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在华中的迁徙和发展，孕育出以湖北人、湖南人（不包括客家人）、江西人为典型的华中汉民族族群。湖北人的居民构成格局基本形成于明代，真正族群形成于清初；现代意义上的湖南人基本形成于宋代，定型于明清；而江西人则雏形于汉魏六朝时期，定型于唐末五代，发展于宋代以降。
4.汉族向东北的迁徙与发展
明代汉族入迁东北属军事戌守所引发的军籍移民，军人与其家属为移民的主体，戍守和屯垦为移民的主要形式。汉族的入迁主要有两种：
一为政府派驻东北的明驻屯军。以辽东卫所为例。据曹树基先生研究，洪武年间辽东设23个军卫，平均每卫5所，共有115所。若依每千户1120人，每卫5600人而计，则洪武年间的辽东卫所应有近13万兵员，合家属约有39万人。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271—274页。又据赵忠文先生估计，其中从内地迁徙到辽东的军籍人口约5万人，大部分是原山东诸卫的军人。按常理推算，每位军士应服役30至40年，在明代277年统治中，须更换七至八届军士。这样，明朝从中原来辽东的汉军人应有35万至45万人，至少不少于30万人。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280页。
二为流谪至东北的汉族罪犯。明法森严，动辄触法谪戍。宣德年间人称“辽东军士，多以罪戍”。 《明宣宗实录》卷一O七。据曹树基先生研究，“洪武年间辽东地区迁入的谪戍犯人约为2万人，恐怕也不是一个过高的估计”，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280页。且多为汉人，并在当地不断繁衍，发展。
此外，明代流放到东北的汉人也有少数为黎民百姓和政府官吏。
戍边的汉人在与当地土著及其他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和认同中，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给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快步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
汉族向东北的迁徙和发展，孕育出了今天以沈阳人、大连人、长春人、哈尔滨人为典型的东北汉族族群。沈阳人形成于清康熙年间，咸丰元年现代沈阳人基础已奠定；大连人很可能是清代以降山东人与满清后代涵化而成；清光绪十四年，长春改厅称府，标志长春人形成；哈尔滨人的形成始于清光绪年间，至1932年哈尔滨市设立标志哈尔滨人形成。 参阅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汉族在西北的迁徙与发展
据曹树基先生研究，明代汉族在西北边疆的迁徙主要有陕西都司的屯田和移民及行都司的屯田和移民。其中陕西都司的屯田和移民包括宁夏诸卫、绥德卫、洮州卫和岷州卫等。
宁夏诸卫主要从中原及江南调发军民移居宁夏，移民多为吴越人。“宁夏之兵，至二万三千，而骑兵精勇者，仅六千人。”倪岳：《屯御疏》，《明经世文编》卷六九。据史推算，当时宁夏有军人23万人，带家属共计6。9万人。这些军民都是移民。绥德卫“今军士有客居、土著之名”，《明史兵志三》，《明史·余子俊传》 有许多官兵从当地土著中征集。但据史估计则当地的军籍移民可能有3。3万人左右。洮州卫和岷州卫共有兵力约1。7万人（包括驻于临洮府的河州卫），合家属则约为5万人口。带管民籍人口若以20%计，则有3万人左右。
陕西行都司所辖有十二卫四所，军卫人口除当地征募的土著以及故元降附的士卒外，随军征战的明朝士兵占很大比重。若按标准配置应有军人7万左右。如以土著军人占一半计，则作为移民的军人为3。5万，合家属共约10万人口。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290—302页。
洪武大移民虽出自明政府犬牙相制的政治目的，然客观上汉族的迁徙给西北的开发插上了先进技术和文化的翅膀，对促成汉族与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和认同，推动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西北汉族也获得了滚动式的发展。
汉族在西北的迁徙和发展孕育了以关中西安人、陕北人、秦州天水人、河西人、河湟人、兰州人为代表的西北汉民族族群。关中西安人最先发祥于西周，发展于秦汉隋唐；陕北人形成于秦，形成和发展则较之滞后了几百年；秦州天水人亦形成于西周，与关中同步；河西人在西汉王朝开发经营河西，置县设防、屯垦中孕育而成；在河西开发的同时，中原地区大批汉族移居河湟，经过与土著居民的互动和涵化，河湟人在此基础上形成；而兰州人的发展形成则与河西、河湟人同步。
6.汉族向西南的迁徙和发展
西南汉族发展之源有三：一是外地汉族移民的大量移徙；二为滇黔原有汉族自身的生息繁衍；三即当地少数民族土著族群与汉族的不断互动和认同乃至最终融合。并体现在巴蜀和滇黔两地汉族的发展。而两地汉族的发展则源自四川都司、云南都司和贵州都司的屯田与移民。
据曹树基先生研究，明代政府在四川地区设立四川都司和行都司二司。四川都司又下设松潘、泸州等卫，而“松潘地区由明初的民州与军卫共存，发展到后来的民州与军民合一，到明代中期则变成纯粹的军卫之地”。 泸州卫是“洪武初，调陕西长安卫军征云南回，驻守泸州” 《蜀中广记》卷三六。而成。四川行都司管辖5卫8所四个长官司，以标准兵力配置计算，共有3。1万人，其中有约1。6万为来自异地的移民。
明又在云南设云南都司，辖“有汉族军士及家属组成的大批卫所” 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 。若按标准计算，洪武二十六年云南有16卫3御8所，合计106个千户所，共有士卒12万人，与家属合计达36万人口。若将由卫所带管的州县人口合计在内，则属于军籍系统的人口愈45万人。其中包括驿站定居的一部分军籍移民，谪戍的罪犯以及一批由商屯引发的移民。
此外，明政府还在贵州设贵州都司，有127所（除川内6所、滇内1所），其民籍人口的迁入也与军卫有关，即商屯所引起的人口流入。以标准兵力计算，应有14。2万士卒，与家属合计有42万人口，因目前尚未发现卫所士卒由土人充当的情况，估计他们极有可能都是外来的移民。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303—316页。
汉族向西南的迁徙和发展孕育了以四川人、云南人、贵州人和屯堡人为典型的西南汉民族族群。四川人以巴人和蜀人为渊源，早期的四川人形成于汉初，至明清经两次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植入，现代意义上的四川人族群以湖广移民后裔为主终于酿成；云南人族群的形成始于先秦的庄硚入滇，成于明清移民汉族的大量涌入；贵州人形成标志于明代永乐年间贵州布政使司的设立，距今约600多年；明初“征南”屯军，加之此后“填南”和其他汉族移民的徙入，至明清时期屯堡人（民称老汉人）酝酿而成。 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第1157—1194页。
总之，华北（中原）、华南、华中、华东、东北、西北、西南六大人文特征各异的汉族族群的迁徙和发展亦无一例外地在历史的投影中展现出频繁迁徙中互动的宏大图景，从而各自为汉族发展的外显形式描上了浓重的一笔。
此外，李济先生在研究姓氏来源的基础上通过对我群（指汉族族群）张、陈、朱、胡、郭、李、刘、吴、王、杨10大姓氏族群在前772年至1644年间的来源、地望和移徙情况，动态地显示了族群迁徙中的互动、认同和发展因素。 参阅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中国民族的形成》第四章《我群的演进：在研究姓氏来源的基础上对我群构成变化的评价》第177—26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据李济先生研究，在1644年以前，匈奴人、通古斯人和羌人的血液可能已在中国南方人的血管中流了好几个世纪了。“自公元之初起，通过吸收骑马、喝牛奶、吃生肉的匈奴人，牧放牦牛的羌人，养猪的通古斯人和套马的蒙古人，现代中国人得以扩大。与此同时，在我群扩展到长江以南的过程中，他们还吸收并整合了纹身的掸语民族，行大葬的藏缅语民族和住干栏的孟—高棉民族。” 参阅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中国民族的形成》第八章《现代中国人的整合》第313页。
汉民族在迁徙中互动和发展在考古学上也有反映。如反映早期汉族祖先移徙的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有熊氏、有蟜氏及华胥氏等）的前仰韶及仰韶文化，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出的主要遗址就有173处，分布多在黄河、泾渭河、汉水、长江等10多个流域，范围以豫西关中晋南为中心，跨十多个省份。 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考古文化反映南北民族迁徙稍晚。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典型遗址集中分布在江汉平原中部，西北方向的汉水、丹江流域亦在其范围内，与苗蛮所居屯一致，时间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与尧舜禹年代相当，当为苗蛮文化。 石兴邦，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这个文化系统的范围，包括黄河和长江中游的中原地区和江汉地区以及附近的洞庭湖和鄱阳湖周围地区，其出土文物反映了该地区是历史上南北文化迁徙、互动、认同乃至最终交融的中心。
历史的车轮不断倾轧而进，波澜壮阔的族群迁徙和互动的历史剧从传说时代有熊氏、有蟜氏和华胥氏族的地域内徙为序曲，至公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基本落下帷幕。 杨东晨：《论我国民族迁徙与融合概况及其历史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六期。纵观汉民族雪球的滚动发展史，其辗转经过此起彼伏的民族迁徙和互动浪潮的推动，在历史的不断磨合中，最终于民族大融合之炉中铸成。在二千多年的历史沧桑中，她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的大分裂、大动荡、大迁徙和大互动大认同，一方面是汉族的大批南迁（以及边卫迁戍屯徙），另一方面又是北方和东北的少数民族族群入主中原，在这个民族大熔炉中无一例外地被汉化。因此汉族发展的外显形式始终表现为族群频繁迁徙和互动。族群频繁迁徙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族群进一步互动和认同的先声，是汉民族雪球继续滚动式发展壮大的首要篇章。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民族同化潮流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掌权者推行汉化政策愈积极，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炭火燃烧得愈旺，汉族这个由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发展，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