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那天端方他们在正阳门的京奉铁路的火车上，遭到了革命党人吴樾的谋炸。
吴樾（1878—1905），安徽桐城人，字梦霞，又作孟侠。吴樾在1900年到上海求学，接着北游直隶（河北），次年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在此期间，他广结反清志士，与陈天华（1875—1905，湖南新化人，原名显宿，字星台，别号思黄，后因对日本政府歧视中国留学生行径不满而投海自杀）、赵声（1881—1911，江苏丹徒人，原名毓声，字伯先，号伯先）等相好。1903年与杨守仁在上海发起军国民教育会，创办两江公学与《直隶白话报》，自兼教员、主笔，宣传革命。他是黄兴、杨守仁北方暗杀团成员。1905年春，陆军部尚书铁良视察保定高等武备学堂，他伺机近距离枪击，但铁良临时变卦未能实行，之后赴北京，却闻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便改变计划，落脚安徽桐城会馆。同乡人以为他来投考大学的，殊不知他负有重大使命。9月24日，他化装为仆从贴近五大臣，身绑炸弹，进入正阳门车站，登上五大臣及其随员的专列，“适因接驳车辆，车身猛退，而所携之炸弹，撞针受震，未及抛掷，轰然一声，血花铁片，飞溅人丛”，载泽和绍英仅受轻伤，端方等人幸免，吴樾“已肠穿肢断，面目模糊”，当即牺牲。
当时都不明死者为谁，待桐城会馆仆役前往围观，“惊呼：‘此非吴老爷乎！’”赵声得到噩耗，为之大恸道：“天平！丧吾良友。”他先前曾赠吴一诗，句中说：“杯酒发挥豪气尽，笑声如带哭声多。”“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
柳亚子在《磨剑室文录》写道：“吴樾一击，鼠首未殉，而鸾翮先铩，至今谈者酸鼻。”
《太虚法师年谱》称：“非隆隆之炸弹，不足于惊其人之魂。”
孙中山闻之大书：“浩气长存。”
伍立扬所著《铁血黄花》云：“秋瑾为之痛哭招魂，说他‘巨炼刚肠如火热’。”
吴樾所携的炸弹，出自制造者杨守仁。杨守仁（1871—1911），湖南长沙人。原名毓麟，字叔一，一字笃生。光绪戊戌进士，分发广西知县，但未赴任。1903年在日本留学时与黄兴、吴樾等组织暗杀团，次年返京欲谋刺慈禧太后未果。当正阳门事败、吴樾身死后，他远走英伦。杨守仁因同志义举无望之刺激，在他给吴稚晖的信中说：“吾胸闷不可解，惨不乐生，恨而死之……弟欲求从速解脱形神之束缚，与他人无关。”伍立扬在《铁血黄花》认为，杨的寻死，是“加之国族的无知愚顽，使其内心极为忧愤。苦熬至辛亥年闰六月十一日（1911年8月5日）在利物浦蹈海自尽，以其绝望深矣，透矣，而无解脱之道，遂出下策。”
吴樾的遗物，由他的同乡陈独秀（1880—1942。安徽怀宁人。原名干生，字仲甫。清秀才。从事反清活动宣传，参加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的1920年，与李大钊发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1日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并任总书记）寄给杨守仁保存，今杨已蹈海，不知下落。
另据野史小说《辛亥前夜：民国就这么生猛》的作者雾满拦江说，吴樾原本是到北京谋刺铁良的，因“在北京街头逛来逛去，见不到铁良，倒是看到全国各地的立宪派组成商团，纷纷进京上访，游行示威，静坐闹事”。他“闻知这五大臣意欲出国考察，吴樾心急如焚。倘若清廷快上一步，先行立宪，必可赢得国人之心，到时候你再号召‘驱逐鞑虏’，那谁还乐意跟着你干？朝廷立宪之举，将革命失其依据，如之奈何？早已吞吸了哑药的吴樾，带着另一名志士张榕（字荫华。祖籍山东，生长于辽宁抚顺，善骑射，精剑术），也登上了火车”。
说吴樾本意刺杀铁良，并非作者牵强附会之意。吴樾生前所写的《暗杀时代》一书，就把铁良列上黑名单。他在自序中指明，“杀铁良（1863—1938。字宝臣，满洲镶白旗人，初为直隶总督荣禄幕僚，后任户部、兵部侍郎；1903年赴日考察军事，回国后任练兵大臣，陆军部尚书）是为了除去奴役人民的那拉氏之助动力。铁良是慈禧最信任的铁杆忠臣。满人学者辜鸿铭在《中国的牛津运动》中称——英国人有个“霸王”兰斯东（英国政治家，一个强权人物），中国人也有自己的“霸王”铁良。铁良是中国改良派和革命党的绊脚石，兰斯东勋爵则成为英国激进党和社会主义者的嫌恶对象。中国的革命党人有充分的理由痛恨满人铁良。我以为直到今天，他们的道德都仍然是健全的。不过，满洲贵族缺乏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且能理解思想的人来领导他们。我们的满洲贵族中最出色的人，像铁良，或更出色一些的，像现任摄政王——正如我在后文要说明的，他是一个和铁良一样纯洁和高尚、并且受到过牛津运动精神熏陶的人——所有这些人，只能够维护——且他们正尽最大的努力在维护——旧的秩序，使中国文明的精华免于破坏和毁灭。
然而，作为汉人的革命党暗杀团之一分子吴樾，不会作如是想。满人的一切努力，在他们革命党人的眼里，是革命党人的死敌。从辛亥武昌起义、南方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来看，铁良等顽固亲贵，的确负隅抗争，诚如辜鸿铭所言，“他们正尽最大的努力在维护旧的秩序”。《铁血黄花》作者写道——如载涛、载洵、载泽、溥伟、善耆、良弼、铁良等，便发起成立一个宗社党，一心主战，要和革命党决一高下，并且那句把中国“宁赠友邦，不给汉人”震惊全国的呆话，就是宗社党口中发出的。而稍早几年，清大臣刚毅甚至公开说“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除了他们狭义的部族观念，国家前途的黯淡，国家利益的损害，他们完全无所谓。自古昏乱，至此为极。嗷嘈小民，更加筋髓委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除了一班小人，跳踉以随之外，君子远潜，真是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
对这位未来的宗社党魁，吴樾在《暗杀时代》中，有三个章节将矛头直指铁良，既揭露他的“善于理财”的罪恶，又表明了行刺此人的原因和效果。
文章说铁良为江宁将军时，仅一次搜刮，即在上海制造局提款八十万，海关道库提款七十八万，其余各处提去百数十万不等。东南各省脂膏竭罄，实“敛取东南之财，以供彼族之挥霍而已”。
可惜，吴樾及其他革命党人欲追杀的铁良，却一再漏网。在清廷危急之时，他“跑到津沽之间躲藏起来，一直在那里苟延性命，直到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他因病不能随行”，不觉“悲忧感愤，若焦若熬，疾益甚”几年后，终于病死。
吴樾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他的为着正义而主张暗杀的论著《暗杀时代》及其行为，使世间“比然惊觉”。在他牺牲后两年，《民报》4月增的《天讨》上，发表了他这本“慷慨盘郁，激昂悲壮的《暗杀时代》”。
《暗杀时代》，只有两万字左右，内容有得天下豪杰与扶持砥砺之意，开拓万古群雄之心胸，磅礴郁积激愤悲怆之阳刚。他在自序中说：自己以弱冠之身飘然北上，所交游者多官方人士及幕僚，也曾动过功名之念，尚不知身在“奴隶丛中”，不久得读邹容、孙文等文字，意念始渐大变，深觉欲振起瘫痪之中国，须“清其源而绝其流”。并得出“暗杀为因，革命为果”的结论。他表示“予愿予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
他在本书第二节中，痛陈停留在口头上革命之无益，认为清廷的封报馆、禁新书、杀学子、捉拿党人越发出格了。“如若不见兴问罪之师，则所望不可估量”。他比较西洋及东洋之革命方式，觉得“当由暗杀始，以渡革命，正其时也”。
在《暗杀主义》一节，他认为大军未起之时，谭嗣同的任侠方式，确可获得“民气、倡勇敢之奇验大效”。在《复仇主义》这节上，他写道：“暗杀者，吾党之战兵也，复仇者，吾党之援兵也。”
在《革命主义》一节里，作者数落铁良五大罪状：“敛民财、练旗兵、剿民党、侦疆吏、强警察，均为深文周纳的亡国奴民政策，杀铁良因为他是国人的心腹大患……岂逆贼铁良一人于予有私怨乎？日否，否。”
在《复妻书》一节说：“益恨专制之流毒，而使我同胞几无一人能自由矣！”又说“多寿有何所用？虽如彭祖，亦不过饮食之较多于人。……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胜于生，然后可死。”吴樾对尚在狱中的章太炎很崇拜，并十分关注他的安危。
在《与章太炎书》这节中写道：“危哉！先生。计先生出狱之期在迩，饮食起居，不可不防他人之隐害。”
他在最后一节《与同志某君书》是对赵声说的，时赵声应孙中山之召，赴南方组织民军起义，和吴樾志同道合。他感到赵此行“犹竟在想象之中”，故提醒他：清廷的“走卒大臣中”，多有“狡狯深心、长于阴狠之计者在”，因为这些满人“自居贵族”。为了证实自家的看法，他还“函送几张《京话日报》”，因该报刊有“清廷贵族包藏祸心的文章”。可见作者对同志着想之情，“心细如发”，不可不谓“英雄本色”。
当代写《铁血黄花》的作者伍立扬说他读了吴樾《暗杀时代》后：
“仿佛贯穿太空隐隐不息的沉雄低吼的雷霆之声”，
“泪为之涌出满面，心为之酸侧之已”，
“长时间有一种把栏杆拍遍、一条万古水，向我手心流之郁勃！”
可是，吴樾急着要去刺杀铁良，还另有重大原因——他要替王汉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