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盛世中国:秦汉卷
4767200000022

第22章 西汉“曲”(6)

长安(古称镐京),今陕西省会西安,历史上先后是西周、秦朝(咸阳在附近)、西汉、隋朝、唐朝等的京师所在地。位于关中平原中央,四方辐凑,是全国最大经济、交通都会,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拥有发达的水陆交通网,横贯西域的丝绸之路便以它为起点,而全国的运河网则以关中漕渠为归宿。西汉政府采取“强干弱枝”政策,迁天下富豪于京畿附近诸陵县。正如司马迁所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汉代长安城周围环境十分优美,城西上林苑是天然和人工结合的自然保护区,周长300余里,系皇家游猎之处。其中离宫70所,奇草异木3000种,稀兽珍禽不知其数。苑中有昆明池,周长40里,为武帝训练水军所建,以后则成了历代帝王游乐和皇家饲养鱼鳖的场所。昆明池北有镐池,长安城内另有沧池、太液池,整个京城陂池密布,花木茂盛。总之,西汉时的长安城自然生态优越,加上人工修饰,成为天下最美的所在。

洛阳(古称洛邑),历史上先后是东周、东汉、西晋等的京师所在地,也是秦、隋、唐诸朝的“东都”。位于洛阳小平原西端,又靠近黄河、洛水交汇处,从关中到中原和全国各地的大道经过此地,成为控制东西交通的咽喉。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繁忙的农业生产,使之迅速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大城市。“东贾齐鲁,南贾梁楚”,“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商业最为集中和鼎盛。因东汉诸帝好佛,又是全国佛教中心,白马寺是中国首座寺庙。

北方的重要城市还有:邯郸(今河北邯郸),战国时赵国都城,位于华北平原中部偏西,傍巍巍太行,处在黄河下游最富庶的农业地区,是沿黄河、漳河北上的必经之地,控制南北干道的枢纽。郑、卫两国是黄河下游商业兴盛之国,两国商人沿南北干道北上,燕国商人南下,都必经邯郸。蓟(今北京),燕国都城,位于华北大平原北端,交通发达,分别出南口、古北口和山海关,趋向蒙古高原和东北大平原。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很早就成了王朝北方的军事重镇。临淄(今山东临淄),齐国都城,位于渤海南侧、淄河西岸,关东繁荣时间最长的经济都会。齐国手工业中心,海、岱之间著名物资集中地;同时也是东西干道枢纽,水运交通发达。宛(今河南南阳),位于南阳盆地,楚国北争中原的孔道和秦国南下长江中游的必由之路,通向关中的必经之地。陶(今山东定陶),位于鲁西南,水运交通网枢纽之地,春秋时依次作过曹国、宋国国都,战国时为秦齐两国争夺焦点,终被秦国所占。人称“陶朱公”的富商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与西施一叶扁舟而去,成为一代佳话。雎阳(今河南商丘),位于华北大平原最早的经济地区之中,宋国曾建都于此。另有彭城(今江苏徐州),位于苏皖豫鲁四省交界处,东西南北水陆交通枢纽,又是汉高祖刘邦和西汉许多开国元勋的家乡,当然也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

南方的重要城市则有:寿春(今安徽寿县),位于淮河南岸,淮河南北水运中心,战国时楚曾迁都于此。合肥(今安徽合肥),位于江淮之间,水运枢纽,南北货物集散中心。江陵(今湖北江陵),楚国长期建都于此,位于长江中游,“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两个不同经济区物资交换中心,而发展成“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的著名经济都会。吴(今江苏苏州),春秋时期吴国在此建都,位于太湖之滨的长江下游三角洲,“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水运四通八达,物产丰饶,又是文化发达之所,成为长江下游最早的经济都会。番禺(今广东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有珠江流域作为广阔的腹地,又滨临南海,是中国最早的海港城市,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海路交通发达是其兴起和发展成为岭南最早经济都会的重要原因。另有蜀郡(今四川成都),又称锦官城、益州,后来是三国蜀、成汉、西蜀、前蜀等的首都,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中央,特别是都江堰的开凿,使之成为富庶的天府之国,直到现当代重庆崛起前,两千余年来一直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物资集散地。

(第十三节)外戚、宦官粉墨登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强大的两汉王朝,不断地被破坏,不断地被削弱,不断地衰落,最后灭亡,分析它的原因,除了来自外部(主要是匈奴)的巨大威胁,除了主要统治者即历任皇帝的各种问题(如专制独裁、奢华糜费、穷兵黩武、昏庸无能、没有作为等,导致政局动荡不安,百姓赋役繁重,不堪重负,起来反抗)外,在统治阶级内部,西汉初期先后主要是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之乱,前者已在高祖刘邦和吕后手里解决,后者也先后在文、景、武帝三代陆续得到处理;但两汉朝廷最大的政治隐患,导致刘家江山不断被损害、最终被葬送的最重要因素,主要还是这两个,一是外戚专权,一是宦官干政,此两大问题一直贯穿着两汉始终。

外戚、宦官等与皇帝较为亲近,大臣们为谋取一己私利,趋炎附势,这无疑会影响政局清明,甚至丧失士大夫人格。外戚与宦官之所以能呼风唤雨,拥有大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皇帝的权力让渡,也是中央集权加强的表现。但是,当其权势达到一定程度和规模后,就走向了皇权反面,成为皇权的异化物,反过来凌驾于皇权之上,操纵皇权,甚至将皇帝自身的生杀予夺都操于其手。外戚、宦官纷纷粉墨登场,权势赫赫,影响甚至决定朝政与国策,而他们自己也野心勃勃,觊觎皇位,势必对刘氏统治产生隐患。最后才有外戚异类王莽的篡夺政权,消灭西汉,建立新朝。东汉立国后,外戚、宦官二患同样严重——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我们下文再作讲解。

首先说外戚专权。外戚者,主要指皇帝老婆(即皇后)或母亲(即太后)的父母叔伯兄弟姐妹之类直系亲属。两汉的外戚政治,在中国历朝中是最有特色也最严重的。其始作俑者、后继者们的“榜样”,自然是高祖之妻、有大汉“国母”之称的吕雉吕后了。前文已有详细讲解。她刚毅而残酷,杀死赵王如意,断戚夫人手足为“人彘”,在惠帝时期“垂帘听政”,此后少帝刘恭、常山王刘弘时期更是由她“东朝”专权,并压抑同姓诸王,排挤元老重臣,打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禁令,大封吕氏子弟为王候,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吕后先后封吕台等6人为王,吕种等10余人为候,培植起一个吕氏外戚集团。外戚虽已出现,但由于元老级大臣的约束,使得他们仍不敢越雷池一步。吕后死后,诸吕欲图发动叛乱篡夺刘家江山,遭周勃、陈平、刘章等诛平(一阵刀光剑影、惊心动魄,却很快消弭于无形,进一步说明那时外戚政治还在最初状态,底气不足,力量有限),拥立代王刘桓为帝,即文帝。但外戚与刘姓诸王已势不两立,为后世的外戚专权与宦官勾结、王莽改制埋下了伏笔。毕竟,你杀得完吕氏,却杀不完所有戚族,这是那个时代无法解开的结。自此后,西汉历代皇后,除昭帝生母钩弋夫人被其父武帝赐死(就是担心外戚专权而为)外,如文帝母薄皇后、景帝母窦皇后、武帝母王皇后、成帝母王政君等,均以太后身份居长乐宫垂帘听政。

两汉历代皇帝时期,外戚均权倾朝廷,炙手可热,只是具体其作为好坏、利弊大小的不同而已。如文帝刘恒之妻、景帝刘启生母窦太后的侄儿窦婴,景帝时任大将军,武帝刚登基时任丞相,不久被刘彻罢黜,他曾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汗马功劳;景帝之妻、武帝生母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弟弟、刘彻的舅舅田蚡,武帝时期先后任太尉、丞相,后因私怨杀窦婴,权势赫赫,但对汉武初政有较大辅佐作用;武帝第二个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外甥霍去病,分别任大将军、骠骑将军,是两汉乃至中国古代的两大名将、军事家,对抗击匈奴、稳定边境,建立了莫大功勋;昭帝皇后上官氏的父亲、刘弗陵的岳父上官杰,昭帝之初也曾高居庙堂,盛极一时;而上官氏的外祖父、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霍光,在昭宣二帝时期更是列诸辅政大臣之首,集大司马与大将军于一身,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但他对延续汉武盛世,执行休养生息,实现昭宣中兴,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后,宣帝刘询后期的史高(宣帝祖母、昭帝母亲、武帝之妃史良娣的弟弟)、许延寿(宣帝皇后许氏的叔叔),元帝刘奭时期的许嘉(刘奭的舅舅)等,也先后曾高官厚禄,权凌众臣,威胁皇权;元帝时期还另有宦官干政。成帝刘骜时期,其生母皇太后王政君之弟、他的几位王氏舅父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等,皆封为侯,且次第任大司马兼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骠骑将军,王氏势力左右着西汉后期整个朝廷。最后才有王政君之侄(后为汉平帝皇后王氏之父、刘衎岳父)、大野心家王莽的粉墨登场,从代叔父王根为大司马领尚书事起,一步一步控制政局,而终于取刘家天子而代之。其间只有哀帝刘欣登基之初数年,重用其舅父、生母丁太后之弟丁明和祖母傅太后之弟傅喜(也都是戚族),而让王莽郁闷、收敛、等待、蓄养了一段时间。

再说宦官干政。宦官(后另名太监、阉人)是一种由于后天因素,被制造和改变得非男非女的怪物(虽说是迫于无奈),孳生于中国古代封建宫廷里的一个既可怜又可悲、但有时又非常可怕可恨可恶可耻的群体。根据柏杨的总结,宦官们“一是自卑,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和性交能力;二是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三是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四是缺少远见和伟大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是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所以能指望他们做出什么好事呢?前文已提到秦朝大宦官赵高,由于他的好使阴谋、贪恋权术,导致嬴氏政权覆亡,他要负很大责任。秦汉时期,由于“百官之首”丞相位高权重,皇帝与丞相之间必然产生矛盾;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喜欢独断专行的强硬帝君,对此尤其不满。于是,精明、英武的汉武帝便开始选用身边的宦官位列中书,掌尚书之职,出纳文书,以削弱丞相权力。这些人与皇帝极为亲近,俨然已成为决策机构,称之为“内朝”;而与之相对应的以丞相为首的行政机关则沦为“外朝”。外朝机构虽并未做调整,但权力的重心明显已偏向内朝一边,外朝只是一般的执行机构而已。这也就在制度上为宦官拥有参与行政决策权提供了保证。特别是在元帝时期,宦官干政最为猖獗。刘奭与其说是个皇帝,倒不如说更像个文人。他多才多艺,感情丰富,温文尔雅,淡泊无为;但优柔寡断,执政不力,而使宦官弘恭、石显等趁虚而入,参与朝事,开后世宦官外戚迭相为政之局(尤其发展到东汉时为甚)。

汉武帝晚期,西汉王朝已呈衰败之势,昭宣中兴虽有所缓和,但内在的激烈矛盾只是没暴露出来而已,至元帝、成帝便开始走下坡路。皇帝亲近宦官和外戚,与百官产生矛盾,皇权削弱,朝局动摇,政策难施。元帝统治时期,天子犹豫不决、疏于理政,而宦官、戚族相互勾结、一片混乱,且放弃汉初以来迁关东豪强充实关中之制,中央集权受到威胁,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农民生活困苦,不得不起为“盗贼”。成帝统治时期,政治腐败、国事废弛,皇帝纵情声色、淫欲无度,嗜酒贪杯、癖好微行,大地主、大官僚兼并土地,导致铜车起义等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汉朝就此衰落,病入膏肓。

(第十四节)“骨感美人”赵飞燕姐妹

汉成帝(公元前51-公元前7),即刘骜,字太孙,汉元帝刘奭之子,母为皇后王政君。元帝在位时被立为太子。竟宁元年(公元前33)元帝病逝,他继帝位(18岁),在位27年。45岁时,因中风而殁于都城长安之未央官内,实为纵欲过度暴死。汉成帝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比较风流荒淫的一位,也是汉朝昏庸之主;还是历史上第一个因服春药而死的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