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很难给王安石盖棺定论，一方面，他锐意改革，希望通过多种新政改善朝廷收支，但却意想不到地给众多百姓带来更大的负担；另一方面，他又一意孤行，排斥异己，遭到朝中诸多大臣的激烈反对。不过，他的出发点却始终是为朝廷着想，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父亲官至员外郎。王安石从小就喜欢读书，而且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他写文章时落笔如飞，看起来好像写的漫不经心，但写完后，读到的人都佩服他的文章精彩绝妙。曾巩曾把王安石的文章带给当时的大文豪欧阳修看，欧阳修很欣赏他，还积极为他传播美名。王安石考中了进士，而且名列前茅，但他最初表现得十分淡泊名利，甚至不愿出来做官。朝廷多次下达委任他担任馆阁职务的命令，他都推辞了。当时的士大夫们觉得他颇有风骨，都恨不得马上结识他。朝廷也听说了他的名声，多次打算封他做高官，还怕他不就任。后来，朝廷又任命他为同修起居注，相关的官员拿着委任令到他府上交给他，他说什么也不接受。这个官员要给他下拜祝贺，他却躲进厕所里。官员没办法，只好把委任令放在桌上走了，结果王安石又追上去，硬要把委任令还给那人。后来，王安石又连着上了八九道奏折要推辞，实在推不掉，才接受了这个任命。
在处理政事上，王安石的性格十分倔强。曾经有位少年得到一只善斗的鹌鹑，朋友向他要，他不给，朋友仗着平时与少年关系不错，就擅自拿走了这只鹌鹑，结果这个少年追上去把朋友给杀了。开封府判决这位少年当处死刑，王安石反驳说：“按照法律，公开的夺取、偷窃都是盗窃。少年不肯把鹌鹑送给他，可他私自拿走，这是盗窃的行为。少年追上去把他杀死，是追捕盗贼，虽然杀了人，也不应当加以追究。”于是，王安石弹劾开封府的官员判决有误。开封府的官员不服，皇帝就把这个案子又交给审刑院、大理寺再审，审刑院、大理寺一致认为开封府的判决是正确的。皇帝下诏，不追究王安石这次弹劾错误，但命他谢罪。王安石坚持说：“我没罪。”坚决不肯谢罪。御史把王安石的表现报告给皇帝，皇帝知道他性子倔，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强求。
王安石虽然最初表现得不问政事，但实际上他是有远大的政治理想的。在宋仁宗时，他就给仁宗写了一封万言书，认为国家财政的困难局面在于缺乏改革精神，只有推行变法，才能改变这种局面。他还早已做好遭人诟病的准备，说：“我所说的这些话，流于世俗的人是不会说的，那些对国家大事侃侃而谈的人也会认为这些是不合时宜的陈词滥调。”后来王安石执掌大权后，他所施行的政策措施，大多就是根据这份万言书而来的。
王安石本是楚人，在朝中并不知名。他知道韩、吕二族是很有权势的世家大族，就想借助他们来提高自己的名气，于是就和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以及吕公著交往密切，这三人常常对别人称赞王安石，于是王安石的声望渐高。神宗还是皇子时，韩维在他身边任记室（掌管文书的官职），每当他说的话得到神宗称赞时，他就说：“这不是我说的，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说的。”因此，神宗很想见见这位王安石，刚即帝位，就委任他为江宁府知府，几个月后，又把他召入朝廷任翰林学士兼侍讲。神宗经常询问王安石应该怎样治理国家，王安石则回答说：“首先要选择推行政策的方法。”神宗问：“唐太宗怎么样？”谁知王安石对这位唐代名君不屑一顾，答道：“陛下应当向尧、舜学习，何必要学唐太宗呢？尧、舜治理国家的方法，极其简明扼要，只不过后世学者理解不了，才以为他们多么高不可及。”听到王安石口气这么大，神宗倒是有点胆怯，说：“你这么说可是难为我了，以我的能力，恐怕达不到你的这番好意啊。”
登州有位妇女嫌弃自己的丈夫相貌丑陋，夜晚拿刀砍杀丈夫，不过没有砍死，砍成了重伤。这件案子上报朝廷后，朝廷官员一致认为应该判处这位妇女死刑，只有王安石引用法律进行了辩解。他说这个案子应该按照从谋杀伤罪来论处，而不是按照死刑来判决。神宗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并且将之定为法律。熙宁二年（1069）2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神宗对王安石说：“人们不了解你，以为你只知道书本上的经学，不明白世上的事务。”王安石回答说：“经学正可以用来治理世上的事务，但是后世所谓的读书人，大都是些庸人，所以才认为经学没有用。”神宗又问：“那你首先要做些什么呢？”王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新法，这才是今天的当务之急。”神宗认为很对，于是将变法重任交给王安石，让他极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相继问世，称为新法，在各地普遍推行。但由于这些新法的核心是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相当于从百姓那里进一步盘剥，所以引得天下骚动不安，许多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
王安石一心想要推行新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对于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他往往采取压制、贬低的态度。神宗最初也大力支持他，御史中丞吕诲说王安石有十大过失，神宗就将吕诲贬为地方官，王安石推荐吕公著代替吕诲任御史中丞。韩琦规劝神宗放弃新法的奏疏送到朝廷，神宗有所醒悟，刚打算同意韩琦的意见，王安石立即要求辞职离去。司马光为神宗起草回复的诏书，其中说到新法使“士大夫沸腾，百姓骚动”，王安石大怒，立刻上奏章为自己辩护，神宗用恭敬的言语表示歉意，并派吕惠卿传达旨意，韩绛又劝神宗留下王安石。王安石入朝谢恩时，对神宗说，现在朝廷内外的大臣勾结起来反对新法，这正是考验神宗勇气的时候，他希望神宗能坚持下去，不要输掉这场较量。神宗被他激励了一番，本来对新法稍有犹豫，现在重新找回了信心和勇气，于是让王安石继续担任原职，把韩琦的反对意见放在了一边。
王安石与司马光一直相交甚厚，司马光觉得朋友之间应该直言不讳、相互劝善，于是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停止变法。王安石不高兴，当时神宗正想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在王安石的干涉下，这项任命就被中止了。欧阳修请求退休，冯京希望朝廷能挽留他，王安石反对说：“欧阳修到哪里都是个祸害，在朝廷就会败坏朝廷，留下他有什么用？”于是神宗就同意欧阳修退休。富弼因为阻挠施行青苗法被解除了宰相职务，王安石说这还不足以阻止奸邪小人，甚至把富弼比作神话里的叛臣共工。灵台郎尤瑛说天气长时间阴沉，星星也都失去常态，应该罢黜王安石才符合天意，朝廷立即把尤瑛刺面发配到英州。唐垌本是因王安石的推荐而担任了谏官，只因他在面见皇上时极力论说了王安石的罪过，结果被贬谪而死。
东明县有百姓拦住朝廷官员的马车，控诉助役钱的害处，这事又传到神宗耳朵里，王安石向神宗辩解说：“那儿的知县贾蕃是范仲淹的女婿，喜欢附和流俗的意见，才导致百姓做出这样的事。”他还说：“治理百姓不能对他们太宽容了，放纵他们任意越过官府、击鼓拦驾，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王安石始终在为自己的新法寻找借口，始终不肯承认新法有任何不好的地方。
熙宁七年（1074）春天，全国一直干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皇帝愁容满面，上朝时不停地叹气，开始怀疑大臣们所说的反对新法的话都是对的，于是想要停止变法。王安石当然不答应，他赶紧上书说：“水旱灾害是常会发生的事，就算是尧、汤时代也不能避免，这事不值得陛下如此忧虑，我们只要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就行了。”神宗生气地说：“这怎么会是小事？我之所以感到恐惧，正是因为没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现在对于新法，人们都唉声叹气，甚至有人因此说出对朝廷不恭敬的话。从亲近大臣到皇后家族，没有人不说新法有害。两宫太后声泪俱下，担忧京城里会发生动乱，认为天旱使朝廷更加失去了人心。我能不担忧吗？”郑侠上奏疏，把所见到的流民扶老携幼的困苦情状，画成图进献给神宗，并说：“旱灾是由王安石招致的。罢免王安石，上天一定下雨。”慈圣、宣仁两位太后也痛哭流涕地对神宗说：“王安石扰乱了天下。”有这么多反对声，神宗渐渐地也开始怀疑王安石，于是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
当时，吕惠卿正在服丧，暂时离开了朝廷。等他服丧期满后，王安石早晚不停地举荐他担任参知政事，又要求韩绛代替自己。这两个人是王安石的坚定支持者，上任之后仍继续施行王安石的新法，没有丝毫改变。为此，他们俩还分别得到一个绰号：韩绛叫“传法沙门”，吕惠卿叫“护法善神”。然而，吕惠卿虽然表面上还是唯王安石马首是瞻，但实际上是想自己掌握大权，害怕王安石重新回来当政。于是，他千方百计地找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试图陷害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上奏皇帝请求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2月，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接到诏令后，他立即赶到京城。这时，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互相猜疑更加明显了。吕惠卿被人弹劾，在家等待皇帝的处理。王安石的儿子王暗示御史中丞邓绾再次弹劾吕惠卿，说他和华亭县知县张若济共同犯法谋私利之事，要求立案审查他们。这个案子久久未能成立，王就把它交给门客吕嘉问、练亨甫共同商议。这两个人取来邓绾所列举的吕惠卿的事，夹杂在其他的判决书中断案，王安石不知道这件事。有人偷偷把这件事告诉了吕惠卿，吕惠卿又报告给神宗，并控告王安石说：“王安石完全抛弃了先儒们的教诲，违背君命，假传号令。一年之间干了许多恶事，纵然是古代丧失志行、倒行逆施的人，恐怕都不会像他这样恶劣。”吕惠卿还揭发王安石在私人书信中写有“不要让皇上知道”的话。神宗把这些材料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分辩说没有这些事，回家问王，王只好承认，王安石责备了他一番，王愤怒怨恨，背上的疽发作而死。
王安石再次任宰相后，身心俱疲，多次托病请求离职。等到儿子王死去后，他更是悲伤得不堪承受，极力请求解除宰相职务。神宗也越来越讨厌他，于是再次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终年66岁。王安石还没有显贵时，就已经名震京城。他天性不喜欢华衣美食，自称最为节俭，有时候衣服脏了也不洗，脸上脏了也不洗，人们都认为他很贤能淡泊，而蜀人苏洵却说：“这是不近人情的做法，像这种人很少有不奸诈邪恶的。”王安石性格倔犟，遇事不论对错，都非常自信，他决定了的事就从不改变。关于实行变法，他与朝中大臣争辩得不可开交，而他往往引经据典，大发议论，动辄数百言，大家都驳不倒他。他甚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学，人言不足忧。”他执政期间，几乎把朝廷内外德高望重的大臣都罢免完了，而大多提拔一些肤浅而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