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菲到东湖苑看新房子去了。
她想得很简单，也颇实际。既然妈妈分不到房子那就不妨借着住呢！何况他的房子是空放着。当然，她明白他是借此讨好自己。倘使自己答应了，一切都会变成名正言顺的了。经过反复思虑，她还是决定来看看。妈妈这些年辛苦了，她多想让妈妈住得宽绰些，有个好的环境让妈妈写写自己的经验，给世人留下点有益的东西。
她很爱妈妈，也很怜悯妈妈。想起人们对妈妈的歧视，心里很是痛苦。像妈妈这样有成就的医生，为什么连一张书桌子的位置也没有呢？爸爸也是一样。他们的论文是在床上写的！生活对他们太苛刻了。谁说世界是广阔的呢？天高任鸟飞！
她从小就知道世界复杂，人生道路艰难。天空虽然明亮，但地上却长满着刺儿，连坐下来玩玩的地方也没有。大人们是不让孩子同她姐妹俩在一块儿玩的。她开始懂事的时候，爸爸流放到矿山劳动去了。妈妈有幸留下来，也天天挨揪斗，家无宁日。妈妈很少带她俩看电影，即使是样板戏也没有，更不用说看歌舞了。单位里的活动，除了批斗会之外，很少见妈妈参加。肃反那年，也就是妈妈大学毕业那一年，妈就是个“特嫌”，“内审分子”，过着一种地下的精神生活。奇怪，爸爸没有嫌弃她，他们结婚了。
她想过，妈妈为什么要生下自己呢？让世间多一份罪孽！当然这不能责怪妈妈！妈妈脸上被抹黑了，可总想会有一天恢复自己的面目，会看见阳光的。妈蚂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女儿会因为她脸上的黑灰而受株连。倘若她早知道，她是决不会结婚的。
爸爸妈妈却好像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们经历过人生的浩劫之后，没有埋怨，没有叫苦，依然默默地、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自己心爱的科学事业，只希望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
有一晚，她睡眼朦胧看见妈妈爸爸在说话，大概是商量订一份外国杂志，扯了好半夜，爸爸决定给妈妈订了。待到邮递员上门，送来的竟是爸爸要订的杂志。她知道家境困难，爸爸身体又不好，妈妈也是苦苦支撑着啊。她睁着一双小眼睛在幻想，长大了要给爸爸妈妈订许多许多杂志，让他们高兴。后来长大了，她含着眼泪离开了家，下乡当知青。每月收到妈妈邮寄来的五块钱，她难过得哭了。她这才明白妈妈是订不起杂志的，自己就不用说了。
她的童年是在孤寂凄凉中度过的。在八个样板戏的吵杂声中度过了被人称为“金色的童年”。她的童年是灰色的……
最使她惊恐的是妈妈那天戴高帽回来。造反派押着妈妈进屋，高高的钢丝带帽碍着门框进不了屋，妈只能跪着爬进来，进来后才能把帽子脱下放好，等候着造反派的通知，好继续戴着去游街。她对这一场伟大“革命”的认识，就是从妈妈戴高帽时开始的。爸爸被押去矿山，照例妈妈也得跟着去。后来，由于一件偶然的事妈妈才没去矿山。
那天，一位坐着北京牌吉普车、挺着大肚皮的胖伯伯，指名道姓要妈妈给做手术。一位穿绿军装的人，竟让妈妈坐上吉普车，跟他们到解放军医院去了。妈妈坐汽车走了，她姐妹俩便呆呆地坐在门口等候妈妈回来。等到半夜也不进屋里，她和妹妹盼妈妈、想妈妈，夜冷风寒，她俩瑟缩地依偎着浑身发抖。
妈妈回来了，破例地带回一些糖果饼干，糖是那么甜！她俩真希望妈妈天天都坐上吉普车去那儿。可是，妈妈每次坐车回来，脸色发白，手脚冰冷，鬓角上冒着冷汗。晚上，躺在床上，妈妈紧紧地搂着她姐妹俩，把脸颊偎着她们的小脸蛋，浑身颤抖，“孩子，妈要是出一丁点儿差错……太可怕了！”她们听不明白这些话，只知道妈妈很害怕。因此，她们又不想妈妈去坐那吉普车了。
七岁的小菲带着四岁的妹妹开始了苦难的童年生涯。她们整天到马路上，花园里捡树枝枯叶，用一根长铁条，一块块把地上的枯叶插起来。她们到湖边捞小虾，有时去抬那浮在水面上的死鱼……她俩背着妈妈煮熟吃了，也不见肚子痛。慢慢地她胆子大了，学会了捡破烂，拿到收废旧的摊上换零钱，买回来白盐和火柴。
高帽子很可怕，油漆黑的手也很怕人，这一切连同妈妈的呻吟、饮泣都深刻地印在她脑海里。她想过，无论如何自己不能再走妈妈的路了，她该走自己的路……
她这样想，也这样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