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年养饥兵”，是宋太祖在养兵方面的独创。宋初军队兵士是向民间招募的，尤为特殊的是宋太祖除了及时补充兵员外，遇有荒灾凶年，更是大量招募饥民当兵。宋太祖的这种做法，使社会上的动乱因素大大减少，防止了饥民的反抗，从而稳定了王朝的统治。这样的募兵制度，后来一直成为宋朝统治者的传统政策。
可以说，这是赵匡胤不同于其他开国皇帝的地方，他很好地解决了帝王与开国重臣之间的矛盾。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赵匡胤聪明是聪明，但他却聪明过了头。他如果仅仅是削弱他猜忌的将领的兵权和他们所领导军队的军事势力，同时提拔新的年轻有为的将领，建立起自己的嫡系部队，那么也许宋帝国依旧能够像秦汉和隋唐帝国那样，傲视海内，但偏偏赵匡胤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赵匡胤在削弱了这些人的兵权后，连续颁布的一系列军事制度上的变革，却给大宋王朝留下了隐患。比如在中央将枢密院设置为最高军事机构，分割了宰相的军事权。此举本来是为了降低宰相的权利，消除对皇帝权威的一个潜在威胁。可是，自太祖设置了枢密院后，这一职位却一直被文官占据，其后虽有武官爬上这一位置，但在位时间都不长久，最后都被朝中的文官势力赶下了台。同时，除了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外，还设置副使，其后继续设签署枢密院事为次副长官，设同签署枢密院事为末副长官。这样的组织结构重叠不仅冗繁，而且大大降低了军事调动的效率。
“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历来是赵匡胤的既定国策。本来一个锐意进取的大宋帝国，在连续遭到两次对辽国作战的惨败后，便龟缩不前。此时，国内连续发生全师雄兵变、王小波李顺起义、王均兵变，宋帝国的统治者便将目光集中到了国内。对内镇压，对外妥协。
赵匡胤对禁军的驻扎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将各地地方部队的强壮士兵编入禁军，如同地方部队里就只剩下了老弱残兵。同时，他又把禁军一半屯驻边境，一半拱卫京师。这样的“守内虚外，强干弱枝”，早已埋下了宋帝国两次覆灭的种子。文与武皆为“国之大器”，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一个民族健全人格的全部，阉割掉任何一个方面都要出问题。赵家皇权开创这种贱视国之将士为“皇家警犬”的不良政治，使得赵宋亡于外敌，十万人崖山投海成为必然。不亡于金也亡于元，被强敌灭国的命运是终不可逃的。对于太祖的军事政策，后人不敢苟同；但以今人之观点去评说古人，也许又有过分之处。总之，是太祖心中总也抹不去兵变的阴影，所以他处处防着武将，所采取的措施也是针对于此。虽然他尽力向补这方面的缺陷，可还是“其不杀伯仁，伯仁却因其而死”罢了。
我们还是来看看他的另一项政策吧。在中国古代所有封建朝代里，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至高无上的开国皇帝之尊，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这样的誓约：“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誓约中，还严重地警告说：“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是为不祥，将遭天谴。”在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中，这是唯一一份出自皇帝之手、带有人性光辉的誓约。其意图，在于约束自己的子孙不要作恶。据说，这块刻着誓约的石碑，置于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封闭甚严。新天子继位时，朝拜完太庙，必须礼启后，跪着默诵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内侍跟随，其他人只能远远恭候。因此，除了历任皇帝，没有人知道誓约的内容。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金国人为了搜罗战败赔款，将帝国皇宫之门全部打开，人们才一睹其神秘容颜。据说，该石碑高约七、八尺，乃是大宋国的祖宗家法世代传承。
纵观宋朝的历史，第一条誓言，保全柴氏子孙，宋家天子的确做得很好，就是《水浒》里的柴大官人，也是他自愿走上梁山的，宋家王朝可没有逼他；况且小说里的事，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对于第二条，大宋王朝可谓做得太出色了，知识分子在宋王朝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这和太祖的重文轻武国策不无关系。
在文学上取得辉煌的成就，宋词、散文的发展与光大，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财富；宋朝程朱理学的发展，更是儒学发展的巅峰。宋朝的文人们积极参政，他们享受着高官厚禄，过着风花雪月的生活，虽然出了像范仲淹、寇准、王安石这样几位少有的能臣外，大多数不过都是拿俸禄的机器罢了。试看宋朝文官数量之众，真让人触目惊心；花在他们身上的俸禄数量之多，也真让人捧心叫疼。宋朝的冗官现象，给大宋王朝亦留下了隐患。
对于第三条，不加农田之赋，宋朝执行的可以说是没有遵守誓言。但这也是古代社会不可能避免的现象，任何一个古代王朝都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大宋王朝当然也不可能跳出这个圈子。宋初，就采取了“不杀士大夫，不抑兼并”的政策。“不抑兼并”，就是不抑制土地兼并，这一政策是为了争取地主阶级的支持。土地高度的集中，人们缺少土地，而赋税又要由他们出；农民土地相对减少，国家税收就减少，这样就不得不增加赋税，用以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试问“永不加赋”又怎么能做得到呢？
宋朝这种为防止武将专权而造成的冗兵现象，重文轻武而造成的冗官现象，冗官、冗兵又造成了冗税，三者交织，给以后的大宋王朝留下了积弊。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尽沧桑，其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数十个或强盛或衰弱的王朝，以及数以百计或满腹韬略或平平庸庸甚至江山尽失的帝王。其中，作为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在分裂的土地上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宋朝，以其瑰丽的文化、灿烂的艺术、繁荣的经济等方面，全面超越了前几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汉帝国以及隋唐帝国。
作为一个新兴王朝，宋朝却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转变，表现得非常引人瞩目。纵观中国历史上，在宋王朝以前的三个大一统王朝，在秦始皇、汉武帝及唐太宗等千古一帝的文治武功下，无一不是疆域广阔、四海朝服；甚至连秦汉时北方的匈奴，唐朝时北方的突厥及回纥，都拜倒在中原文明的脚下。可是，宋朝空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其由禁兵、厢兵、乡兵、藩兵所组成的军队，总数最高时曾达到160万，其中正规军——禁军的总数还占了一半以上，但就算这样，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西夏、辽、金、蒙古（元）击败。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军队水平的问题。要知道，宋帝国不论是绝对人数，还是从军事水平、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越了当时中华文明圈内的任何一个国家，更别说其西边正处于四分五裂的欧洲诸王国和苟延残喘的拜占廷帝国。可以说，宋帝国从理论上来说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力量最强悍的国家，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宋朝的版图日益缩小，统治者龟缩不前，甚至连西域也干脆让了出去，最后还被元朝蒙古人取而代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中，少有的主动出让西域统治权的王朝。甚至，在其后被人骂做“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也曾不遗余力地粉碎过准葛尔和大小和卓兄弟的叛乱，全力打败了西北的分裂势力！
而宋朝的军事羸弱，版图的狭小，例为后世所诟病。然而，这一切似乎不应该归加在赵匡胤的后继者身上，因为，这位开国皇帝开始施行的国策中，就已经为后世埋下了伏笔。
§§§第三节 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
北宋初期，出了一个声名并非显赫的宰相。他并不是常出现在前台，而只是辅助君主在幕后出谋划策。然而，他所参与制订的重要方针政策，却一直影响着两宋王朝300年的统治状况，关系到国运民命的大问题。这位宰相就是赵普。在赵匡胤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那就是赵普。
后世论及这位宰相，多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以冠之。然而，这位熟读儒家经典《论语》的宰相，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却暴露出了人格上的缺欠。无论是辅佐开国皇帝赵匡胤，还是化解宋太宗即位是否为正统的危机，他个性中的缺点暴露无疑。
赵普，字则平，922年生于蓟州，后唐末年，相继迁居常州（今河北省正定县）、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普智谋多，读书少，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年轻时，与赵匡胤认同本家，侍赵匡胤的父如己父。此人善吏道，后周显德年间，先后为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节度使从事，滁州、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县南）节度使赵匡胤推官、掌书记。显德七年（960）正月，普与赵匡义发动陈桥兵变，以黄袍加于赵匡胤之身，推翻后周，建立宋朝（北宋），普受封为右谏议大夫，充职枢密直学士。是年四月，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反宋，普建议宋太祖亲征。宋得胜还师后，升普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
宋太祖依普计，于建隆二年（961）“杯酒释兵权”，削夺朝中诸将兵权；建隆四年（963）加强中央集权；乾德三年（965）削弱地方财权；乾德五年（967）加强中央禁军建设；开宝二年（969）削夺节度使兵权，统一全国，先南后北。乾德二年（964），普任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负宰相责任。乾德五年（967）春，普加职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普入相后，坚于职守，对宋太祖忠贞不二。有当用者，普荐其为官，一奏不用则二奏、三奏，直至太祖准奏。有立功应升迁者，太祖不予升迁，普为其力请，直至宋太祖从其请。开宝六年（973），普接受吴越王钱镠所送的10瓶瓜子金，又违法从秦陇买来木材营建官邸，庇护部下贪赃枉法。宋太祖大怒，普被罢相，出为河阳三城（治今河南商孟县）节度、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普升任太子太保，继迁太子少保。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普升为司徒、梁国公，二次入相。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依普计，不再传位于皇弟赵廷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普再次免相职，出任武胜军（治今河南邓县）节度、检校太尉兼侍中。雍熙三年（986）春，宋太宗伐辽久未班师，普上疏力谏收兵息战。雍熙四年（987），普移山南东道（治今湖北襄樊）节度，改封许国公。端拱元年（988），普被册封为太保兼侍中，三次出任宰相。普整顿吏治，惩治不法官员，直至戳其身。宋太宗按普建议，对党项人采取糜政策。淳化元年（990），普因病，三次上表辞相职。宋太宗不准，任普为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书令。淳化三年（992）春，普又三次上表，请求辞归故里。宋太宗不准，拜普为太师，封魏国公，给宰相俸禄。是年七月，普卒。太宗闻之震悼，废朝五日，赠普尚书令，追封真定王，赐谥“忠献”，亲撰并书写八分字神道碑赐之。咸平元年（998），追封普为韩王。次年，又诏普配飨太祖庙。
赵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出身寒微，但却善于把握时机。赵普年轻时就很熟悉官吏应处理的事务。他学问不多，等到做了宰相，宋太祖常拿要多读书这件事来劝他。他晚年便读书勤奋，每次退朝后回到自己的住宅，便关上门，打开书箱，拿出书，整天在读。到了第二天办理政务时，他便处理决断很快。他死后，家里人打开书箱一看，原来只是一部《论语》。
赵普性格深沉而严肃刚正，虽然对人多忌妒刻薄，但能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宋代初年，在宰相职位上的人，许多都拘谨顾小节而遇事沉默不言。赵普却刚毅果断，没有谁能与他相提并论。他曾经上奏推荐某人担任某个官职，太祖不用这人。赵普第二天又上奏章举荐这人，太祖还是不用。第三天，赵普还是上报了这个人。太祖生气了，把赵普的奏章撕碎了扔在地上。赵普脸色不变，跪在地上把碎纸片拾起来带回家，过些日子把这些旧纸片补缀起来，重新像当初一样拿去上奏。太祖这才清醒过来，最终用了这人。
赵普虽然读书不多，但自幼学习吏事。成年后，他被聘为永兴军节度使刘词幕僚，后举荐于朝廷，与赵匡胤同为后周世宗柴荣部下。赵匡胤部破滁州后，欲斩盗百余名，经赵普审讯，大部非盗贼而存活之。赵匡胤奇之，遂用之为同州节度使屑下的司法推官，旋用为宋州的书记官。
显德六年（959），后周世宗去世，由遗孀佐幼主柴宗训即位。时赵匡胤执掌护卫皇帝之禁军，担任殿前都检点要职。建隆元年（960）春，传契丹勾结北汉入寇。宰相范质仓促之间派赵匡胤率军北征，而兵行至开封东北40里之要道陈桥驿时，将士托故不行，将赵匡胤灌醉，然后以杏黄龙袍加身。按律披龙袍即谋叛，赵匡胤在既成事实面前，假惺惺地从后周幼主恭帝手里接过所谓“禅位”书，而正式当了皇帝，建立了宋朝．
据旧史记载，这段历史虽然也留有蛛丝马迹，但认为赵匡胤是被迫的。按他的仁爱本性，是决不会从寡妇孤儿手中夺取政权的。然而，是谁煽动部将为谋富贵而拥立新主？为什么留京守卫之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早已愿意拥立赵匡胤呢？为什么兵变前赵匡胤之弟赵匡义与掌书记赵普早巳知情而不发？兵变之际又由他们枕戈待旦守护黄袍加身之赵匡胤呢？这些情况都不言而宣地说明，赵普在其中起了智囊军师的特殊作用，而且他也做了新皇帝心中想做而又不便明言的事。这些事是弄刀舞枪、迷信武力的将领，包括赵匡义在内都计虑难周的。所以，按政变的实际作用来说，这位从滁州战役时就与赵匡胤联宗的赵普，是建立了特殊功勋应获头功的。
然而，在论功行赏时，除了一批原来地位重要的拥戴赵匡胤的将领如石守信、高怀德等得到晋升要职以外，赵普仅得了个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的一般官职。为什么呢？工于心计的赵匡胤不能不继续重用后周宰执范质、王溥以及魏仁甫为相，以维系旧官员之心，而不致削弱刚刚接管的国家机器。这一点，赵普是有所认识的。因此，他照旧要为新皇朝的稳固出力。
宋太祖赵匡胤代周以后所面临的国内形势，依然是五代十国以来的武臣弄权局面。后周时义成军节度使李筠，本来是个网罗亡命之徒的野心勃勃的将领。他不甘居下，拒绝新皇帝授予的兼中书令的高官，而于建隆元年（960年）四月勾结北汉刘钧起兵反宋。赵普看到形势可虑，力主太祖亲征并随同前往。六月，石守信、高怀德攻陷保泽州（今山西晋城），李筠自焚死。
时后周太祖郭威之甥、驻扬州之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已成为宋廷心腹之患。李派翟守殉联结北汉，中途被俘为宋太祖所用以后，宋廷采取赐李铁券（免死牌）以稳其心，并令其移镇青州（今山东济南一带）以便就近约束。李重进扣押宋使，遂于七月起兵反宋。宋太祖派石守信、王审琦征讨，迁延未克。赵普因以原后周之将士攻后周之贵戚为虑，劝太祖自行。十一月从征扬州，—举攻克，李重进全家自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