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玄鸟卵子孙的五百年
秦的起源，要从一个传说讲起；虽然这故事的真实性仍有待考证。只是大秦王朝本来就是一个给我们留下了无数谜团的朝代，于是有关其传说也就不足为怪。秦人的老祖宗原为西方（即今以陕西、甘肃为主的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部落，当居住在我们辽阔的中国土地上的人类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在一些水草茂盛的区域，散布着一个个原始氏族部落，秦，就是其中之一，秦的祖先是黄帝之孙颛顼的一个支系，以燕子为图腾，作为他们部落的标志。据说颛顼孙女女修织布时，吞了一枚玄鸟卵，不久就生下了儿子大业。这个传说反映了当时秦人还处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大业之子大费担任的是驯兽员的角色，辅佐舜帝调驯鸟兽，鸟兽竟然都十分听话。舜赐姓大费嬴氏，从此秦的祖先有了一直延续下去的姓氏，而秦的后继者们也使其一度成了中华大地上最有影响力的姓氏。
公元前21世纪，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王朝，秦人便在它的控制之下。夏代末年，大费的后代费昌脱离夏桀，投奔商族，并参加了商首领汤发动的推翻夏朝的战争。商朝建立后，费昌为汤驾车，其后代世世为商做事，社会地位比较高。殷商末期，秦的后裔蜚廉誓死捍卫殷纣王。当他知道自己无力改变战局时，便在霍华山为纣王设坛祭拜，之后以死表示其对旧主的绝对忠诚。周武王为其忠心所感动，赐其石棺。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蜚廉以死尽忠，这些人实在是可敬却又可悲！蜚廉对于殷纣王的尽忠，虽然得到了周统治者的钦佩，但无疑连累了他的儿孙们。无论如何，周天子对这样一个家族是充满防范之心的。
周武王死后，以武庚为首的商朝残余势力发动了叛乱，包括嬴姓氏族在内的一大批氏族部落均参加了这次叛乱，西周统洽者用极残酷的方法惩罚参与叛乱的人们。秦人的祖先就是在这时从黄河中下游被赶向西方荒凉的黄土高原，在周的西部边陲守边，整个氏族都沦为奴隶，受西周奴隶主的驱使和奴役。因此，当西周势力逐渐强盛，一步步向东发展时，秦人部落被摒弃于西周统治中心之外，默默无闻地徘徊于茫茫的黄土高原。
好在这个部落有一项祖传的技能，那就是精通马术，传说周穆王曾经到西方巡游，同西王母相会于瑶池，最远曾到达中亚和欧洲，为他驾车的就是秦的造父。由于造父技术精湛，赶的车一日千里，很讨穆王的欢喜，被封于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周孝王时，为了对外战争的需要，对养马业十分重视。他听说秦人首领非子特别善于养马，就把非子召来，让他在汧水和渭水会合处（今陕西宝鸡一带）的平原上主管养马之类的事宜。由于非子对马调教有方，马群繁殖很快，周孝王对非子十分赏识，便被赐姓为嬴，有人说是恢复嬴姓（又称秦嬴），封为附庸，与以秦邑。地盘虽非很大，却毕竟有了一片可安身之所，也算是其后来几百年辉煌创业的“第一桶金”。秦的主要任务，就是抵御西戎入侵。而此后，秦的命运就开始与西戎纠葛在了一起。秦后期的壮大，实在是应该感激这个一直与其征战的“老朋友”。
到周宣王时，西戎实力逐甚为强大。宣王颇受威胁，便以秦部落酋长秦仲为大夫，以讨伐西戎。然不久，秦仲在前线被西戎所杀，从此秦与西戎之间便不仅仅是争夺土地的战争，秦仲的后代更要复仇。他的长孙世父就立下了铮铮誓言：“不杀戎王绝不回秦邑！”此后，秦庄公及昆弟5人，奉周王命，率兵7千，大破西戎，被称为“西垂大夫”。
至西周末，秦襄公始在本土建立奴隶制国家。当时，昏君周幽王宠爱妃子褒姒，即典故“烽火戏诸侯”之男女主角。周幽王试图将原太子宜臼废去，而引起太子外公的不满，申侯与西戎遂联合进攻周室。可此后西戎又背信弃义，竟伺机侵占周室领土。秦襄公继续抵御西戎，将其驱逐，使周室免此一劫。
但周平王（即上文提到的太子宜臼，公元前781？—公元前720）始终惧怕西戎再度来袭，于是迁都洛邑（即今河南洛阳），东周（都城与统治中心在今河南、陕西交界一带）历史开始了。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平王从“大夫”提拔为“诸侯”，并宣布把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赏赐给秦。从此，秦正式成了一个诸侯国，可以同别的诸侯国平起平坐了。要知道，岐山本来就是周天子开创伟业的发祥地；而西北一带又是西、东周朝数百年来的统治活动中心。可见，周朝是多么重视秦国，秦国得到的地盘又是多么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这就为后来秦国在春秋、战国时候各诸侯国里一直是实力最强盛的几家之一，并最终崛起于天下，结束数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中国，建立大秦帝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有着重要的作用。
秦襄公更是将其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与西戎的战争中。因为他知道，这将是秦嬴家族事业辉煌的开始。周平王的话时时回荡在他耳边：“秦如果能击退西戎，那么就可以占有其土地作为自己领地。”这对于曾系亡国之臣的后裔而言，无疑是最大的诱惑。秦襄公一心要将岐、丰这片土地纳入自己控制，壮大秦嬴家族。而他最终亦死于征战西戎的军营中，可谓竭尽所能，死得其所。
春秋时期，秦德公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秦国真正进入关中，离周天子的都城越来越近。至此，秦方有今陕西省域，故今习惯简称陕西为秦。同时，这也离将来秦国的统治中心、秦朝的统治中心越来越近。真可谓一次英明、睿智的战略转移！
(第二节）从来都是后来者居上
秦穆公（？—公元前621）时，秦国势强盛，成为诸侯大国，“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名任好，秦成公之子，在位长达39年。他重用百里奚、蹇叔等贤臣，励精图治，国家的物质经济力量越来越强大。又用余谋伐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军事实力也咄咄逼人，为西方诸侯伯。
秦穆公初年，晋献公灭虞、虢。晋掠取了虞君及大夫百里奚，并将后者作为伯姬嫁给秦穆公的陪嫁媵人。穆公正值壮大秦国之际，求贤若渴，听说百里奚是位不世出的人才，欲重用他。然百里奚在来秦的途中逃到了楚国，秦穆公打算用重金将他赎回。可大臣公孙枝认为，这样将使得楚王得知百里奚的高才，反倒不会将其送回秦国。于是，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回了日后秦国的名相，百里奚也因此得到了“五羊大夫”这样一个称谓。大概这五张羊皮称得上是历史上最昂贵的羊皮了。百里奚对秦日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个人高尚的品德也赢得了秦国百姓的爱戴。而且，他还推荐了另一个对秦国的发展也非常重要的人物——其好友蹇叔。蹇叔是一个颇具前瞻性思想的人才，在百里奚欲投靠齐君时就阻止了他，使其免于齐难；后来周朝王子颓想要百里奚去养牛，蹇叔又加以阻止，再次让挚友免于一死。对于虞君，蹇叔亦早有劝告，只是百里奚这一次没有听劝，后来才遭遇了一系列劫难。却也正是这一次偏执，才使得他于70岁时终于遇到伯乐，这一步恐怕是蹇叔当初没有预知到的。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秦穆公时期，从各个方面为日后的称霸做好了充分准备。在与各国的关系中，穆公以长远的战略眼光，运用灵活的外交政策，一步步储蓄实力，等待最后的爆发。晋国大臣里克发生政变，穆公支持王子夷吾，这种援助的背后是以丰厚的利益为前提的，毕竟人家出兵护送你回去，让你当王，自然要对自己有好处。夷吾也知趣，答应事成后割让河西八城作为答谢。只是夷吾当上君主后，却不愿履行当初落魄时的诺言。这样的背信弃义，自然引起秦国上下愤慨。大臣们纷纷要攻晋，秦穆公却选择按兵不动，一方面时机未到，另一方面对穆公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人就是他的妻子伯姬，而伯姬正是夷吾的异母妹妹。不久后晋秦交战，穆公欲重惩夷吾，又是伯姬以死相逼，才使夷吾得以返回晋国。实际上，先前伯姬与夷吾兄妹之间本有私怨，但在危亡关头还是展示了一心爱国、大仁大义的光辉女性形象，这或许亦是秦穆公一直敬重其妻的原因吧。
夷吾死后，公子重耳继位。历史似乎再次重演，又是秦穆公派兵将这位晋文公送回晋国，并在日后出兵帮助晋国围郑。然秦晋之间并未因此而长久维系和平。晋文公死后不久，秦军攻打郑国未遂，返还途中遭到晋的袭击，全军覆没。而此次领兵的，竟是百里奚之子孟明视、蹇叔之子西乞术以及白乙丙。在出兵袭郑之前，百里奚和蹇叔极力劝阻，认为两个年轻人眼高手低，言过其实，不能重用。然秦穆公固执己见，不改初衷。于是在出发当日，百里奚和蹇叔十分痛苦，并偷偷对儿子说，你们一定会在“殽”这个地方失败。这两位智慧老人再次显示了他们超乎常人的预见性。
而这次秦军惨败的战争，被称为著名的“殽之战”。三位大将的最终命运，竟然得益于秦穆公之女怀嬴，她是晋文公重耳之妻，她说服当政的晋襄公释放了三员大将。穆公此时早已对自己当初没有听从百里奚和蹇叔的劝告而后悔不迭，于是亲自迎接三员大将回国。之后，秦国一直希望报殽战之仇。穆公亲率军队伐晋，渡河之后将船全部烧毁，以示必胜信心。晋军不敢应战。秦穆公来到殽地，亲自埋葬在战争中死去的将士，为其发丧，大哭三日，并当众为其昔日的决定悔恨。如此明君自然赢得了全部臣民的效忠。
虽然如此，秦晋交战之中，秦国始终未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谁叫晋国在文公治理下已变得同样强大了呢？于是，秦国将其战略方向转向西边。在西部战场，秦穆公发挥其勇武的战斗精神，并且自然也带有对东进屡屡受挫的怨气，终于取得大规模的胜利，成了西戎霸主，总算是对自己的些许慰藉吧。
秦国的辉煌未能继续下去，穆公之后，秦无奈地走向没落。接下来的继任君主，只是在尽己所能以维持昔日势力。这样的局面到秦献公时才有所转变。在与晋的石门之战中，秦再次展现强大战斗力，大获全胜，史书上称此次战役中秦斩首6万晋兵。不久献公卒，其子孝公即位，这位年轻有为的国王自此开始了他的富国强兵之路。
战国时期，秦孝公（公元前381—公元前338，名渠梁，秦穆公十五世孙）任用法家商鞅实行变法革新，为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秦国更加富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而且是“七雄”之首。相关内容下节再详细解说。
从秦孝公到嬴政的100多年中，秦国的国力不断提高。在军事策略方面，他们改变了劳师远征而经常失利的战术，采用范睢“远交近攻”策略，逐渐蚕食并巩固其占领地区，实行有效占领。在军事制度方面，他们实行按郡县征兵，完善了军队组织，士卒勇猛，车骑雄盛，提高了军队战斗力，远非其他六国可比。
周郝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秦国灭了东周，经昭襄王嬴则、孝文王嬴柱、庄襄王嬴子楚三代，史家以秦王纪年。到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史家仍以秦王纪年。
秦灭周后，又攻占了韩国黄河以东和以南地区，领土包括今陕西大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和四川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史书上记载，当时秦在地理位置上进可攻，退可守，“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且军事力量远胜其他六国，“战车千乘，奋击百万”。这种优越的战略优势，为其统一六国打下了良好基础。相反，山东六国统治集团此时却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政局很不稳定，也非常有利于秦的统一和崛起之路。
公元前246年，秦庄襄王之子、13岁的嬴政（公元前259—公元前210）继位。嬴政于公元前238年（21岁）亲政。自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他先后灭掉韩、赵、燕、魏、楚、齐六国，统一全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秦朝结束了奴隶制社会，进入了封建制社会。嬴政也就成了大名鼎鼎的秦始皇。秦始皇在位11年（不含秦王时期的25年）。
只可惜，虽然秦国是个长寿的国家，可秦朝却是个短命的王朝（只在历史上突然崛起、辉煌了15个春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天下顿时混乱，经二世胡亥、子婴，江山才延续了短短4年，不久便亡国了（公元前206年）。
(第三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魔术”
历来的改革家，似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秦国的商鞅、秦朝的李斯、汉朝的晁错、唐朝的王叔文、北宋的范仲淹和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清朝的谭嗣同……不是被屠戮，就是被罢黜，或是被抄家，或是被贬谪。且一时间无人理解，遭人耻笑，孤独冷清。尤其是最早的改革家商鞅，死得最惨，受车裂极刑，五马分尸。近代谭嗣同在维新变法失败时，宁可被逮捕、杀头也不愿逃掉，这真是“湖南蛮子”的犟脾气了！且听他说：“自古来还未曾有因变法而牺牲的，那就从我开始吧！”真是太天真、幼稚了！古今因变法而牺牲的，真是太多太多了！因为变法就要改变以往固定的东西和模式，就要得罪那些有权的顽固分子，就要侵犯达官贵人们的既得利益，就要受到他们的阻挠和报复。这能不会有激烈的冲突、血腥的杀戮，能不是风云变色、江河呜咽？而这“第一个吃螃蟹者”、“众矢之的”，能有好果子吃？
但是，改革家们为实现远大理想，不畏牺牲，蔑视权贵，义无返顾，敢作敢为，在茫茫宇宙空间、漫漫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他们艰难而伟大的足迹。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了，还有啥可怕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他们的设想与措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强大进步和巩固统治者的地位，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历史进程中起着非常积极与重要的作用，所以历史最终是会记得他们的，人民最终是会感谢他们的。东方先哲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西方先哲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鲁迅先生道：“我以我血荐轩辕。”文天祥也表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则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古到今，这些“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秦国的商鞅变法就是如此。
为增强国力，统一天下，战国时期，“七雄”相继展开了各自富国强兵的变法活动。楚国令吴起变法，魏国任李悝变法，赵国有武灵王改革，但成效最大的还是秦国商鞍变法。此前，在“七雄”当中，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略逊于中原各国。而从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农业产量大为增加，军事力量也强大了。不久，秦国进攻魏国，从河西打到河东，最后攻下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渐渐地，秦国的综合实力不断膨胀，最后成了“七雄”中的“大哥大”，并在英明君主嬴政手里消灭六国，统一中华。这也是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崛起，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商鞅变法实乃秦国强盛之源、秦朝崛起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