太后的侄儿窦婴，景帝时任大将军，武帝刚登基时任丞相，不久被刘彻罢黜，他曾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汗马功劳；景帝之妻、武帝生母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弟弟、刘彻的舅舅田蚡，武帝时期先后任太尉、丞相，后因私怨杀窦婴，权势赫赫，但对汉武初政有较大辅佐作用；武帝第二个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外甥霍去病，分别任大将军、骠骑将军，是两汉乃至中国古代的两大名将、军事家，对抗击匈奴、稳定边境，建立了莫大功勋；昭帝皇后上官氏的父亲、刘弗陵的岳父上官杰，昭帝之初也曾高居庙堂，盛极一时；而上官氏的外祖父、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霍光，在昭宣二帝时期更是列诸辅政大臣之首，集大司马与大将军于一身，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但他对延续汉武盛世，执行休养生息，实现昭宣中兴，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后，宣帝刘询后期的史高（宣帝祖母、昭帝母亲、武帝之妃史良娣的弟弟）、许延寿（宣帝皇后许氏的叔叔），元帝刘奭时期的许嘉（刘奭的舅舅）等，也先后曾高官厚禄，权凌众臣，威胁皇权；元帝时期还另有宦官干政。成帝刘骜时期，其生母皇太后王政君之弟、他的几位王氏舅父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等，皆封为侯，且次第任大司马兼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骠骑将军，王氏势力左右着西汉后期整个朝廷。最后才有王政君之侄（后为汉平帝皇后王氏之父、刘衎岳父）、大野心家王莽的粉墨登场，从代叔父王根为大司马领尚书事起，一步一步控制政局，而终于取刘家天子而代之。其间只有哀帝刘欣登基之初数年，重用其舅父、生母丁太后之弟丁明和祖母傅太后之弟傅喜（也都是戚族），而让王莽郁闷、收敛、等待、蓄养了一段时间。
再说宦官干政。宦官（后另名太监、阉人）是一种由于后天因素，被制造和改变得非男非女的怪物（虽说是迫于无奈），孳生于中国古代封建宫廷里的一个既可怜又可悲、但有时又非常可怕可恨可恶可耻的群体。根据柏杨的总结，宦官们“一是自卑，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和性交能力；二是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三是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四是缺少远见和伟大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是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所以能指望他们做出什么好事呢？前文已提到秦朝大宦官赵高，由于他的好使阴谋、贪恋权术，导致嬴氏政权覆亡，他要负很大责任。秦汉时期，由于“百官之首”丞相位高权重，皇帝与丞相之间必然产生矛盾；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喜欢独断专行的强硬帝君，对此尤其不满。于是，精明、英武的汉武帝便开始选用身边的宦官位列中书，掌尚书之职，出纳文书，以削弱丞相权力。这些人与皇帝极为亲近，俨然已成为决策机构，称之为“内朝”；而与之相对应的以丞相为首的行政机关则沦为“外朝”。外朝机构虽并未做调整，但权力的重心明显已偏向内朝一边，外朝只是一般的执行机构而已。这也就在制度上为宦官拥有参与行政决策权提供了保证。特别是在元帝时期，宦官干政最为猖獗。刘奭与其说是个皇帝，倒不如说更像个文人。他多才多艺，感情丰富，温文尔雅，淡泊无为；但优柔寡断，执政不力，而使宦官弘恭、石显等趁虚而入，参与朝事，开后世宦官外戚迭相为政之局（尤其发展到东汉时为甚）。
汉武帝晚期，西汉王朝已呈衰败之势，昭宣中兴虽有所缓和，但内在的激烈矛盾只是没暴露出来而已，至元帝、成帝便开始走下坡路。皇帝亲近宦官和外戚，与百官产生矛盾，皇权削弱，朝局动摇，政策难施。元帝统治时期，天子犹豫不决、疏于理政，而宦官、戚族相互勾结、一片混乱，且放弃汉初以来迁关东豪强充实关中之制，中央集权受到威胁，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农民生活困苦，不得不起为“盗贼”。成帝统治时期，政治腐败、国事废弛，皇帝纵情声色、淫欲无度，嗜酒贪杯、癖好微行，大地主、大官僚兼并土地，导致铜车起义等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汉朝就此衰落，病入膏肓。
(第十四节）“骨感美人”赵飞燕姐妹
汉成帝（公元前51－公元前7），即刘骜，字太孙，汉元帝刘奭之子，母为皇后王政君。元帝在位时被立为太子。竟宁元年（公元前33）元帝病逝，他继帝位（18岁），在位27年。45岁时，因中风而殁于都城长安之未央官内，实为纵欲过度暴死。汉成帝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比较风流荒淫的一位，也是汉朝昏庸之主；还是历史上第一个因服春药而死的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