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将军带出什么样的兵。研究生的教学目标是要培养具有研究能力的人才，那么作为研究生的导师就应该以身作则，带头搞好科研，作研究生的表率。在此笔者以自已的科研经历为例来说明（为行文方便本章用第一人称）。
从1961年开始撰写我的第一篇论文：《从部落到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1）至今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45年了；从1985年进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至今也已21年了。在这45年的科研生涯中，已经出版了独着专着4部，合着专着5部，主编专着10部，主编论文集6部，主编人类学文库10种，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8种；发表论文200余篇。学术成果获奖主要有省部级一等奖1项；省部级教材一等奖1项；省部级二等奖7项，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术方向，建构了自己的学术园地，获得了国内外相关学科学者的广泛认同和好评。
45年来，我感到科研工作做得好坏，一要取决于人的洞察力，二取决于人的感悟力，三取决于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四取决于人的田野能力，五取决于人的创新能力，六取决于人的写作能力。那么如何以身作则，培养和锻炼这些方面的能力，我的方略是多读书、重方法、善交流、建团队、深挖井。
一、多读书：学习是科研成功之母
对于学者来说，读书应该是常功。我从小就喜欢读书，长期的阅读培养了我良好的读书习惯，炼就了合理的读书方法。从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层面来说，我的方略就是多读书。
读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学习。列宁曾经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书就是学者最重要的一种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困此，为了保持自己的学术活力，我坚持多读书的方略。
多读书，使我能够占领学术的制高点。我在进行汉民族发展史的研究中，先后读了353本相关着作，553篇相关论文。当年我身处浙南山区，县里的藏书读完了，又到相邻的金华、永康等地借书来读，后来又搭乘县里送鸡蛋的汽车到上海图书馆和杭州浙江图书馆看了近一个月的书。正是由于读了这么多书，可以说把80年代初期能读的相关书籍基本上都读了，还做了几千张卡片，写下23万余字的读书笔记，才占领了中国汉民族研究的制高点，出版了53万余字的《汉民族发展史》，被学术界称为是中国汉民族研究的真正开始。
多读书，使我能够完成从传统民族研究向国际显学——人类学的学科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在50年代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封杀了以后，中国的民族研究深受苏联的影响，显得极为刻板教条。80年代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张有隽教授1986年6月从香港参加国际瑶学研讨会回来后，大力提倡学习人类学，提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民族研究，我就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人类学的着作，千方百计地搜集人类学着作。如为了补人类学理论知识，我先后读了55本国内外学者撰写的人类学概论一类的基础书，有些着作反复读了多遍，最后根据自己的学习心得主编了《人类学教程》，使我顺利地完成了从传统民族研究向人类学的学科转向。
多读书，使我能够保持学术创新的活力。在学者的研究生涯中，对学术的创新常常会遇到瓶颈期。我在进行汉民族研究中，当完成了对汉民族发展史的研究后，想进一步进行汉民族的研究，开头设计的方案是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但总感到没有新意，无法启动，于是我的汉民族研究进入了学术瓶颈期。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读书中，特别是在读人类学的着作中，了解了正在国际人类学界兴起的族群理论眼睛突然一亮，如果运用人类学的族群理论来研究汉民族，不是可以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民族的族群结构进行学术解剖吗？于是我在90年代末尽力搜集了有关族群理论的着作，并组织人翻译了巴斯写的《族群与边界》，尽可能地读了有关族群理论和案例方面的书籍，从而激发了自己的创新活力，深感“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当机立断，放弃了原来进行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方案，重新制定了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分析的研究方案，顺利完成了主编130多万字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的研究任务。多读书激活了我的学术创新能力，使我在汉民族研究上突破了自己，提升出了被学术界认同的“雪球理论”。
45年的读书生涯使我明确了要做好学问，搞好科研，就要多读书，多读学科基础书，打好自己学科理论的基础；多读自己研究方向的书，使自己能始终掌握学术方向；多读自己研究区域的书，使自己的学问能深深地扎根在本土的土壤之中。一句话，读书就是学习，学习是科研成功之母。
二、重方法：方法正确可以使科研事半功倍
做学问、搞科研，还要讲究方法。方法正确可以使你事半功倍；方法不正确则往往事倍功半。对方法论的重要的感悟，我是在1997年北京大学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学习时获得的。当时我作了《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的发言后，评议人乔健教授在评论我的发言时对我提出了汉民族研究的方法论是什么的问题。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和触动。从北京学习回来后，我又找到有关方法和方法论的书钻研了一番，认识到了讲究方法从学术的层面来讲就是方法论。方法论是方法学和方法的元理论，用它来认识现实和最后改变现实。在学术史上，方法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制定科学方法的发展同时并进的，因此，没有“自在的”方法论，它始终同某一个或更多的科学学科联系在一起。所以，从此以后，我在做课题搞研究中始终把方法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做学问，就应该努力做到课题未动，方法论先行。要保持自己的学术活力，就要坚持重方法的方略。
重方法，做科研时可以获得科学的事实。许多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搜集资料、证实理论预设是第一个难。近十多年来，在获得科学的事实方面我十分重视运用人类学的田野方法。拿我在做贺州族群关系研究的课题来说，我们课题组5个人，按照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要求，选取了八步镇的都人、客家人、本地人、铺门人，鹅塘镇多民族杂居的村落，黄洞瑶族乡的都江村学为考察点，进行深入访谈，个案调查，分组座谈，语言录音，查阅地方历史文献，文物考证等方法，撰写了15份30余万字的考察报告，获取了贺州族群关系丰富的科学事实的材料，突破了贺州族群关系研究的资料关。可见，重方法，使我们的科研工作能做到“胸有存竹”。
重方法，做科研时可以科学地整理事实。搜集资料不是做学问、搞科研终点，而是科学地整理事实的起点。与我主持的国家课题《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来说，我与课题组的全体成员历经二年分别对五个自治区、二个民族省（云南、青海）、二个大城市（上海、深圳）、一个非民族省（湖南）的民族团结进行了田野考察后，就运用形成逻辑里常用的思维形式、归纳、分析、综合、比较、分类等方法，分中国民族团结的历史轨迹，中国民族团结的历史原因、中国民族团结的现状、中国民族团结的特点，发展中国民族团结的战略思路，发展中国民族团结的策略等六个部分，科学地整理了10个省区民族团结的资料，撰写了50余万字的《磐石：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团结”口号进行了实证的分析，理论的概括。可见，重方法，可以使我们的科研工作能做到有板有眼。
重方法，做科研时可以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科研课题研究中，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各种质的规定性按照事物本来面目综合起来，恢复其联系和发展，在理论上再现事物的面目，建造科学的理论体系。人们在做课题论文时常常苦于在搜集到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如何提升理论。我在多年摸索后，逐步地掌握了逻辑功能的一些方法，从系统的分析中演绎出完整的理论体系。今年暑假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的课题时，在完整系统地归纳了武义县人与自然协调，人与人和谐的十大元素之后，运用整体论、整合论、比较论的系统分析方法，概括了武义模式的内涵，演绎和提升出了“城乡融合”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体系，构建了新乡土中国的文化图像。可见，重方法，可以使我们的科研工作能够做到理论升华。
众所周知，一个水管工如果没有板手，他将无法做工；一个好的司机，如果没有汽车，他也无法做工。而一个学者，如果没有方法论，就好比一个水管工没有板手，一个司机没有汽车无法工作一样。所以，我的体会方法论就是我们学者进行科研工作的工具，没有工具不行，没有好的工具恐怕也不行。积45年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重方法可以使你的科研工作事半功倍。
三、善交流：碰撞是学术灵感之源
科研需要学术灵感，有了灵感才能更好地激活你的学术创新能力。但学术灵感从何而来？学术灵感的来源当然是多元的，依我的体会学术交流是学术灵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学术交流的形式也是多元的，做访问、听讲演、作讲演、开座谈会、进行学术对话、参加学术讨论会，甚至学者与学者之间随意的闲聊等都是可以发生碰撞、激发学术灵感的，问题在于你是否善于运用交流。
对于贺州的学术灵感我是从与刘小春研究官员的学术交流中获得的。1988年12月刘小春到我校作学术讲演。这位来自县文化馆的地方文化研究学者生动的讲演，在介绍贺州瑶族丰富而独特的民间文化中，也透露了贺州的南乡镇壮族族群岛式的聚居，以及汉族族群结构复杂的信息。当时我学习了人类学关于社会变迁的一些着作，在心中产生了一个念头，即要找一个少数民族的乡村作一次微型考察，看一看解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和文化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于是我又单独与刘小春进行了交流，进一步了解到贺州南乡镇还是桂东壮族的代表，南乡壮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代表了中国少数民族繁荣进步的方向。与此同时，我还从刘小春那里了解了贺州汉族群结构复杂的状况，不仅有客家人、广府人，还有都人、本地人、铺门人、鸬鹚人、船民等。这样，从刘小春的交流碰撞中，不仅获得了信息，也激活了我的学术灵感，使我后来从贺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完成了对南乡壮族的研究，1990年出版了《南乡春色——一个壮乡社会文化的变迁》；完成了对贺州族群关系的研究，2001年出版了《从磨合到整合——贺州族群关系研究》。科研成果的积累，使我感到了善交流方略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