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三代及至春秋战国，均以农业立国。夏代唯一存在的文献——《夏小正》中就记载了许多物侯、天文和与之相对应的农事活动，反映了这时的农业已有了一定的水平。商代农业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商人对农业高度重视，甲骨文中有许多祈年、求雨以及商王督耕的记载，另一方面商代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形成了“率肆于酒”大孟鼎铭文，转引自《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34页。的风俗。西周的农业更是高度发达，创造了闻名遐尔的井田制。农业更是高度发达，春秋时铁具和牛耕的出现，及至战国时铁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把先秦的农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先秦在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不断发展，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青铜文化；商业在春秋战国时取得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富商大贾和自由商人，出现了许多工商业中心——经济都城，在汉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也同时形成了具有先秦特色的生产风俗文化。
一、农业风俗
1.农具古朴
先秦的农具原始古朴，经历了从木石器到青铜器再由青铜器到铁器的发展过程。
夏代以木、石、骨、蚌制作农具。砍伐用石斧，启土用木耒、石铲，收割用石镰、石刀、蚌刀等。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夏代的石器有石斧、石镰、石刀、石铲；蚌器有蚌镰、蚌刀、蚌铲；骨器有骨卵、骨镞、骨鱼叉等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夏小王》云：“农纬厥耒，初岁祭耒”。《韩非子·五蠹》亦云：“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此所谓“耒”就是具有歧头两齿状的挖窖穴，开沟渠等用的原始启土农具，它就是后来商、周时期广泛使用的耒的前身。
商代仍以木、石、骨、蚌制作农具，但已出现青铜农具。在殷虚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属生产工具的41件，器形有锛、凿、刀、铲等。《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在湖北黄陂盘龙商代遗址中出土了臿、、斧、锛等青铜农具。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二里岗期青铜器》，《文物》，1996年第2期。在郑州关外商代炼铜遗址中出土了铸造铜的陶范。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商代与夏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进，农具种类也增加了许多，这时的农具主要有：
耜，是从耒发展而来的挖穴和开沟渠的农具，为犁的前身。
铲，是铲土、耘苗、除草和松碎表土的农具，有长方銎长体圆肩平式和椭圆銎长方体方肩宽刃式两种。
，是起土和锄草的农具，有长方銎直体宽刃式和长方銎直体狭刃式两种。
锛 ，是开垦土地的农具，形状似斧，但与斧的双面刃不同为单面刃为长方銎长体平刃式。
锸，是开沟渠和做垅的农具，刃口套在木板前端，木板后部装一条直柄，形状和使用方法与钬相似，为扁銎直体式。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35页。
西周虽不排斥木、石、蚌制农具，但已普遍使用铜农具，并已出现了一些铁制农具。《诗经·周颂·臣工》云：“命我众人，乃钱铸，奄观艾”。钱就是铲子，铸就是锄头，就是镰刀，都从“金”旁，可见这时的农具大多是青铜制品。这与夏、商以木、石、蚌作农具相比，是农业生产风俗的一大进步。所以，《诗经》中有不少诗篇赞美农具的锋利，《小雅·大田》云：“以我覃耜”；《周颂·载芟》云：“有略其耜”；《周颂·良耜》云：“畟畟良耜”、“覃”、“略”、“良”都是形容耜锋利的词。这些从“金”旁锋利的农具是铜制农具当应无疑，但也可能是用熟铁皮包口的农具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146页，这在汉族农业风俗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春秋之时，木、石、骨、蚌制的农具以及青铜农具虽仍并用，但铁制农具已大量出现，主要有臿、削、锄、空首镈等，字岭春秋楚墓中出土了小铁臿。又如河南洛阳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灰坑中出土了空首铁镈等，当时人们俗称青铜为“美金”，而称质量粗糙的铁为“恶金”，《国语·齐语》即云：“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亚金以铸钼夷斤，试诸土”。
战国之时，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管子·轻重乙》的记载，当时的风俗是“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铸、一椎、一锉、然后成为农”。战国七雄所在地区都出土了铁制农具，黄展岳：《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如在河南辉县固围村的战国魏墓中就整个耕作过程中使用的全套铁农具出土了犁、铧、臿、、锄、镰等共58件，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又如在河北兴降燕国遗址中一次出土了制造农具的铁范87件。《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再如在辽宁扶顺连花堡燕国遗址中出土的铁农具占全部出土农具的90%以上《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尽管战国时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但大多形体薄小，刃短质脆，并都为铁口木具，仅在刃部用铁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说明这时的农具仍较低级而显出古朴之风。
2.粟稻当家
先秦的作物从夏至春秋战国递减，初《尚书·舜典》言“百谷”，后《周礼·天官·大宰》谓“九谷”，郑司农注云九谷为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周礼·天官·膳夫》又谓“六谷”，郑司农注云六谷为稌、黍、稷、梁、麦、菰。《周礼·天官·疾医》则谓“五谷”，郑注云五谷为麻、黍、稷、麦、菽。这种遗粗取精的递减情况，反映了先秦农业的进步，也反映了先秦农作物俗称的变化。
先秦的农作物虽然很多，夏代主要有谷、稻、麦、菽、糜等，《帮小正》即有关于“祈麦实”，“种黍菽糜时也”的记载；商代见于甲骨文的就有黍、稷、稻、麦、米（小麦）；周代主要有粟、黍、稷、稻、梁、豆、麦、桑、麻等，《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农物作的记载，如《王风·黍离》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小雅·甫田》云：“黍稷稻染，农夫之庆”，《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菽即是豆。；《魏风·硕鼠》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麦”。先秦农作物的茹种虽然多，但主要的作物则为粟、稻北方以粟当家，南方以稻当家。
粟，泛称禾、谷，即现在中国北方所称的“谷子”，脱皮后俗称“小米”，是经常食用的一种谷物。此外，先秦时最常见的两种农作物一是黍，现在中国北方称为“糜子”，俗称“黄米”，是当时祭祀的主要祭品之一，也是酿酒的主要原料。二是稷，稷与粟相似，只是颗粒稍大，味道稍差，但却更耐旱。粟、黍、稷都是中国北方的耐旱作物，实际上都是“小米”，也可统称为“粟”。由于粟耐旱，适应中国北方的气候和土壤，所以种植广泛，而且品种多，如《诗经·生民》国云：“诞降嘉种，维维，维糜维芑”。和是黑黍，糜是赤梁粟，芑是白梁粟。而先秦对粟、黍中品种较好的泛称为“梁”，常与稻并称为美食，《诗经·唐风·鸨羽》即云：“王事糜爨，不能蓺稻梁”。到战国之时，粟的地位更重要，《墨子·尚贤中》云：“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手食。”《孟子·尽心上》亦云：“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战国策·齐策四》也云：“无不被绣衣而食菽粟者”。凡此等等足见先秦之时，粟是中国北方的当家作物。
稻则是先秦中国南方的当家作物。商代卜辞中“受年”常与“受黍年”同出，“”即为“稻”唐兰：《殷虚文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郑州白家庄商代遗址中就发现有稻壳的痕迹。《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文物》1972年第10期。周代更重视稻的种植，《周礼·北官·司徒第二》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报，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于是在地官司徒之下设有“稻人”一职，专管稻田的生产，其有“上土二人，中土四人、下土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贾公彦疏云；稻人，“掌稼下地”，“胥徒多者以其并遗营种稻田”。《诗经·小雅·白华》就有“滤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记载。周代稻还是崇 庙祭祀的主要祭品之一，称之为“嘉蔬”《礼记·典礼下》。由于水稻种植已很普遍，故在庶人祭祀也以稻为祭品，美称为“稻以雁”《礼记·王制》。把稻谷作为大雁一样的珍贵祭品了。祭祀用稻作祭品，办丧事也用稻作陪葬品，《仪礼·士丧礼第十二》即云：土丧礼中要“稻米一豆（即4升）实于筐”。稻作为主粮产量多了，也成为做酒的主要原料，用稻米做的甜酒俗称“稻醴”《礼记·内则第十二》。《诗经·豳风·七月》云：“八月剥黍，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正因为稻在周代已成为主要的粮作物，所以《诗经·小雅·甫田》云：“黍稷稻梁，农夫之庆”。由于稻的种植需要水和较温暖的气候，故先秦长江中下游的荆扬地区是稻的主要产地，《周礼·夏官·职方氏》云：“荆州、扬州“其谷宜稻”。当然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也有种植，《诗经·庙风·鸨羽》云：“不种艺稻梁，父母何尝”。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稻谷在北方虽然是祭祀的“嘉蔬”和美食，但北方的种稻区域总是有限的，而南方却因气候适宜种稻。早在河姆渡时代就开始种稻，并以稻谷为日常主食，形成“饭稻羹鱼”的风俗，所以稻就成了中国南方的当家作物。
北以粟当家，南以稻当家，这项农俗其后北方虽变异为麦当家，但南方却一直以稻当家，至今未变。
3.从耜耕到犁耕
先秦农业的耕作风俗，经历了一个从耜耕到犁耕的发展过程。
战国之前，由于先秦农业发展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农具还比较原始，所以，从夏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韩非子·五蠹》。开始，直到周代，耒、耜一直是农耕启土的主要农具，如：《周礼·考工记》云：“车人为耒”，“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诗经·周颂·良耜》云：“畟畟良耜”。上海博物馆还藏有一件西周的青铜耒。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所以《淮南子·汜论训》有：“古者剡耜而耕”之说。这种“耜而耕”的方式就是人工耕地，简称“耜耕。”
这种人工耕地的风俗劳动效率较低，“一人跖耒而耕，不过十亩《准南子·主术》。”形成“井田制”，采取集体劳动的方式进行耕作。商代甲骨文中称这种集体劳动方式为“田”《续》2、28、5，即“协田”。周代则为耦耕，《周礼·考工记》云：“二耜为耦”，《诗经·周颂·噫嘻》描写这种集体耦耕的劳动场面云：“噫嘻成王，既昭嘉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和，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至春秋，仍普遍使用耒、耜进行耦耕。《左传》昭公十六年云：“庸次比耦”；《国语·吴语》云：“譬如农夫作耦”；《论语·微子》云：“长沮、桀溺耦而耕”，屡见不鲜。
战国之时，由于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耒、耜逐渐发展演变为犁。这个过程大致是这样的：耒的前端最初是一段木棒，柄前曲分三段渐次弯曲，柄的前端有一段短木突出；踩之可以使耒头入土，炳的末端有一段横木，与柄与T字形，用以执手，待耒头入土后，以乎按此横木，便可启土。后来发展成歧头二齿，进而演变为一块尖锐扁平的木板，有扁方銎长体式、扁方銎宽体式、椭圆銎长体式，椭圆銎宽体式等形制，俗称为“耜”。战国之时耜由木制改为局部用铁后，即用铁皮包耜头，耜便演变成了犁杖和铧头，俗称犁铧，简称犁。
与犁的出现相应，春秋末已出现的牛耕在战国普遍发展起来，因而原来用于宇庙祭祀的牛则普遍用于耕地了，《国语·晋语》即云：“范、中行氏……会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孟轲同许行弟子陈相的一段对话：孟轲问：“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陈相答：“然”。《管子·轻重乙篇》亦云“请以什伍农夫，赋耜铁”。可见战国之时“铁”和“耕”、耜都已联系在一起了。耜耕之俗已演变成犁耕之俗。
4.从游耕到井田
先秦农俗在耕作上经历了从游耕到井田的发展过程。
夏、商刚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的时候，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对他们还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实行的是在一定的地方连续耕种二三年，然后撩荒，到另一个地方地耕种，二三年后再返还原处，或另找一个新的地方进行耕种。这样不断地撩荒，谓之游耕。
由于游耕耕作方式的决定性影响，夏、商两代的都城曾多次迁徒。夏都初在大夏，后太康居斟寻（今河南巩县西南），后相即位，居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后帝杼居原（今河南济源西北），再自原迁于老后（今河南开封东北）以上均参阅《竹书纪年》。所以《逸周书·度邑解》云：‘自洛延于伊，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可见夏代起码在帝杼以前是在河南治黄河两岸地区进行游耕的。商代游耕的历史更加长久，张衡在《西京赋》中曾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在此所谓“前八”是指商汤建国前自契至汤14世八迁都城，据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一文考证八迁的地点是：蕃、砥石、商、商丘、相土之东都、殷、毫《观堂集林》卷十二。；所谓“后五”是指汤至盘庚20世五迁都城，据《竹书纪年》的记载：仲丁自毫迁于嚣（今河南荥阳县敫山），河甲自嚣迁于相（今河南豫西一带），祖乙迁于庇（今河北邢台），南庚自庇迁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自奄迁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五迁地望参阅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362页。商代在盘庚前迁徒如此濒繁，尤其是在成汤以前的八迁大多与游耕的耕作方式有关，所以甲骨文中有“己已王卜，贞口岁商受年，王卜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年，北土受年”《殷契粹编》901。；卜问耕地，实行另换耕地的卜辞。
先秦撩荒游耕的风俗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而逐渐稳定下来，发展成为体的井田风俗。
休耕，菑、新、畲的耕作方式，畲是种年年的不易之地；新是三年中种二年，体耕一年的“一易之地”；菑是三年中种一年，休耕二年的“再易之地”以上所引均见《周礼·地官·大司徒》。故《周易·无妄·六二》云：“不耕，不菑畲，则利有攸往。”《尚书·梓材》亦云：“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诗经·采芑》云：“薄言采芑，于纳新田，于此菑田。”就是《周礼·地官》中《大司徒》和《遂人》所述两官的职责也是把菑、新、畲作为农事中的习惯来讲的。
撩荒之俗遂变为休耕之俗，从而形成先秦独具特色的耕作方式——井田风俗。
夏代大约到少康时已有井田。《世本作篇》云：“伯益作井”在洛阳矬李和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井《洛阳矬李遗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河南偃师灰嘴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10期。这就为夏代灌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从而促使耕作方式逐渐发生的根本的变化，形成了外有封疆，内有阡陌的井田。《夏小正》云：正月“农率均田”。即每年正月春前重新分配一次土地，以确定“经界”《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腾文公上》云：“夏后氏五十而贡”。都说明井田在夏代已逐渐成为主要的耕作方式，所以《左传》哀公元年所记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才比较具体地记载了夏代的井田风俗。
商代在成汤建国以后，井田也逐渐成为商人主要的耕作方式，甲骨文中有不少记载，如“己已，王则（锄）囗”；“王令多囗”；“王令囗陇”《殷契粹编》1221、1222、1544。等卜辞都说明商代已形成方块状的井田，其“田”字作囗；囗、囗等形，正是井田的象形。故《孟子·滕文公上》云：“殷人七十而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