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盛世中国:秦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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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西汉“曲”(4)

汉武时期部分文士,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情上,表现出超乎常人的预见性、判断力和操纵能力。在提高儒家学术影响直到确立其独尊地位的过程中,辕固、赵绾、王臧、董仲舒、公孙弘都各有历史贡献。主父偃堪称汉武时代的纵横之雄,他分析政治利害鞭辟入里,而其敢作敢为的性格更使人敬畏有加。在削弱藩国的进程中,他提出的“推恩令”具有根本性意义。董仲舒不仅建议独尊儒术,从而奠定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且对当时的政治弊病颇多中肯的批评。如针对西汉前期“任子制”与“赀选制”等产生的流弊,他就在对策中提醒过汉武。他还提出要及早解决土地兼并之害,统治者未加采纳,结果到西汉后期竟然成为无法解决的痼疾。司马迁的史学贡献,使他成为我国正史的开山鼻祖;他的治史宗旨和批判精神,都被后世奉为楷模而难以企及。司马相如的辞赋,纵横挥洒,为百代楷模;同时,他服务于汉武开发大西南的两篇文告,文辞犀利,充满雄迈之气,不失为汉代政论妙文之一。东方朔号称“滑稽之雄”,在百代雄主汉武之前,或直言进谏,或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嬉笑怒骂,实则忧国忧民出于至诚。即便是在军事领域,汉武时期的文人也有不俗表现。严助在用兵越地时表现出的决断力,在朝廷群臣中罕有其匹;平越之后奉旨向淮南王刘安申明朝廷用兵必要性,又表现出他擅长辩论的能力。

汉武时代文士中多一流人才,这与其雄健豪放的时代精神直接相关,也说明汉武破格用人的雅量。他还鼓励毛遂自荐式的人事手段,一时间“上书拜官”成为竞进者步入官场的捷径。主父偃等人上书论政,当日就得到汉武召见,并慨叹相见恨晚,求贤若渴溢于言表。汉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和实践,自有其值得发掘的价值。

与时俱进的政治变革。汉武时期政论家严助,特别推崇制度变革,以立法削弱藩国势力。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已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过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汉武继之创设诸多制度法令,极大地削弱了藩国势力,使之无法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他还采纳主父偃建议实施推恩令,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附近汉郡。其客观效果是诸侯王将土地分与子弟,用和平手段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中央政府名利双收。此外,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交互为用,使诸侯王国受到根本抑制,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完善监察制度。汉武为强化对百官的监察,增设司隶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前者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范围内。后者则“以六条问事”,除一条是监察地方豪强,其余都是针对郡国高级官员的不法行为。汉武时期吏治较为清明,与多层次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监察和监督制度密切相关。

推行垄断经济政策。汉武一改前人法度,推行一系列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特别是官营盐铁、垄断货币的铸造权与发行权、推行“均输”和“平准”等与经营相关的新法规,成为汉武时期增辟财源的有效途径。藏富于民,百姓赋税不增加,而国库丰盈,财富足用。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革新,就不可能出现名垂千古的汉武盛世。制度建设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最根本的,它的影响之巨大,远超出明君个人作用之上。

以战争促革新。凡涉及制度、政策的重大改革,往往会受到持重者反对,进而表现为层层阻力。可汉武时代先后推行过那么多新政,却没引发多少争议,个中原因何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长达30多年的战争,使得国家处于长期战争状态,在一切服务于战争的体制下,国家的管理者最容易把全国的人力物力动员到一起,随意加以调拨和使用。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利益矛盾,也是汉武身后引发争议最多的问题。理财大臣桑弘羊作为政策主要制定者,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为回击论敌的批评,分析了导致经济变法的主要原因:长期的边疆战争耗费了国库积蓄,汉武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政来源,以支撑大量军费开支。这一理由使得他气势大增。可以想见,在削弱地方力量、剥夺宰相职权及开通西域、整肃游侠等方面,汉武都有理由借助于战争体制。

由上种种分析可见,汉武开创了真正的盛世时代,其成熟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更重要的是为千秋万世创立了不朽的制度财富。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完善合理的制度体系,是盛世永葆青春的法宝。

(第八节)“金屋藏娇”的悲喜剧

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

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

雨落不上天,水覆重难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李白《妾薄命》

“金屋藏娇”现在似乎成了贬义词,指男人另筑香巢,娶小纳妾包二奶,含有戏谑、调侃的成分;但在最初,却是有关汉武帝刘彻与他表妹(一说表姐)、后来又成了他妻子的陈阿娇的故事。这个故事分成两段,前面是喜剧,后面却成了悲剧。文首李白的那篇《妾薄命》,便比较具体、生动地介绍了这个故事。

陈阿娇是刘彻父亲汉景帝的姐姐、也就是刘彻姑妈馆陶公主(长公主刘嫖)的女儿,而她也就是刘彻的表妹。刘彻从小与阿娇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阿娇自然也是非常美丽、聪明、可爱。刘彻4岁那年就被封为胶东王。馆陶公主原想把阿娇许配给当时的太子、汉景帝宠妃栗姬的儿子刘荣,奈何愚蠢的刘荣竟然拒绝了;于是她便转向了王美人(刘彻之母)母子。一次,她抱着小刘彻说:“彻儿长大了要讨媳妇,这些宫女你要哪一个?”刘彻便答:“如果能娶到阿娇,我就造一座金屋让她住在里面。”小孩子一句无心的话,把在场的人都哄笑了。但大人却是有心的。(故事详见《汉武故事》:“胶东王数岁,公主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否?’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娇好否?’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大概汉景帝也觉得这段姻缘是由天注定的吧,便应允了。“金屋藏娇”的典故亦由此得名。

阿娇后来真的嫁给了刘彻,刘彻也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刘彻当太子时,阿娇是太子妃;刘彻成了汉武帝时,阿娇成了陈皇后。其实除了阿娇的美丽可爱、刘彻喜欢她以外,他俩的结合也是一种政治需要。王美人借助长公主的权势和力量(当然,长公主自己也想攀龙附凤),才使汉景帝让刘彻作了太子、进而坐了帝位的。

最初刘彻还是对阿娇很好的,尽管并没给她造一座金屋。娇生惯养的阿娇,开始有刘彻的宠爱,倒也是相安无事。但后来掌握极权且好色贪欲的男人刘彻身边的女人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有了既美丽又多心机的新欢卫子夫(据说是歌女出身,还是汉朝一代名将卫青的异父同母的姐姐)之后,阿娇逐渐被冷落。再加上她也是个无福之人,没能给刘彻生下一男半女来,则处境尤其凄凉。只可惜阿娇又为人骄傲、善妒,岂能善罢甘休?在最近上演的电视剧《汉武大帝》中,阿娇显得过分的骄横无理,甚至与刘彻有类似于村野男女的厮打场面,从而导致两人更加感情不合。

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形也许还要复杂得多。据《汉书·外戚传上》记载,阿娇在卫子夫出现之后,曾多次寻死觅活,致使刘彻愤怒(“妒深情却疏”)。后来她又利令智昏,信用一个名叫“楚服”的女巫,用巫术诅咒刘彻喜欢的后宫女子,即“巫蛊之祸”的事件。事情败露后,楚服被处死,枭首于市,三千余人遭株连。刘彻无奈,对阿娇恩断情绝,宣布废去她的皇后称号(好在他还看在两人过去的感情份上,给她留了后路,并未一刀杀了她),让她退居长门宫,“金屋”变成了“冷宫”。

后来,为挽回刘彻的心,幽怨独居、长夜难眠的阿娇,用重金请当朝才子司马相如洋洋洒洒作下一篇文采飞扬、情调哀惋、奴意殷切的《长门赋》。汉武虽欣赏这篇赋文,有过短暂的柔情感喟,却始终没有回头。(辛弃疾《摸鱼儿》:“长门事,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这有什么奇怪?一则,也许刘彻对阿娇过去的所作所为已伤透心;再则,更重要的是,阿娇早已年长色衰,哪里还能让“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美妇”的刘彻回心转意?此刻他正沉浸在卫子夫的甜情蜜意、香体暖怀里呢!再说他早已羽毛丰满,无须长公主襄助。于是阿娇只能成天以泪洗面,郁郁而终。但是,后来被立为皇后的卫子夫,同样也很悲惨。我想,其情形、原由与阿娇必定是大同小异而已。汉武帝虽然文治武功、彪炳千古,但他在儿女之情上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色欲男子。

金屋藏娇的故事虽美,却没有一个好结果。这倒是古往今来所有被金屋藏娇者的灰色命运。我想,这大概也是金屋藏娇本身的宿命论吧。金屋藏娇固然是富贵和情爱的象征,却过于浪漫、不切实际,镜中月、雾中花,空中楼阁、水中浮萍罢了。李白的那首诗,便揭示了富贵和情感的复杂关系,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光靠色相悦人,而没有其他基础,岂得永久?可是,中国古代的女人,一向是从属于男人的,缺乏政治、经济、人身乃至人性的独立,你又能叫她们怎么办?

(第九节)简直与始皇帝同一版本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帝王气派,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业。但是,汉武的大功与大过并存。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评价他说:“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那么,他的“亡秦之失”有哪些呢?他又为什么能“免亡秦之祸”呢?

汉武的专制独裁和暴行,与秦始皇十分相似。所以,他的过错简直与始皇帝同一个版本。他的好大喜功、独断专行、贪图享乐,由此导致的各种问题,比如,暴戾恣肆,为所欲为,滥杀无辜;广建宫室,大兴土木,奢侈挥霍;穷兵黩武,连年打仗,血流成河;迷信神仙,大举封禅,多次巡游;徭役繁重,百姓流离,起义频发……看看前文,嬴政大帝不也是这样吗?同时,他的丰功伟绩,包括加强统治,实现集权;笼络人才,完善制度;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巩固边疆,开拓领土;勤于执政,治国英明……也与秦始皇十分相似。总之,汉武与秦皇的功绩一样伟大,过失一样严重。所不同的是,汉武的政策是“文武并用”,皇权与神权并重;面对社会现实,他又能改变统治政策。这正是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根本原因。另外,他的基础、背景、处境与秦始皇也很不一样,他更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

征伐过度。汉武在位54年,战争持续43年,武功极盛。用兵少则数万,多则30万;军费动辄数十亿,军功赏赐一次达黄金数十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了“海内虚耗”,国库空乏。更不用说千万将士捐躯疆场,血流成河;无数家庭丧父死夫,凄苦悲哭的惨状了。

穷奢极欲。汉武帝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同样给民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汉武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典型的例子。专供皇家游猎的上林苑,把偌大一座终南山和原来皇家林苑之间的全部土地都划了进去。上林苑建成后,周长400余里,四周有围墙环绕;苑中山林巧布,草木葱茏,湖泊清澈,麋鹿成群,70多座离宫错落有致;苑中有21观、10池,名果异卉种类繁多,南方的龙眼、槟榔、橄榄等也都移植了进去,可见用费之巨。

信惑神怪。汉武以为其“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周期。于是他要封禅泰山,祭告上天,得以“再受命”。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公元前110—公元前89),汉武共举行了6次泰山封禅活动。每次活动均气势浩大、规模空前,开支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难以计算。

汉武从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力上已无法得到满足,他期冀寿命无限延长,故多次受方士欺骗。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方士栾大来到长安,摇唇鼓舌,一派胡言,谎称自己有长生不老药。汉武信以为真,陆续封他五利将军、天土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赐黄金万斤,又把女儿长公主嫁于他;最后还专门为他刻一方玉印,以对待贵宾之礼封他天道将军。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栾大骗局败露,汉武怒极,腰斩了他。但他仍不断派人到海上求仙,幻想有人能够成功。

蛊惑之祸,太子丧命。刘据是汉武帝中期宠妃卫子夫给他生下的长子,所以又称卫太子,死后谥号为戾太子。年近而立的汉武,因得子而兴奋异常,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刘据被立为太子。然而,刘据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大将军卫青病逝后,卫子夫和刘据母子俩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接着,随着卫子夫年老色衰,汉武已移情别恋于戚夫人。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在,但想见汉武一面已十分困难。封建时代女子缺乏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且相对心胸狭小,疏远便生隙、生疑、生仇。而太子又与汉武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一致:汉武“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汉武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关系。种种原因,其结果就是,由于长期缺乏思想交流,缺乏感情沟通,父子间疑心越来越大:汉武怀疑儿子可能想提前抢班夺权,太子则担心父皇会听信谗言取消自己皇位继承人的资格。这样以来,终究让佞臣江充趁虚而入,通过制造巫蛊事件,使汉武父子之间导致相残的悲剧。

巫蛊术是将桐木刻制的偶人作为仇人的象征埋入地下,为其下葬,念咒盼其早死,并祭祀祈求鬼神佑助法术成功。这在西汉很盛行,汉武早年便曾因此废了陈阿娇皇后(详见上节),没想到他晚年同一惨剧再次发生。晚年汉武居甘泉宫,生病在床,精神恍惚,总疑有人暗中作怪。江充将其生病原因归咎为巫蛊,汉武深信不疑,指令他追查,江充借机陷害太子。征和二年(公元前91),陷入绝地的太子将江充逮捕并斩首。汉武闻讯赶回,诏命丞相刘屈氂发兵攻击太子。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汉武认定他是不肖子孙,严令各地缉拿。太子走投无路,不久于湖县殉难。征和三年(公元前90),经调查认定为冤案。汉武也明白太子此举是被逼上绝路,他为自己的冲动内疚,命建思子宫,又在太子殉难处筑归来望思之台。此刻,血缘产生的父子之情终于在他身上复苏。人之将死,其言亦善。可惜太晚!学者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分析道:“迷信与误会,以及刘彻刘据个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机构间动辄人事僵化的趋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剧。”

(第十节)一个盛世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