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发明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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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博学多才的徐光启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光启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为了纪念徐光启而改名为徐家汇)的一个小商人的家里。徐光启的家,从其曾祖父时起,在六七十年间,曾有三次较大的起伏。而徐光启则刚好是诞生在家道第三次中落后的谷底,家境不算好。但这个家庭对农业和手工业、商业的生产活动是熟悉的。

徐光启的父亲弃商归农,为人“博识强记,于阴阳、医术、星相、占候、二氏之书,多所通综,每为人陈说讲解,亦娓娓终日”。而徐光启的母亲“性勤事,早暮纺绩,寒暑不辍”。如此的家庭和父母,对徐光启后来钻研科学技术、重农兵、尚实践、毕生唯勤唯俭、安贫若素等等都有良好的影响。

当时的法华汇还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四周都是种满庄稼的农田。徐光启小时候进学堂读书,就很留心观察周围的农作物,对农业生产有着浓厚的兴趣。

年少时的徐光启,聪敏好学,活泼矫健,当时人们都说他“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他还喜欢在下雪天登城,在龙华寺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登塔顶。万历九年(1581年)的时候,他喜中秀才,但年纪轻轻的他却心怀远大抱负,他把“以天下为己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20岁考中秀才以后,他在家乡和广东、广西教书,白天给学生上课,到了晚上他还阅读大量的古代农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启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徐光启在未中进士之前,曾长期辗转苦读,在阅读了大量的著作之后,他能够将程朱理学烂熟于心,主张禅静顿悟,反对经世致用,认为那样实为误国害民。徐光启是明学术界、思想界兴起的实学思潮中的一位有力的鼓吹者、推动者。

利玛窦在同徐光启见面的第二年,也来到了北京。他向明神宗贡献礼品,得到明神宗的批准,在宣武门外置了一处住宅,长期留居下来,进行传教活动。徐光启在公余之暇,常常去拜访利玛窦,彼此慢慢熟悉了,开始建立起较深的友谊。

1606年,徐光启再次请求利玛窦传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爽快地答应了。他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原本》做教材,为徐光启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利玛窦每两天讲授一次,徐光启总是准时到达。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徐光启完全弄懂了欧几里得这部著作的内容,深深地为它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所折服,他认为这些正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不足之处。于是,徐光启建议利玛窦同他合作,一起把它译成中文。开始,利玛窦对这个建议颇感犹豫,因为欧几里得这部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和中文语法不同,词汇也很不一样,书里的许多数学专业名词在中文里都没有相应的现成词汇。要译得准确、流畅而又通俗易懂,是很不容易的。早先曾有一个姓蒋的举人同利玛窦合作试译过,就因为这个缘故而不得不半途而废。但徐光启认为只要肯下工夫,总是可以译成的。在他的一再劝说下,利玛窦也就同意了。

从1606年的冬天开始,他们开始了紧张的翻译工作。先由利玛窦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头翻译,再由徐光启草录下来。译完一段,徐光启再字斟句酌地作一番推敲修改,然后由利玛窦对照原著进行核对。遇到有译得不妥当的地方,利玛窦就把原著再仔细地讲述一遍,让徐光启重新修改,如此反复。

徐光启对翻译非常认真,常常是到了深夜,利玛窦休息了,他还独自坐在灯下加工、修改译稿。有时为了确定一个译名,他不断地琢磨、推敲,不知不觉就忙到天亮。译文里的“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等中文的名词术语,都是经过他呕心沥血的反复推敲而确定下来的。

1607年的春天,徐光启和利玛窦译出了这部著作的前六卷。徐光启想一鼓作气,接着往下译,争取在年内译完后九卷,但利玛窦却主张先将前六卷刻印出版,听听反应再说。付印之前,徐光启又独自一人将译稿加工、润色了三遍,尽可能把译文改得准确。然后他又同利玛窦一起,共同敲定书名的翻译问题。

这部著作的拉丁文原名叫《欧几里得原本》,如果直译成中文,不大像是一部数学著作。如果按照它的内容,译成《形学原本》,又显得太陈旧了。利玛窦说,中文里的“形学”,英文叫作“Geo”,它的原意是希腊的土地测量的意思,能不能在中文的词汇里找个同它发音相似、意思也相近的词。徐光启查考了十几个词组,都不理想。后来他想起了“几何”一词,觉得它与“Geo”音近意切,建议把书名译成《几何原本》,利玛窦感到很满意。1607年,《几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了明末从事数学工作的人的一部必读书,对发展我国的近代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徐光启虽然没有能够再和利玛窦一起译出《几何原本》的后九卷,但他又陆续写了许多其他的科学著作。

许多学者认为《几何原本》所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再加上科学实验,是世界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换言之,《几何原本》的近代意义不单单是数学方面的,更主要的是思想方法方面的。

徐光启就正确地指出:“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直到20世纪初,中国废科举、兴学校,以《几何原本》为主要内容的初等几何学方才成为中等学校必修科目,实现了300年前徐光启“无一人不当学”的预言。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守制期满,回京复职,此后除几次临时性差事之外,一直担任较为闲散的翰林院检讨。但是,他和当时的其他官员不同,徐光启用较多的时间进行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科学技术研究,从事了不少这方面的翻译和写作。在此期间,他还与利玛窦合作再次校订了《几何原本》并出版了第二版。同时他还为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此书介绍了西方的笔算数学)、熊三拔编著的介绍天文仪器的《简平仪说》等书写了序言。

这些序言表达了徐光启对传人的西方科技知识的看法。向利玛窦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徐光启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也进行了协助,帮他们刊刻宗教书籍,对利玛窦的活动也有所庇护。徐光启的这许多行为,多被朝臣误解,加上与其他官员的一些意见不合,因此他辞去工作,在天津购置土地,种植水稻、花卉、药材等。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l3—1618)间,他在天津从事农事试验,其余时间则多是往来于京津之间。这期间,徐光启写成《粪壅规则》(施肥方法),并写成他后来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的编写提纲。

在“闲住”的这段期间内,他进行了《农政全书》的编写。并且,他将主要精力用于修改历法。自从与利玛窦接触之后,徐光启就开始留心天文历法。万历四十年九月,朝廷决心修改历法,并且命令徐光启来主持。徐光启从编译西方天文历法书籍入手,同时制造仪器,精心观测,自崇祯四年(1631年)起,分五次进呈所编译的图书著作。这就是著名的《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采用的是第谷体系。这个体系认为地球仍是太阳系的中心,日、月和诸恒星均做绕地运动。而五星则做绕日运动。这比传教士刚刚到达中国时由利玛窦所介绍的托勒密体系稍有进步,但对当时西方已经出现的更为科学的哥白尼体系,利玛窦则未予介绍。《崇祯历书》仍然用本轮、均轮等一套相互关联的圆运动来描述、计算日、月、五星的疾、迟、顺、逆、留、合等现象。

对当时西方已有的更为先进的行星三大定律,利玛窦也未予介绍。尽管如此,按西法推算的日月食精确程度已较中国传统的《大统历》精确很多了。此外《崇祯历书》还引入了大地为球形的思想、大地经纬度的计算及球面三角法,区别了太阳近(远)地点和冬(夏)至点的不同,采用了蒙气差修正数值。

由于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幼即对农事极为关心。他的家乡地处东南沿海,水灾和风灾频繁,这使他很早就对救灾救荒感兴趣,并且讲究排灌水利建设。步入仕途之后,又利用在家守制、赋闲等各种时间,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设置试验田,亲自进行各种农业技术实验。

徐光启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计有《农政全书》《甘薯疏》(1608)、《农遗杂疏》《农书草稿》(又名《北耕录》)、《泰西水法》等等。徐光启对农书的著述与他对天文历法的著述相比,从卷帙来看,数量虽不那样多,但花费的心血远远超过天文历法。其中,《农政全书》又堪称代表。《农政全书》主要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而农政思想则约占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

与同时代的士大夫相比,徐光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扎扎实实地致力引进先进的科技——这在当时属于不入流的“术数”,与他所任的宰相身份是不相宜的。他生前主持编译的《崇祯历法》,奠定了近三百年的历法基础。从徐光启的“第一”,到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经历了漫长的两百多年。中国的近代化,相应耽误了两百多年。从这一点讲,徐光启的被漠视,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的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