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我被抓走了。来了两个街道妇女，陪着一个民警。“太太”这点倒说对了：大陆的警察制度即使在“革命”的大混乱中也相当严密。抓我的理由就是我刚被劳改队释放居然敢“窜入”伟大首都北京，必须将我“立即遣返”。“连你的老妈都要清除出去呢！”一个精瘦精瘦的街道妇女横眉立目地说，“你怎么配跟咱们毛主席住在一个城市里！”我母亲却很平静，她说，“你回去吧，安排好住的地方我随后就来。其实我很喜欢住在农村。”
她从来没有去过农村，但是我知道不论她住在哪里，哪里必定就会很“豪华”。
前不久，我陪一位刚从国内来的年轻作家参观罗浮宫。他出身平民，共产党员，当过工农兵大学生。我们参观完了，走到贝聿铭设计的小金字塔广场，这时巴黎的细雨滴在我们的肩上，他抬头望了一下灰色的天空，蓦然感慨地说：
“全部罗浮宫给我的启发是：没有贵族就没有艺术。我指的是广义的贵族，真正的贵族。一个产生不了精神贵族的国家是可悲的！”
我说：
“对了！”
你到那个地方去，可以说是乔的那句话使你最后下定了决心。
乔说：“你放心，她们害怕染上传染病，就像你们作家害怕丧失想象力一样。”
你忍不住大笑了。你说这是你们见面以来他说的唯一一句具有文采的妙语，其余的都俗不可耐。作家与妓女之间至少有这一点相同：一方面受着生活的折磨一方面又要强作笑颜，都是可怜虫。
这之前，乔把车停在五十九街的街口。
乔问你考虑好了没有，如果要留下，你不用出面，找个律师就代办了一切。“按照美国法律，申请政治避难要提出你回国后会受到政治迫害的证明。这个证明是现成的，就是美国那家通讯社从北京发的消息。我认识一个美国律师，他住在中央公园附近。正好，白天还找不着他，现在去他家一定能找着。他是我的好朋友，连预约都不用。如果你不准备留下，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散散心。跟老太太呆了一个下午，呆得人心烦。”现在正是纽约最热闹的时辰，倾城的汽车都出动了，在所有的街道上疯跑，仿佛纽约人都没有家，一生都在奔驰的汽车中流浪。四面八方被缭绕的白灯绿灯红灯所包围，而天上没有月亮。纽约人不看月亮，所以纽约的自杀率特别高。
乔把住方向盘。“是向前，去中央公园？还是向南，去曼哈顿？”
这时，横街上最后几辆汽车在红灯前拼命地向前赶，你仿佛看到了你放过的那群羊正在跳过沟坎。绿灯亮了，你突然嘶哑地叫喊：
“去曼哈顿！去曼哈顿！”
接着，你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乔用他的港台国语说：“你的笑怪兮兮的，好怕人！”
你随着乔走上楼梯，一扇紧闭的雕花门前站着两个彪形大汉，一个黑人，一个白人。四只眼用一种怪鸟的眼神打量着你们。乔满不在乎地按了一下门铃。两秒钟也不到，门锁卡嗒一声自动开了。这真简单，连“芝麻开门”也不用说。你们一前一后地进了门，你一下子掉进了黑暗。
乔扶着你的胳膊摸到一张柜台前面。这时你看清了柜台后幽暗的灯光中有一个端庄的东方女人。乔说：“你随便报个英文名字。David(大卫)？Scott(史考特)？甚至你叫Chimpanzee(猩猩)也可以。”
你在黑暗中稍稍镇静下来，抱着一种上杀场的决心。你忽然想起美国有一个州去检查艾滋病的人有许多自报家门竟是他们的总统，于是你用英语脱口而出：
“我叫罗纳德·里根。”
那个东方女人够老的了，老得完全丧失了幽默感。她毫不动容而又郑重其事地在一本大簿子上写下了你报的名字。你想，在这本大簿子上还可能有温斯顿·丘吉尔和尼·谢·赫鲁晓夫吧。在乔付钱的时候，你从安置在墙角的电视屏幕上看见那两个彪形大汉还站在门外：他们不是嫖客，而是保镖，蓦然你同时有了安全感和不安全感，一时你的胃有一点痉挛。
乔拉开厚重的帷帘。原来，一间灯光暧昧的小厅里坐着躺着站着十来个半裸的女人。乔问你，是先喝点什么还是马上开始。你说这恐怕不是个喝茶的好地方。“那么，你就挑一个吧，”乔向她们睃巡着。你说：
“就是她吧！”
你没有选择。你已经决定由命运来安排，或者说你已经把自己交付给东方人所说的“缘分”来决定由哪个女人来陪伴你度过这奇特的一夜。你一指就指着她，这个绿色比基尼的女人，只不过是因为你进入客厅时一眼就看见了她的大眼睛向你投来的一瞥。
她毫不迟疑地站起身欣然向你走来。这时你才发现她身材过于矮小。一只刚离开窝窠的小鸟扇动着软弱的翅膀。小鸟朝你一笑。小鸟居然有一只虎牙并且笑得很老练。
乔用疑问的眼光看看你。“你还可以挑嘛，”他说，“你看那个穿白色睡袍的是不是好一点？”
你一笑，你的笑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味道。这时，你隐隐约约地揣摸到你的此行并不完全在于求色，还有你为了此生有此行而此行的意思在内。
“就是她吧。”你又一遍说。
小鸟牵着你的手。小鸟的手骨节粗大。“这是一双劳动人民的手”，你脑子里突然冒出了大陆小说中常见的一个句子。她领着你到更衣室，熟练地将你的衣裳一件件剥下，熟练得近于你宰羊的技巧。你低下头，你想看看她的面部特色。她的皮肤微黑，除了黑色的大眼睛外，她还有个饱满的额头和丰润阔大的嘴巴。她的神情专注；她忠于她的职业。她不是朝鲜人，而是菲律宾人或泰国人，你想。
你第一次让女人给你洗澡。当然这一夜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生平第一次。你用你的幽默、用你的从容，用你从你母亲那里学来的出入欧洲上等社会的仪态来掩盖你内心的慌乱。你赤身裸体地面对着一个赤身裸体的陌生女人。对了，重点在于她完全是个陌生人！你任凭她用馨香的皂液拭擦你的全身。温水抽打着你，但你从小鸟的手上却没有感觉到一丝温情。你只感觉到她完全把你当作一个物件。你想，在你还没有把她当作一个物件之前，她已经把你当作一个物件了。她特别仔细地‘拭擦着你那个部位，除了皂液之外似乎还加了些什么别的溶液。那种仔细，就像一个讲究卫生的上等女人在下等餐馆就餐之前反复地拭擦着筷子。
你有点觉得自己很蠢。在这里，你所有的调情机智都无用武之地。
接着，小鸟用一幅大毛巾将你湿漉漉的身体擦干。这时你稍微感觉到了一点毛巾的柔软。毛巾竟比她的手还柔软。是这种优质的毛巾打动了你而不是她打动了你。她又把你领到一个小门前，拉开门，抽下你身上的毛巾，将你塞了进去。这是一间蒸气浴室。乔已经坐在里面了，像一只栖息在架子上的鸡，但又赤身裸体，大汗淋漓。你们傻里傻气地相对而坐。斗室里充填着滚烫的蒸气，而并不把人熏得难受。为了减少一点难堪，总得找点话来说，于是你问他，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乔咕哝了一句英语，说，要译成中文，应该叫“东方佳丽”。“这里都是亚洲女人，而且只接待黄种人。在全世界都被艾滋病搞得惊慌不安的时候，黄种人倒好像表现了特殊的人种优越性。”
“这是金妮待的地方吗？”
“金妮？哪一个金妮？哦，你说的是那个高丽女人。不是。”“你好像已经把她忘了。”
“可不是。我只记生意上来往客户的名字，从来不记女人的名字。要一个一个把她们都记在脑子里，那还得了！哎，你别忘了给静慧挂个长途电话去。她昨天来了电话，很惦记你呢，叫你别害怕，别慌，大不了留在美国，不回去。”
“好的，我明天一早就挂。我说，你应该回旧金山看看静慧。她一个人住在那里，很寂寞的。”
“你不知道，静慧这种女人甜得发腻。我和她住在一起就发觉自己变懒了。这种女人，对你倒挺合适。”
“难道我是个懒汉？”
“嗯。作家都是懒虫。你们的作品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的。”
“乔。”
“嗯？”
“事情完了以后，你开车回去吧，我自己坐地铁回去。”“为什么？”
“不为什么。”
“‘同志”最后一班地铁早过去了！”
“那我就叫TAXI。”
“何必呢？一起回去不好吗？”
“不。我们等太阳升起以后再见面吧。我要一个人好好想一想。”
“随你！你们这些大陆‘同志’的脑袋总是怪兮兮的！”小鸟又一次把你全身淋漓的汗水擦干，搂着你走到一个小房间。睡榻旁边有一盏仿古的油灯，使这间房完全像一个洞穴。“请你等一等，我自己去洗一下，可以吗？”小鸟用英语问你。
“当然可以。”你看着小鸟翩然离去。她留下一笑，但在暗淡的灯光中那一笑只有个笑的影子。
你在睡榻上安然躺下。睡榻旁的小柜上有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再没有别的东西。你信手拆开烟抽出一支点燃。“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在此时此地，你脑子里竟然会跳出这样一句毛主席的教导。那是在一九六。年，你饿得病得快要去停尸房之前反复背诵熟了的。现在你就用这样一句语录来使自己镇静。而当你发觉到这句语录用在此时此地是那么不合适的同时，你苦笑了，因为你感觉到你好像已经被枪毙掉了。
你知道你在开始反叛，你要努力挣脱三十多年来给你施加的影响和教育，但你无力，你只能用堕落来表现超越。用堕落来表现你的抗议。因为一切美好的词句，那些高尚的诱人的语言，都被批判者所垄断。你要越出批判者的规范只有坠到泥坑当中去。没有别的出路，因为你意识中所有的出路也都在那种规范之内。而你的这次举动，也恰恰向你自己和批判者证明，对你的批判完全正确！
三年以后，在巴黎，你和一位中国现代派女诗人及她的丈夫在塞纳河边漫步。你谈了你这次嫖妓的心理。女诗人激动地说：
“我能理解你。我们不是被多少年钳制我们的混乱的道德体系所挽救，是被它所折磨。我甚至这样想：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大的修道院，只有中国变成一个大妓院时，中国才能进步！”你惊愕地瞥了她一眼，而你又无言以对。她那英俊的丈夫在一旁用眼睛赞赏着她。这时，一群美国游客在游船上嬉闹，游船通过法兰西学士院前古老的桥，他们欢快地向你们大声喊叫：“哈罗！哈罗！日本人……”
十分钟后，小鸟又翩然而至。她用一幅大白毛巾围着她滚圆的胴体。你怎么也要想些话来说，为了做爱而做爱，把做爱仅仅限于动作，这不是你的习惯。在做爱上你是个抒情诗人，于是你问：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露西。”
你想这个“露西”和你的“罗纳德”大约是一样的。“能问你多大岁数吗？”
“二十岁。”说着，她来到睡榻前，揭开你的毛巾被。“你是从哪儿来的？”
“越南。”
“哦，越南。”你展开一丝宿命的微笑，“那么说，是‘同志加兄弟’了。”
“什么？”
她居然不懂这一句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表示对越南人民情谊的成语！那时，即使在劳改队，一提起“越南”，每个劳改犯人的意识都会马上进入“胡志明小道”；那时，全中国亿万人可看的翻译文学作品仅仅是一本越南的《南方来信》；那时，连中国的劳改犯都有义务“支援越南抗美战争”。越南！越南！那时你怎能想到数以百万计的越南人会从刚获得解放的土地上向外逃亡，这样一只小鸟会扇动着她软弱的小翅膀飞越太平洋？现在，你们两人都逃到了这个名叫“东方佳丽”的洞窟里，这难道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能给你们容身的地方？
“没什么，”你有点失望。“你来美国多长时间了？”
“六个月，”她说，同时用手掌示意你翻过身去。她开始按摩你的肩膀。“我会让你舒服的。”她说。
“我相信。”你哼哼道。
“同志加兄弟”，两个人在曾经是敌人的国土上用第三国语言交谈。在许多美国人至今还没有从“越南战争”的心理创伤中摆脱时候，你们却已经在美国准备舒舒服服地做爱了。看来，东方人的心理才是真正不可摧毁的。想到这里，你又微笑了。
她两腿分开骑在你背上。她“一双劳动人民的手”当真很有力。但在正规的按摩动作之后，她就用她的舌头代替手。你感觉到她的舌头在你的耳朵、你的背脊上游动，像一条温暖的蛇。你开始有了情欲。你俯卧在睡榻上，你返手顺着她的大腿摸上去，发现在应该湿润的地方却仍然很干燥，干燥得像挂在商店橱窗里的两片金华火腿。
你感到扫兴。你一定要翻过身来，直视她的眼睛。她茫然地看着你，不知你要干什么。你要加强做爱前的抒情性，你说：“你很像我的一个女朋友。”虽然你并没有从她的眼睛里、从她的脸上找到你任何一位女友的影子。
“是吗？那很好。”
你感到她的语气和她面孔的表情都是平板的。在她有力的手下，抵制了你的抒情性。你越来越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物件。一会儿，她俯下头，又要动用她的舌头。你闭起了眼睛。正在这时，“砰！”你听见了一声枪声。
你听到了一声枪声，在你大脑的记忆深处炸裂。紧接着，一朵朵石竹花在你眼前开放，开放得无比鲜艳。
子弹没有射出来，但枪声却已经追上了你！
于是你紧张得开始出汗，马上大汗淋漓。你听到了你的喘息声、她的喘息声。你知道你的喘息并不是出自快感，而她的喘息却是因为她正在努力想把你的快感调动起来。那是她的职业。似乎你的全身都被她的嘴所裹抱，你已经溶化于她的口中。但是这更增强了你的急躁。当你的汗变冷的那一刹那，你便清醒地意识到你再没有能力与她做爱了。
在你与别的女人做爱时那枪声都是响在做爱之后而唯独在这种场合与这种女人做爱那枪声却响在做爱之前。
这当然不是赛场上命令起跑的枪声而是一声警告！
你快怏地与她分别。她又穿上她绿色的比基尼，侍候你一件一件地穿好衣裳。你看见她的大眼睛里始终茫然不解，同时还有某种期待，不过并没有讪笑的意思在内。你能不能与她做爱，愿意不愿意与她做爱，对她来说都无所谓。在穿衣裳时，你才知道衣柜的钥匙一直都在她手中。在她离开你的十分钟内，她大概打开过衣柜翻看了你皮箧中的护照，她至少已经知道了你是一个中国人。
于是，超出了乔告诉你的数字，你慷慨地从皮箧中抽出了一张一百美元的票，塞在她的乳罩里。
她的面孔立刻向你展开真挚的微笑。
“欢迎你再来！”她说。
她把嘴唇伸过来与你吻别。你说：
“我会来的，再见！”
外面，纽约的夜空酝酿着新鲜的雪，而风从高楼顶上跌落下来，摔成了满街肮脏的废报纸。你仰望苍天，用中国话大声地喊了一句：
“完了！”
你没有来巴黎，却每隔几天便给我挂长途。我们俩的声音在大西洋底下来来往往。开始时我还感到很有趣，但不久你的长途电话就成了我的负担。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来电话，我得经常把注意力放在电话机上。你有时在中午来电话，有时又在半夜我睡得正香时电话铃像警报一样响了起来。你说你算不清纽约和巴黎之间的误差，但哪有糊涂得会算错十二小时的脑袋？所以我却以为你是在暗暗地监视我，要我不论什么时候都呆在屋里。
这实在让我厌烦。我实在让人监视够了！
如果不是我喜欢这间房子，我早就搬走了。我真想把一间空房子留给你，让它来守候你的电话铃。
我住的这间房我最喜欢的是它的玫瑰花。她静静地爬在外面墙上。每天早晨我打开窗户便看见她，宛如一位永远守时的女友。黄昏，当我要关窗户的时候，她已经悄悄地进到了房里来。我必须轻轻地将她推出去，才能把窗户关上。有的夜晚我很不忍心，我让她留在屋内，然而我却因此患了感冒。
现在，这本书写完了。我才想到也许正是因为你那不准时的电话和那一朵殷勤的巴黎玫瑰，我才能按时写完它。如果没有电话和玫瑰花，我恐怕会整天和纳塔丽在法国到处乱逛了。有一次你在电话里说，我在和你交往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说过“我爱你”，即使在做爱时我也不说。你说我对于“爱”字爱得近于吝啬。是的，我不习惯把“爱”老挂在嘴上，并且经验也教训了我，凡是我爱得深的东西都会返过来将我折磨。何必呢？
那一天你匆匆从南美赶回纽约，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在乔的寓所里，在那黄豆粉味或是你说的那种什么花的气味中讨论我回不回国的问题。你要我留下，你说有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又要搞一场政治运动；你讥笑我“老式的爱国主义”。你的确和大多数有中国血统的人不同，你是对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搞的崭新的政治运作深深地绝望了(奇怪的是那种政治运作对你倒相当客气)。你说你去大陆时问人从事什么职业，那人竟说他是“搞文学”的。文学是“搞”的？可见中国的文学永远不会有希望！你还鄙夷地说连大陆“女生”的乳房都是“荷包蛋型”的，一点性感也没有！
只在你说了这句颇具形象的话后我才笑了起来。
你叫我怎么说呢？
我只有也形象地告诉你。我叫你看我的脑袋上有没有血窟窿。你搂着它说，没有，它还是一个完整的好脑袋。我说，对了！我总觉得我还欠着那些人一个血窟窿，而他们也欠着我一颗子弹。只有那些人和我结清了这笔债，我才能心安。
其实，我当时还没有告诉你这件事，我想你看了这本书以后你一定能明白。如果我当时告诉你我去过“东方佳丽”，你肯定马上会把我骂得狗血喷头。可是，你不知道，我去了也有去了的好处。从“东方佳丽”出来，我才知道我既丧失了堕落的能力，也丧失了进入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能力。原因就是那颗子弹早就射进了我的大脑，一直埋伏在我的脑海深处。
所以，当我看到外面有一个枪口对准我的时候我就会怕得发抖。外面的枪和里面的子弹有着血缘的感应。只要枪口一对准我我脑中的子弹就会爆炸，不论那枪的扳机抠动了没有。而那枪口也总能找得到它瞄准的方向，不论我躲在什么地方避难。这二者的感应就像一道栏栅，使我终生也不能创造出什么丰功伟业，却也使我永远做不出什么劣迹。
我之告诉你这些话是我的确把你当作了我的母亲。不只是你身上的气味，还有，每次上街或上床，你都要我走在或睡在你左边，靠着你心脏的部位。后来我知道了，那正是婴儿在母亲怀中所习惯的地方。你把我放在这个位置，难道不是你也把你自己当作我的母亲了吗？所以，尽管我们俩之间“缺乏共同的语言”(譬如，在做爱时你总说你“难受”，一时搞得我心慌意乱，以为你真的“难受”，而你却笑话我，说我是傻瓜。“‘难受’就是‘好受’！”你说。这对反义词居然可以相互替换，我真不懂)，但我还是愿意向你坦白。
那天，你和我上机场。我避开了其他的人，只有你一个人送我。在入口处我最后向你的眼睛看了一眼。我看见了一团绝望，好像你是向一具遗体告别。今天，你我知道了那不过是一场虚惊，而若干年后，我们更知道，虚惊连着虚惊，年年不断。因为那颗子弹一直在我大脑里，所以我年年会怕得发抖。不同的是，到后来，由于那枪声总没有变化，反而渐渐成了一支听腻了的歌曲，所以我既会怕得发抖，同时也会兴奋得发抖。我想我的灵魂总算没有投错地方，只有这个国家能恩赐给我这么多挑战，使我终生具有活力，直到我自己愿意去死。
如果我的灵魂投生在瑞士或冰岛，我这样一个悲观的现实主义者因为干什么事都提不起劲肯定会得肥胖症，现在我哪能得到你的欢心？你曾说，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有如此标准身材的不多。是的，当时我心里想，要想保持标准的身材只有两条：一是青年时受饥饿，一是中年时受恐吓。
在机场，你踮起脚尖与我吻别。你最后说的是什么？你说：“祝你找到你灵魂的碎片！”
当然，以后我们仍然在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幽会。允许我出国便是那杆枪还没有击毙我的证明。我们的幸运是在这个谣言满天飞的世界我们的恋情居然一直没有被人发现。但是，后来幽会以后的告别总没有这次你与我告别时的祝词那么使我激动。
我一进入中国民航波音747的机舱就开始四处寻找。哪怕中国的空中小姐给我一个欢迎的微笑呢！
这一年的阴历正月十五，我躲在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写完了这部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最后一个字。我住在我过去一个情人的家中。她曾在我早先写的一部小说里担任过女主角。那次她离开我(或说是我离开她)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她一共嫁过三个男人，生了六个孩子。如今，孩子都长大成人，最小的男孩子也已经在一家乡办企业里当工人。家中再没有别人了，她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我坐在炕上，土炕烧得恰到好处。我盘着腿，面前摆着一张小炕桌，小炕桌上摊着这本稿子。这个小山村不通电；五里路之外有一部不能和任何人通话的电话机。她原先为我准备了一盏油灯，而那油灯总使我联想到“东方佳丽”的洞穴，所以我让她换掉。她说：“那么就点蜡吧。”我说：“好的。”于是她每晚都为我点燃三支蜡烛。
今天，她悄悄地进来将我吃完晚饭的碗收走。晚上她做的是揪面片，放了许多羊肉。收碗的时候她说：“我记得你爱吃羊杂碎。我弄了一副羊杂碎来，明天做给你吃。”我说：“好的。”于是，她出去洗涤羊杂碎了。我听见外面一间屋子里水哗哗地在响。
我把头埋在我的稿子上。我一点一点地在把心寻找。
村里有狗在叫，断断续续地，叫得很无聊。一会儿，从远处传来拖拉机的隆隆声，越来越近。接着，人们在村里喧闹起来，我想像到有许多人在向拖拉机的车斗上爬。白天，我听说村民们今夜要去县城玩社火。他们还提着灯吧？等人坐定以后，拖拉机又启动了，渐渐远去，越来越远，终归于沉寂。于是我又听见外屋里有水在细细地流。
蜡烛芯爆裂了一下。这是一种劣质的蜡烛，就是这个县自己生产的。
我抬起头，盯着烛芯仔细地看，那黄色的火焰不知怎么蓦然温暖了我，这时我想请求谁原谅，也想我对别人同样应该宽恕。
但是我想了半天仍然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和别人有什么错。别再谴责我吧！即便是将来枪手自动地或被迫地放下武器(我并不敢抱这样的希望)，我也会把一个血窟窿还回去。因为那颗子弹始终压迫着我一根脑神经。
外屋停止了响动。一会儿，她掀开棉门帘进来了。她侧身坐在炕沿上。她说：“不早了，睡吧。”
我说：“好的。”
她站起来，替我把炕铺好。炕上有一条羊毛毡子，还有一条狗皮褥子。她说：“我看你还是盖薄被吧，厚被太厚。”我说：“好的。”
她在炕边站了片刻，深情地看着我，问：“还要我陪你睡吗？”
我说：“要。”
于是，她慢慢地脱掉衣服。在烛光下，我看见她的乳房和肚皮都松垂了下来，并且有一层层皱折。她瞟了我一眼，带着歉意地笑道：
“你看，我都成了这副样子了，你还来找我干啥？”我说：“也许这就是我的爱国主义吧。”
她说：“啥？你说啥？”
她也不懂。
我说：“我没说什么，我是说我不找到你心里就不安。”她很快钻到被窝里去了。她把被子拉到她的下颌上，问：“你还写吗？”
我说：“我不写了。都写完了。”她说：“那么就睡吧。”我说：“让我再坐一会儿，想一想。”她说：“那就把蜡烛吹灭，别浪费了。”我说：“好的。”
一支、两支、三支，我依次吹灭蜡烛，高山上的月光顿时从窗外泻进来。
月光，又见到月光。
我盘腿坐在炕上，闭起眼睛。我陡然看见她在月光下非常美丽和年轻。
土牢情话
错，错，错！
——陆游《钗头凤》我震惊了！虽然我知道她没有死，但我仍然震惊了。我从那颗哀婉的黑痣上认出是她。
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来来往往的旅客，墙上的电钟，巨大的列车时刻表，白的灯、绿的灯、红的灯……一切的一切，全部化成调色板上那样斑驳的一片杂色。只有她，在朦胧模糊的背景之前站在我对面，那样清晰、鲜明。
“你好吧？”她朝我凄楚地微微一笑。我没听清她说的什么，只是从她嘴唇的颤动上看出她说的是这句话。
我的嘴唇也蠕动着，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又像害热病似地颤抖起来，就像十二年前那天晚上一样。
“结婚了吗？”我看见她眼里闪着泪光。
“没有。”我使劲控制住牙床，吐了这么一句。
“应该了……找一个……这么大岁数了。”她的音调柔和而平板，像一汪死水，没有一丝感情的波澜。“现在你有条件了……找一个，照顾自己……”
“不，我不想找了……”
我想要求她的宽恕，可是她却带着歉疚地对我一笑。我看出她是想笑得美一些，笑得像阳光那样灿烂，像她过去那样。但是，她的脸，她像已经失去了那样笑的机能。现在，她的笑像月光一样，是凄清的，衰弱的；又像是梦里的影子，轻轻一掠就过去了。
我这才注意到：她变了！她的脸干瘪黄瘦，额头、眼角、嘴边都出现了令人伤心的皱纹。一绺沾着汗的头发随便地搭在颊边；鼻孔的边沿上凝定着一滴清鼻涕，闪着刺目的光。现在的她，就像是失却了绚丽多彩的旧画，那上面只残存着一些模糊的美妙的线条了。
“你到哪里去？”她的呼吸是急促的，但却故作平静地问我。
“我……我送一个朋友，他刚上车。你……你到哪里去？”我也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对了，这有什么？不是有许许多多人都把悲痛埋藏在心底了吗？悲痛埋藏在心底，和尸体埋在土里一样，也会慢慢地消失。据说，它还会和尸体能使土壤肥沃一样，使心变得丰满。
“我……我们回家去。回老家去。”她突然笑出声来，但笑声却像是呻吟。我看见她毫无笑意的眸子里闪烁着精神病患者那样游移不定的目光，对我来说，还有一把打开那恐怖的记忆的钥匙，不，不能让她打开我那已经关闭了记忆的大门。那里有毁灭我自己的火。我往后退了一步。
蓦地，她的眼神严厉起来，并且掀起右上唇，露出白白大齿，向我身后狺狺地叫着：
“鬼！你到哪儿逛去了！鬼！你啥也不管！你……”
“嘿嘿……在车站对面的小馆，嘿嘿……”我身后响起含浑不清的回答，同时一股混合着白酒、大蒜和油腥的臭气喷在我颊上。
他！穿着一身半新的灰涤卡制服，一面摇摇欲倒地擦过我的身边，一面像安抚一匹受惊的马似的嘟嚷着。他已经醉醺醺的了，字眼像粘痰一样在舌底滚动。最后，一个趔趄跌坐在睡在长椅上的两个女孩的脚边。
“唔……发那么大火干啥？……瞧你，厉害的……”他倾斜着上身，手在口袋里摸索着，终于寻找出几粒葵花籽，低着头闷闷地嗑起来。
顿时，我心里升起一阵恶毒的快感。我挺了挺胸，鼻孔里威胁似的吭了一声。
“哦，是你……”他抬起头，但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惊讶或妒意，反而讨好地望着我。
“王富海，你还认得我吗？”我弯下腰，用基度山伯爵的神态问他。
“哪能忘呢？”他苦笑了一下，“你嘛，石在同志……”“你过得挺好吧？”我扬了一下眉毛。
“哪……你看，这不是，我们回老家了。我大哥给我在县商业局找了个差使……在农场有啥意思……以工代干，还得考试……你现在好了，知识分子，现在是你们的天下。嗯？不是吗？考是考不倒你们的……”
他也变了！我记得他至少比我小六岁。但衰老的迹象已经从他脖子上的青筋蜿蜒到他的颌部，耳朵四周挤满黧黑的皱褶。他的脸色晦暗，但又透露出酗酒的人那种常见的青白，再配上胸前斑斑点点的油迹，十足地表现出被生活所压倒的困顿和惯能随波逐流的无聊。这副形象，突然使我感到自己的心胸狭隘而卑劣。我悲哀了。时间真的是无情的，我们在它的磨盘里，仅仅十二年就被榨去了那么多生命的汁水。我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把话题转到另一个人身上。
“刘俊现在在哪里？他怎么样？”
“他好滑的。他早就活动调回老家去了。”他向我狡黠地笑笑，“他有办法，他是……他是那种有办法的人。他是……他总是当官。那小子！他是……他有当官的才……”他皱着眉，摆出一副说正经话的神情，但他翻来覆去仍是那几个词。
这时，她在旁边突然发出一阵阵痛苦的、被压抑住的呜咽。随即，她两手捂住脸，猛地转过身去，用尖厉的声音连连对我喊道：
“你回去，你回去吧！你回去……”
候车室里闹哄哄的。空气浑浊，还有股熏人的尿臭。她蓬松的头发，在廉价的尼龙巾下随着她的抽泣不停的颤动，肩胛突出、瘦削的肩膀(那原是滚圆的、丰腴的、结实的！)像门上的合叶一张一阖，而他却点起了根纸烟，用漠然的眼光观望着四周。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深切的忏悔？温存的安慰？多情的絮语？热烈的鼓励？虔诚的祝福？……这一切都是虚伪的，虚伪而多余！既然那真挚的爱情早已逝去。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连说“再见”都是虚伪的。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偶然相遇之后，今生今世是不会再见的了。往事，甚至比不上一具依照物质不灭定律而永不会消失的白骨，它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消失了，在世界上留不下一丁点儿痕迹。我转过身走了。到候车室门口，又回头望了望他们。她止住了抽泣，膝盖顶在长椅上，用半跪的姿势立着，对着墙上巨大的火车时刻表，就像在默默地祈祷；他仍像一堆灰布似的摞在长椅上，只有一缕青烟显示着他的生命。光波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此情此景，我是终生不会忘怀的。然而，这一切又逐渐逐渐模糊了，最后，全都溶化在一滴晶莹的泪水里。我冲出玻璃门。赶紧用手帕捂住嘴，免得哭出声来……
啊，她往日的细声碎语挠找着我的心，回忆的闸门终于被她打开了，尽管那里面有毁灭我的烈火。但是，我想，不毁灭过去，怎么能重新生活。所以，我要写，要写！要把过去的事写出来，为了她，为了我，为了有权利要求生活得好一些的人们。无神论者的上帝是人民。我——这样一个苟活下来的、软弱而浅薄的无神论者，要写出我的忏悔，写出我的祈祷，祈求上帝——人民保佑：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
……触及灵魂……
——摘自一九六八年报刊社论
刷、刷、刷…暴雨抽打着大地，也抽打着每个人的心。后墙皮上那一团渗过来的褐色的水迹在阴险地向四周洇开。我们都知道，只要这面土墙被雨水渗透，它马上就会自动坍下来。于是，这团水迹就成了一座指示我们生命终结的时钟，成了一片会吞噬人的魔影。
轰——！接着是一片哗哗的水浪拍打声。我们惊惧地面面相觑。这不知是那幢房子的墙倒塌了。倒墙一般是往外的，但我们头顶上是一块块水泥板，一块就有六百多斤。它们似乎马上就要压下来，把我们变成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我们十个“犯人”先是和钻出洞的耗子一样，在牢房里乱窜，但是不久，浑浊的洪水就从牢门下翻滚进来，耗子被淹得只剩下尖尖的鼻子和稀疏的胡须，我们又只得上了炕，守在垂死的“三反分子”旁边。
“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天津下乡青年小顺子忍不住了，从炕上一跃而起，趟过没过脚脖子的泥水，扑到牢门擂起来：“开门！开门！妈妈的！你们要把老子压死到里头呀？！妈妈的！开门！开门！……”
然而，他的喊声和打门声，被淹没在外面一片可怕的声浪中了。
“喂！大渠决口了！喂！把人都撤到羊圈……喂！快把人撤到羊圈……”
急骤的暴雨声，慌乱的趟水声，妇女恐惧的哭喊，孩子惊吓的啼叫，大人愤怒的咒骂，牲口不安的嘶鸣，混合在一起，凝成整整一大块压倒一切的声音。是的，是一大块。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块声音沉重的分量。它不是像水泥板那样会压在我们肉体上，而是现在就直接压在我们的魂魄上，使我们每个人都像承受不住似的索索发抖。
小顺子停下来，恶狠狠地看了看门板，又惊慌地跳到窗口向外张望。
焊着钢筋的窗外，是厚厚的、铅灰色的雨幕。这时，视觉已毫不起作用。外界的恐怖只是通过听觉在折磨我们。突然，一头毛驴又扯长嗓子喊救命似的大叫起来。这种粗犷的、兽性的哀嚎，像在我们已经不能承受的重量上加了最后一坨砝码，一下子把我们生的希望完全压垮了。我们明白了：革命群众已全部跑光；他们撇下了我们，和这头失群的毛驴一起等待死亡。小顺子首先大哭起来：
“妈妈的！妈妈！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妈妈……”
他既是在骂人，也是在呼唤妈妈。原来，他和一伙小青年养了一条狗，起名叫“娜佳”，农建师参谋长下连队视察，小顺子唤着娜佳，“来，来，站起来，跟师长握握手。”于是就被视为“目无领导”，关进牢房。听说，他还在自由的时候，他妈妈从天津来看他，风尘仆仆地赶到连队。他高兴地扑过去喊道：“妈妈的！昨天接你你不来，妈妈的！今天没接你你倒来了。妈妈的！……”现在，他在骂人的“妈妈的”之中，是真正想念起他的妈妈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现行反革命”“多事先生”蜷在炕角，滑稽地翻着白眼，翘起一根手指威胁地指点着我们，“唏，唏……多事，多事……”
这个富农出身的会计，一天早晨在一面土墙上发现了“刘少奇万岁”几个粉笔字，慌忙报告给军管会，但是，查来查去，他本人却成了最大的嫌疑犯。他也就在漫长而艰苦的交代过程中精神失常了。现在，他只会说“唏，唏，唏！多事，多事！”我们都叫他“多事先生”。
“天塌下来啦！革命和反革命都完蛋啦！”“国民党残滓余孽”——一个老机修工人猛地蹦起来，神经质地、嘶哑地喊叫着。
“呜呜……呜呜……”这是蜷在西边墙根的小陈在悲恸地哭。他的罪名他自己不愿意说，但我们人人都知道。他把脸埋在膝盖里，两手抱着头，沉浸在伤心的黑暗之中。也许，在黑暗里，他心上又浮现出他那美丽的爱人的身影了吧，他竟越哭越响，最后变成了大声的嚎啕。他的嚎啕，和小顺子天真的哭喊不同。这不只是对生命的留恋，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控诉。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号，使我们都震动得战栗起来。
“你嚎什么？脓包！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你嚎什么？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农建师生产处技术员老秦抬起头，大声咒骂这个年轻的农工，而且用了极其难听的脏话。他是一九六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上大学以前就入了党。前年夏天，他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现在却作为“坏头头”被关起来。他一向是文质彬彬的，动作带有演员那种故作潇洒的气派。而今天，他突然一反常态。命运的捉弄、人身的凌辱、不公正的处理，再加上现在死亡的恐怖，把在人类身上还没有全部蜕尽的兽性从他身上一下子引发了出来。在他瘦削的脸上，只看见两道灼灼逼人的目光和龇露出来的尖利的白牙。他的身子，像一头被打伤了的野兽，痛苦地蜷缩成一团。此时，他表现出来的一点残存的人性，仅在于他想安静地死去。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后墙上那团魔影又扩大了。它的边缘沿着土墙草泥的细缝向四周伸展，就像一幅太阳的图案……
忽然，三个“刑事犯”不约而同一起扑向小陈。一个揪住她的肩膀，一个揪起他的头发，一个捂住了他的嘴。
“……狗日的！嚎得人心烦！就是秦技术员说的：你把你老婆送给当官的嘛。活该，活该！谁叫你讨了个漂亮老婆！……”他们下手并不重，一个个脸上还带着疯人的笑容。他们不过是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泄一下剩余的精力罢了。可悲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在此时依然控制着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起招呼大家合力砸开牢门，跑到安全的地方去，至少同革命群众一道，跑到沙丘上的羊圈去，却在这间死屋里自己作践自己。
“这样子不对的吗！应该把我们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啊！这是故意把人往死里整嘛……”李大夫不停地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复唠叨。他颤颤巍巍地，不时用没有光泽的眼睛瞅瞅墙上那团魔影。那片写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从日本尿素袋上剪下的白尼龙布，就像一片寿衣在他脸前抖动。
只有我，安安静静地背靠墙坐着，头垂在蜷曲的膝盖上。可是，我的脑子里却翻腾着一个极其邪恶的念头；妈妈您要赶快死！快死！快死！死在我的前面！想到她会看到我血肉模糊的尸体，我的心就揪紧了，像被抓住的蛇一样扭动。是的，现在我的心就像毒蛇一样。我都能感觉到有股毒液从心脏沿着血管蔓延到全身。它不仅使我手脚冰凉，使我捏紧拳头，使我咬牙切齿，而且正一点点腐蚀掉我对人的善意，把我原来单纯、天真、热情的细胞变成一团团癌组织。
一个多月以来，农建师“联委会”命令我到这个团场来“办学习班”。虽然这个武装连以关押本师各种犯人而闻名，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我还是抱着良好的意愿——我，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应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荡涤身上的污泥浊水，把自己彻底改造好。那天，妈给我炒了碗蛋炒饭，冲了碗酱油汤，为了不使汤泼出来，一直用手扶着摇摇晃晃的破桌看我吃完。我出了院墙，坐进在门口等我的吉普。妈像一尊塑像似的立在断墙的豁口中间，只有一绺白发在微风中拂曳。她忧伤的眼光从松垂的眼睑下凝望着我，给了我最后一点母爱的光辉。我再一次目测巷口自来水站到我家那口大缸的距离，看到那条用碎砖铺就的坑洼不平的小路，想到妈一个人今后生活的艰难，我的眼睛濡湿了。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因为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歌颂人道主义的诗而被打成右派。开始，我虽然对给我的帽子有过怀疑，但一遍一遍地批判终于摧垮了我的自信。在思想检查中，我把自我谴责推到了极端，最后真的以为自己是罪孽深重的了。我痛心疾首，认为只有今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才能报答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所以，不论在六。年摘帽以前和以后，在学校和这个省的农业行政部门，我都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勤勤恳恳地工作受到领导的好评。后来，十几个农场合建成准军事组织——农建师，我仍然是一名称职的干事。我一直谨小慎微地在被指定的圈子里生活，从没有越出家门到机关的那条马路一步；“文化大革命”以来，也没有卷进什么派性斗争。
这一次，我仍然以为是党和毛主席用另一种形式对我的考验和教育。来到这个小小的武装连，我一下子被这里幽美的景色迷住了。这里绿树环绕，渠水淙淙。长满夏秋作物的宽阔的条田，一档档平铺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上。两旁长着茸茸青草的乡间土路，温驯地在脚下蜿蜒。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嗅到绿色植物在阳光下发出的热烘烘的香气。尽管无休无止的强度劳动折磨着我，我还是能享受到鲜明的、清闲的、淳朴的自然美。这些可感可触的美的实体，竟然比康斯太勃或柯罗那些细腻的风景画更动人。她经常使我心旷神怡，忘却疲劳，沉浸在遐想之中。
然而，此时此刻，生活却突然向我揭示出她的另一面：生活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的人们本身，却是丑恶的、狰狞的、疯狂的。生活的真实，倒是人与人之间用心的恶毒和仇恨，以至于会搞出在自然灾害来临时，把我们弃于这间死屋，叫我们在死亡之前还要受最后一次恐惧的折磨这样残酷的事。
于是，按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同的力学原理，从我内心里也激发出同等程度的对人的愤恨：下吧！冲吧！世界全部毁灭吧！什么宽阔的条田，什么青草茸茸的小径，什么武装连、农建师，连同我的肉体、希望、苦恼、遐想……全部冲走吧！既然人都咒开了自己的母亲，又有什么恶毒的念头转不出来？！我也疯狂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
天，不知不觉地暗下来，从窗口透进来的铅灰色的光慢慢变成一片阴森的黑影。一群“犯人”也在恐怖的紧张中渐渐消耗完自己的体力，感到了生理上的疲乏。这时，我们才发现，压在我们心上那一大块凝结起来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移去了，只余下一些拖泥带水的尾声。我们又陡然感到可怕的空虚，感到了被遗弃的孤独，而且有一种莫知所从的心慌意乱，就像乘着一只破船飘流在水天茫茫的大海上。顿时，我们像听到一声号令似的，一下子安静下来。
这间牢房本来是连队的肥料仓库，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浓烈的氨臭。听觉减轻了负担，嗅觉恢复了功能。这时，我们才觉得肺里像燃着一盆火，一直向上灼灼地炙烤着我们的喉咙。我们一个个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虽然吸进去的还是氨，但毕竟有股凉意。为了一点凉意而狠命地吸氨；氨气又使肺部更加灼热。我们的呼吸系统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进行吐故纳新……
“喂！快来看，雨小多了！”突然，小顺子在窗口大喊起来，声音里充满着得救的欢欣。
炕上的人没有下去，但都直起了脖子。是的，外面的雨声已不是浑然一片了，偶尔还能听到水面上冒泡的音响。啪、啪、啪……水泡一个个破裂，像一组组美妙的琶音。牢房里的人都舒了口气，抹去头上的冷汗，神经和肌肉开始松弛下来。
“喂！你们是咋搞的？快来看嘛！雨小了，雨小了！得儿龙的咚……”小顺子手舞足蹈地趟过水，扑到炕沿边上，挨个拍打着、拉扯着，还唱起了“天津时调”。
但是炕上的人没一个理他。随着死亡威胁的逐渐消失，人性又在心灵里慢慢觉醒过来，我们不敢互相观望，人人都像曾把生活中通常不便给人看到的隐事展示在大庭广众中一样，觉得有一种痛切的羞耻在啃噬着自己。老秦在被窝里蠕动着，最后蜷缩成只有枕头那样小，同时，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叹息。
已经晚了。人性中的弱点——残存的原始兽性已经暴露过了。人，经过炼狱和没经过炼狱大不一样；从炼狱中生还的人总带有鬼魂的影子。每一想到我头脑里会出现多么恶毒的念头，我就成了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怀疑善的、美的、真的东西背后都有恶的、丑的、假的一面……
斯多噶派哲人说：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水……水……”
忽然，“三反分子”在被窝里微弱地呻吟起来。
夜空，黑得粘粘乎乎的。连队断了电。焊着钢筋的窗外已成了一片泽国，呆滞的、钢青色的波光映到牢房里，使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黑黝黝的影子。“三反分子”宋征原来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现在，他两手慢慢挪到腹部，捂住自己的肚子。“水……水……”这次我们听清了他呼唤什么。
“咋办？李大夫。”我们仿佛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表示自己又复原成一个人了，一个个从自己的铺位上挪到宋征身边。“舀缸子地下的水澄一澄，怎么样？”刑事犯之一、“贪污分子”马力向李大夫那个方向偏过头去。
“不行。”李大夫权威地说，“满地都是碳酸氢铵，水里的氨是澄不清的。”
“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在被窝里说开了梦话。
“水……水……”
小顺子突地从炕沿跃到窗口。
“喂——王——班——长！王——富——海，三反分子逃跑罗，反革命暴动罗，牛鬼蛇神开黑会罗！王——富——海！”
他响亮的、鼓足了丹田之气的喊声，从水面刷地涌向远方，我们还能听见那带着金属般丝丝声的回音在水面回荡。小顺子喊一会，听一会，但是，没有一点反应。
“妈妈的！都死绝了！连小报告都不理了。妈妈的！连特务的小报告都不答理了。”
小顺子是牢房里的特殊人物。“连首长”看他年轻，在他刚关进来的时候，曾找他密谈过一次。而他一回牢房就暴露了谈话内容，原来是叫他暗地监视我们。
“……妈妈的！还叫我故意对你们说反动话，看你们是啥反应。妈妈的！又让我鼓动你们逃跑，好抓住你们往死里打……”
平时，他可以吊儿郎当一些，可以少劳动一些以作为给他的报酬。这样，他正得其所哉，可是每次小报告的内容他都预先告诉我们。
现在，如此响亮的报警都不起作用了。
“水……水……”
“国民党残渣余孽”退了回去，在他铺位下翻腾了一会，又爬回来。
“李大夫，能喝酒不能？我还……还藏了一丁点儿酒。”“不行呀，他实际是被打坏的。很可能是多处闭合性损伤，喝酒只会加剧内出血呀……”
“三反分子”宋征是我们这个农建师的副师长、我的老领导。一九三一年他从四川老家投奔到江西参加的革命。他忠厚有余，知识欠缺，斗大的字不认识一担，以致“文化大革命”前才做到农业厅副厅长。农建师组建后，他是五个副师长的最末位。后来又干脆把他弄到这个团场来“蹲点”，实际上成了一个非军非农的团场长。本来，这样的老实人并不碍人晋阶之路。可是偏偏有卧榻之下不容他人鼾睡的“同志”要搞他，策动了这个团场的“军垦战士”——其实就是农场的农工，农场变成农建部队后，从十二三岁放毛驴的娃娃到六七十岁看场的老头在一夜之间全穿上了军装——来造他的反。他最最“反动”的地方，就在于对人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劳教劳改刑满就业人员、地富子女、历史上有污点的“干战”，和出身正的“好苗子”、复员军人、党团员、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他手下都一律按政策规定享受同样的经济待遇；只要是公民，都有公民权。这样，就混淆了阶级界线，搞得“坏人不臭、好人不香”，后一种人怨气冲天。上面有人一挑，正投这些人所好，其中就有人怀着强烈的优越感和权力欲，把他平时一些言行收集起来，精选加工，编成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录”。他们先把和他在马圈里下过一盘棋的、曾在国民党兽医学校当过教官的兽医打死，然后宣布他曾向那个兽医打听过去台湾的路线，策动兽医和他一起投奔蒋介石。于是，关他就成了“非常必要、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革命行动”了。起初，不过是斗来斗去那些早已司空见惯的程式，叫他吃了些皮肉之苦。今天，为了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一大早就把他叫去，直到下暴雨才由王富海班长托着两腋拖了回来，像只落汤鸡似的，全身泥水淋漓。我们替他脱衣服的时候，看到除了额头破了一点皮之外，身上还有几处瘀血斑。他一直昏迷不醒，倒也免受了刚刚那场恐怖。
“水……水……”
“唏，唏，多事，多事……”
“……好大的西瓜呀……甜呀……甜……”他的呻吟逐渐清晰起来，“好大的皂角树……西瓜呀……龟儿子，真安逸……凫沙、凫沙、我会狗刨……看哪个先到……安得儿逸哟，麻得儿甩……扁豆架下渺，喵儿！来，来，我们几个藏猫猫……猜崩壳！猜崩壳……剪刀、石头、布……”
奇怪！他的呻吟，给我描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巴蜀田园风光：在溶溶的夏日里，在翠蔓绿树之间，一群光着屁股的四川娃儿在池塘里嬉戏。他们一会儿凫水，一会儿在岸上捉迷藏，又偷偷摸到瓜田里，抱回一个大西瓜，围坐在皂角树的浓荫下猜崩壳儿：“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我得罗，我得罗！”呻吟变成欢呼，又慢慢低弱下去，并且竟可笑地捏起细嗓唱开了四川童谣：“天老爷，莫下雨，保佑娃儿吃白米！……天老爷，嗯……莫下雨……保佑，嗯……”
我觉着腮边冰凉，一滴泪水不知什么时候滚落出来。
“毛主席呀！毛主席……我要见见你呀……见见你……我没有反你呀……忠于你……”
呻吟更清晰了，而且具有逻辑性。为了测试他的神智，老秦趴在他耳边学四川话问他：“宋副师长，宋副师长，你啷个到北京去渺？你做啥事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他老人家沙？”
“降落伞渺，降落伞……我嘟——一下，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
这时，外面响起哗哗的趟水声。有人来了。
乒！哗啷啷啷。玻璃被打碎一大块。
“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
从玻璃缺口，慢慢试探性地伸进一根乌黑的铁铳一枪！死的沉默。
乌黑的枪口向牢房里扫瞄了一遍，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子弹好似从胸膛顶了进去。
“喂，王班长，王富海。”小顺子利用他的特殊身分先打招呼，“宋副……哦，三反分子宋征快玩完儿哪！妈妈的！你们要不赶紧想办法，专政就专不成啦！”
“人都在不在？”也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害怕，王富海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人一个不少。可你们要不快叫医生来，马上就要少一个啦！”
“你们这里不是有个医生吗？”停了一会，王富海问道。“报告班长，”李大夫知道指的是他，“可是这里又没有亮，又没有药，连水都没有一口，叫我怎么办？班长，连里有医生，医务室设备还是不错的，他要是死了，这个，这个……责任可不轻呀！”
那时，给这个武装连队配备了军医。外面的王富海显然在犹豫，几分钟以后，他恢复了往常那种严厉的口气：
“小顺子，你把人看好，少一个就找你！我去请示连首长。”“行呀，行呀！妈妈的！只要你把医生找来，少一个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当夜壶使。妈妈的！”
王富海哗哗地走了。一股清凉的、甜丝丝的夜风从王富海打破的玻璃缺口吹进来，小顺子扑到缺口旁，畅怀地呼吸着。我也下了炕，趟水走到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