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还有三位搞恐怖活动的革命党人。
其一是熊成基（1887—1910），江苏甘泉（今江都）人。一名承基，字味根。1904年入安徽练军武备学堂学习，参加了反清活动的组织岳王会。第二年入江南炮兵学堂，毕业后在江宁任陆军第九镇排长，1907年调安庆，历任马营、炮营队官，并加入了光复会。这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举事失败，他被范传甲等推选为岳王会的主持人，继续在军队中秘密发展革命力量。1908年11月19日，他乘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时发动起义，率部攻进安庆北门，与清军激战一昼夜，因伤亡过重，退至庐州解散余众。次年，他流亡日本并加入了同盟会，后化名张建勋，潜回东三省活动。1910年1月，在哈尔滨欲谋刺从欧州考察归国的满族亲贵载洵，因被人告发而被捕遇害。
其二是温生才（1870—1911），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字练生。
早年曾入清军，后去南洋打工，在霹雳（今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1909年在咖啡山组织广益学堂，讨论革命方略。1911年春回国，在广九铁路当工人，拟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4月8日，温生才误认广州将军孚琦为李准，将其击毙。温被捕后英勇就义。
其三是彭家珍（1888—1912），1912年1月26日，因谋炸宗社党首领良弼而牺牲的是彭家珍。彭的谋刺，已是清末民初的绝响。
何以说彭家珍的谋刺良弼“已是清末民初的绝响”呢？
因为南方那边已经是民国政府，而北方这边还是满清帝制。
但与民军决一雌雄的是铁良、良弼、善耆、溥伟、载泽、载洵、载涛等满官组建的宗社党。
宗社党的势力庞大，是维系满清的铁杆势力。彭家珍欲除宗社党党首良弼，使之土崩瓦解，为南北统一扫除障碍。
他如愿了。
彭家珍，四川金堂人，字席儒。1903年入成都武备学堂炮科。1906年毕业后赴日本考察军事，常与革命党人交游，并立志革命。归国后到四川新军第六十六标一营左队任哨关。1909年3月升为该队队官。5月调往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教练官兼教习。不久调赴东北，任奉天（今辽宁）学兵营讲师、代理管带。次年9月官至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武昌起义后，他与时任陆军第六镇统制的吴禄贞赴滦州约张绍曾（1880—1928，字敬舆，河北大城县张思河人，家居天津市。张是天津武备堂学生，受清廷选派，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炮兵科，与当时的同学吴禄贞、蓝天蔚深相结纳，被称为“士官三杰”回国后历任北洋第三镇炮兵标统、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总监、陆军贵胄学堂监督。载涛、载洵都是他的门生。1910年曾随载涛出洋考察欧美陆军。1911年调任第二十镇统制，驻沈阳、新民一线。武昌革命军起，奉命入关，师驻滦州时，他向清廷上书12条，主张立宪，还政于民。史称“滦州兵谏”。1923年，黎元洪任总统时，曾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1928年被张作霖派刺客暗杀于天津寓所。后人将他葬于北京西山卧佛寺旁的山林之地，与滦州起义烈士王金铭、施从云等陵园仅一山之隔）等谋联络北方各镇新军响应，拟直捣北京。
在关键时刻，彭、吴合力扣留了清廷购自欧洲的大批运往湖北的军火。后吴禄贞还电奏清廷，要求停止进攻汉口。清廷怀疑吴是革命党，但又不敢贸然将其撤换，特授予署理山西巡抚以笼络。之后，彭家珍受吴之命，策动王金铭等将官在滦州起义。这时，京津同盟会成立，他即时入盟，并准为军事部部长。
1911年11月7日，惊闻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而主谋人是禁卫军头目良弼，便决心谋炸他。一日，他化装新军标统（相当于旅长），径赶良弼宅邸请见，但却扑空，他又赶往皇宫外东华门等侯，待良弼出宫时，又因卫队森严，下不了手，只好乘马车尾随至良弼家。等良弼刚下车，彭即取出名片抢步求见，良弼只是敷衍他，他迅速取弹掷向良弼脚下，“先爆一响，伤其足仆地，卫士惊觉反抗，不料炸弹经石反撞，又爆一次，卫士三、五殒命，同时亦因距离太近，不及腾挪，彭烈士本也受震牺牲。良弼受伤后延西医抢救，终因血流不止，次日亦死。”
良弼被革命党彭家珍炸死之后，给清廷很大的震撼，权贵们纷纷遁入外国租界避险，据查，仅存入银行就达四千余万，尤其是庆亲王奕勖存款最多。
诗人流沙河在20世纪80年代末瞻仰了设在成都郊区的彭家珍烈士纪念馆，事后在《先烈之再认识》中说：“不穿军装，不扎皮带，不威不严，乃一面目清秀，头发梳波，翩翩美少年也。这样的人会做出那样轰天震地的大事来，真想不到。”
伍立扬说：“彭烈士的精神内涵归纳为一种思想、信念、垫底的大智大勇，这也正是辛亥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傲岸独立之处，革命档次之高，一至于是。”
革命党人在黎明前舍生，以黑暗中就义，不计成败利钝者无数。他们当中既有“布衣之怒”、“知识精英之怒”，也有“将军之怒”。辛亥女中豪杰秋瑾，乃“知识精英之怒”。她生前的一首七绝诗，有着对不满异族统治的代表性：
黄祸溯源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
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
大凡暗杀的英雄豪杰，一般以“兴复汉族大张国权”为己任。截至彭家珍也不例外。
个中原因，邹容的《革命军》一书起到巨大的传播作用。蔡元培是光复会首脑，所谓“光复”，实恢复汉人家国。他麾下的暗杀团在辛亥前，多有杀“满胡”者，但作为蔡元培自己，并没有逢满必杀的想法，在他自作的《蔡元培自传》中他表述：
张园之演说会，本合革命与排满一谈。而是时邹蔚丹君作《革命军》一书，尤持“杀尽胡人”之见解。孑民不堪赞成。曾于《苏报》中揭《释仇满》一文，谓“满人之血统，久已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先杀尽满人之必要”云云。当时注意者甚少，及辛亥革命，则成为舆论矣。
然而，当“满人自觉”到欲搞立宪时，暗杀满官的光复会及同盟会，却反而加紧了这个层面的暗杀，正如上面讲过的吴樾，今再拿雾满拦江的话来说说：
按说立宪派闹事跟吴樾没关系，你闹你的事，我杀我的人，大家各干各的，谁也碍不着谁……可是闹着闹着，就闹出事来了，最终把吴樾给卷了进去。……闻知这五大臣意欲出国考察，吴樾心急如焚。
倘若清延快上一步，先行立宪，必可赢得国人之心，到时候你再号召“驱除鞑虏”，哪谁还乐意跟着你干？
作者对吴樾转而炸立宪官员的心理作了似是的揣度，这个揣度，大体上是符合暗杀人士的心态的。因为，革命派与立宪派自始至终是水火不容的。革命派反对满人继续专制统治，立宪派则愿意、并希望满人继续开明统治。但是，从吴樾绑炸弹到彭家珍扔炸弹与满人同归于尽的势头来看，立宪注定是无望的了。
虽然无望，但自1905年开始，革命派与立宪派都在加紧步伐地较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