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你穿着在巴黎置办的时装由我挽着从舞场出来，走到古代的星辰下面。
我们看见海浪从容地在暗夜中涌向沙滩。
我搂着你。我的手逐渐从你的腰部移向乳房，这时我想起我家里的牵牛花向阳台上的栏杆爬。
你用你的柔软和温暖无声地许诺我。你肉体顺从的弹性一时使我极为感动。
我以为我早就厌倦了和女人一同走过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是你让我知道了原来男人和女人之间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过程。要么一见面便熟悉。要么永远陌生。当你刚和我认识几天后便在我面前摘下眼睑上的假睫毛，我们俩就携手进入了同一个世界。
但我仍然有点讨厌你喜欢炫耀的脾气。老实说，你跟着我一起旅游真搞得我很累。你没有来巴黎也好，如果你来了就会拉着我四处乱跑。在香舍里榭大街，在协和广场，在蒙帕纳斯，我都在想象你跟着我会怎么样我记得也是在昨夜，在赌场里你非要我跟着你转来转去，我知道在这里我只有玩吃角子老虎的资格，而你却偏偏要到轮盘赌和梭哈牌桌上。你白白送了二百块美元不过是要买一些注视你的目光，但我看并没有几个赌客对你感兴趣，秋天来大西洋的多半是老头老太太。我暗暗欣赏着你的失望。
所以我一见着你就想把你剥光。你虽然早就加入了美国籍却又不像美国人那样开朗奔放，你虽然纯粹是中国血统并且据你说你还和我是大同乡却又不像中国人那样严肃内向。你说我说过“我就是我”那么你也就是你，“除此之外我谁也不是！”你说你一听见说我们是什么“龙的传人”满身都会起鸡皮疙瘩，“龙是一条毛毛虫，好可怕！”所以我看只有把你剥得精光你才能成为一个单纯的人，不要带任何记号，达到了你就是你的愿望。
在尼斯，我远远地看一群天体主义者，男男女女全身赤裸着在海滩上嬉戏，蓦地我想起你说的“毛毛虫”而顿时全身奇痒。其实我非常想扒掉通体长毛或是鳞甲拉着你的手加入进去。我只带着历史给我的伤痕你脱下历史给你的伪装，让我们都赤条条地漫步在白色的沙滩上。
我还记得那天早晨你看够了大海上楼来，你说你坐在海边一直在想我昨夜说的话，想了一早晨。
那时海风冻红了你的脸颊，仿佛是你的本色从毛细孔中渗透了出来。那时我觉得我突然看到了习惯的肤色而想吻你，如果你那时让我吻了我想我们会更为亲密，但你却矫情地要发脾气。
你说我跟你说了那些话后弄得你昨夜做了一夜恶梦，梦见死人在大海上舞蹈。你说可是你从小到大只看见过一次死人，那便是你的外婆。你见她的最后一面是在旧金山一家华人开的殡仪馆里，那家殡仪馆还遵循着古老的中国风俗，给她老人家穿上了清朝的彩绣高领镶阔边的长袄，头上和胸前戴的佩饰琳琅满目。你说你那时看着停在灵床上的外婆觉得她并没有死去，好像是穿戴停当了正等待迎亲的花轿来抬她，所以你一直对死去的外婆抱有美丽的幻想，以为她直到昨天还生活得很好，只是和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今天早晨你坐在海边看朝霞第一次看出了血的颜色，那垂直的霞光中有一缕缕鲜血向黑色的大海上淌。接着你看见你外婆从霞光中边走边舞地向你飘来。她脸上木无表情，看不出她是快乐还是悲伤。你说她跳的舞蹈正是我在停尸房中看到的舞蹈。
“那好可怕！原来你和我跳舞的时候脑子里却想的是那种怕人的舞，以后我再不跟你跳舞了！”
随即你就捂着嘴呜呜地哭出声来。我惋惜那一片自然的颜色从你脸颊上消褪；我惋惜我的嘴唇一时找不到落脚的地方。见鬼，这都是死尸看得太少惯出来的毛病！老实说，你们生活在西方的人这种陋见寡闻时常引起我冷笑。我承认，那时我压根儿就没脾气但是我想我应该发点脾气于是我就发。直到我死的时候我回想我的一些脾气其实也是你惯出来的。我把在大陆上没有敢向妻子向其他女人发的脾气一古脑儿地发在你身上。幸好你不像我的领导那样经常要我写检讨，所以我死的时候才向你由衷地发出感激的微笑。
我记得当时我向你大喊大叫，我说谁要我说那些话的？！你要我说他妈的故事给你听可是我压根儿不会说什么屁故事！我说我过去比你受的教育看的屁书还多可惜我都他妈的忘记了！“你一万遍地读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么？你一万零一遍地读过《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么？没有吧？！”我拍拍肚子说我有满腹的经纶而你又不爱听。我说我可以给你讲几个劳改犯人常说的下流笑话你也嫌肮脏，我刚讲了一个你就捂起耳朵说那是四十二街上的东西。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他妈的劳改犯人远远比他妈的四十二街卖假鸡巴的高尚，因为那时和我一起劳改的人都他妈的是当时各地的社会名流。
我还说你怪我害得你看日出看出血来，破坏了你的雅兴，可是我昨儿晚上讲的时候你不是还他妈的流眼泪吗？我不想讲了你还要我讲，怎么你今天一起床就忘了？你说你昨儿晚上做了一夜恶梦，鬼才知道你做的什么梦！我只知道你叫得铺天盖地以后就睡得和死人一样，倒是害得我连抽了一百支烟还没有睡着觉……
等等等等等等……我就这样发脾气。发到后来我好像真的有了火气了。我觉得我竟然真的有了火气我就有点想发笑。可是我看见你怔怔地斜倒在床上，一对大眼睛直直地望着我望得又流出了眼泪水。你为什么在我面前经常流泪我真的有点莫名其妙。而我即使在听长篇大论的报告不得不打哈欠时都挤不出一滴眼泪。你的泪腺的确缺乏锻炼。你应该在三十岁以前就把眼泪流干，像我这样，于是现在你不管在战场上或在情场上才能没有任何负担。
我记得你斜倒在床上时还说我站在你面前有一种哈姆雷特的神情。哈姆雷特是什么鬼样子我没见过，即使我进过阴曹地府我也没遇见过他。我只知道他念叨着什么“死去还是活着，这可是个问题”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如果我每死一次都要念叨念叨就会把脑袋都想炸，没有把我枪毙我自己倒先死了，何况是死是活都不由我。所以你说这种蠢话时我又想笑起来，但是因为你已经说了我有一种哈姆雷特的神情我才不得不装出那副鬼样子继续站在你面前。我已经习惯于按照别人的意思去表演。
就在这时候你顺势从床上溜到灰色的地毯上。我在灰色的雾中看到湿润的你变成了鲜嫩的白菜根。而你却扑到我跟前说你要我那连鬼都笑话的小东西。
在这里，在我正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亏待了你。我赶紧找出我们两人在亚特兰蒂斯城的肯尼迪塑像旁边拍摄的相片。有一只海鸥在我们身后啼叫，如今它的叫声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一面看着相片一面想，我临死时在向你展开的微笑中还应该加进些什么内容。
我只有许诺给你这种东西，但又想你还是不要接受为好。一个垂死的微笑尽管不难看也会增加你的负担，我记得我那天也对你这样说过。
那天我们躺在旅馆的床上，我一只手盖住你小小的乳房。我说我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会给你留下，只能留给你一个微笑。“你说吧，”我这样问你，“你要我这微笑中包含什么内容？”我那垂死的微笑是一个橡皮口袋，不论我装进多少“意义”都行。
那时你点点头。我听见你的头发在我胸脯上擦出沙沙的声音宛如微风穿过枞树林又如我的谎言轻轻地裂开了一道缝。我仿佛觉得有一丝冷酷的笑容爬上我的嘴角。我感觉到这一丝冷笑的同时也感觉到我的心在慢慢地烂掉。
我不怕别的，我怕你隔着我肉质的胸脯仍然会发觉我的那颗心跳烂了，像被无数孩子玩过的皮球那样。
非常令我惊诧的是我以前在大陆可爱的政治教育完全可以用来对付你在爱情上的要求。好像我自小到大就在一所欺骗女人的学校就读。譬如说我死后什么实际的东西、哪怕是一页手稿都不会给你留下，但只要我说我会留给你某种“意义”你竟然也会满足。在做爱的高潮中你曾哭喊着要我永远和你在一起，而我记得我也多次答应过你“总有那么一天”，我们还一同天真地设想如果到“那么一天”，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一天做爱数次，我们共同制订了一个一周间只做爱两次的计划。老实说，那时候我知道我必须用虚伪配合你的天真，虚伪和天真都不过是为了增添做爱的乐趣，我从来也没把它当成真。因为我的心早如死水一潭，平静得即使枪毙、饥饿和做爱都掀不起一丝波澜。我明明知道“那么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会到来的只有死亡。我又知道只要我一死我的一切诺言都成空，你抓不住我’如同抓不住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的风。
可是你还是那么轻信我的大话、空话、谎话和计划，一如过去的我。
你记得吗？不知是在布鲁克林还是在大西洋城，有一夜我们同时醒来你恐怖地喊叫了一声。你叫我别用那种眼睛看着你。“那种眼睛”是什么眼睛我莫名其妙，我以为我的眼睛很平常。而你说你害怕我的眼睛，尤其在黑夜。你扑到我的怀里紧紧地搂住我，你想逃避我的眼睛却逃离得距它更近。
我盘腿坐在床上像盘腿坐在蒲团上，我就用这种老僧入定的姿势对抗着西方世界喧嚣的一切。我破旧的心本适合躲进深山古寺中去参禅，而命运却偏偏安排我在你的肚皮上修行。你的肚皮是我的菩提树，我在那里悟到的东西足可以写出一部书。我盘腿坐在床上时是想在静默中回到过去，回到牢房，回到农场的土坯屋里。那时，哪怕是女人的一根手指头对我都可爱。我想象如果我们那时在那里相遇，我们定会演出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可是我的眼睛已经几次面对过去死亡，你叫它再怎能闪烁出温柔的光？从此我和我遇到的所有女人只能将故事演到一半，另一半却要靠女人自己去想象。
那晚上我一手搂着你赤裸的身体，另一只手的手指从你的头发捋到脊背，然后再滑下来滑下来，顺着你的脊椎直捋到你的尾骶。我只用三根手指轻轻地施展魔法。那三根手指既像三滴蜿蜒而下的眼泪又像一头三头蛇。我不是要迷惑你而是要你觉醒：你一开始便不应该跟我恋爱。爱上一头狼是错误的；曾经过不幸的人身上带着不幸的磁场，会将一切接触他的人都染上不幸。
你定还记得当我的中指触到你的尾骶时我突然张开两臂紧紧地搂住你。我把脸深深地埋入你的长发，我的鼻子嗅来嗅去，极力在你的头发里寻找那一条白得耀眼的中缝。你曾聪明地猜到我一定是从你的身上嗅到了我母亲的气味，并且还答应过我今后不论我们在哪里相会你都不用香水。
你的发现曾使我大为惊奇，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泛起孩童式的羞涩；你道出了你使我那破烂的皮球还能跳动的秘密。是的，我多么想从你的身上回到我母亲的身上去。我不是想让生活再重复一遍而延长生命，我是要我的心再不被人糟踏成如此模样。
你知道吗？那时、那一刻、那一瞬间我竟流出了眼泪。和你不同的是我的眼泪没有流出眼眶，没有流到脸颊上。它从鼻腔到口腔然后徐徐流到我的胃里和胃液混合到一起。当时你的脸埋在我的肩头上，你的感觉仅仅是我咽了一口口水。
在后半生中我吝惜生命吝惜得除了粪便别的分泌物都不会排出体外，连脱落的牙齿都吞进肚里。
我抱着你轻轻地摇。一时我以为我抱的不是你而是过去的我自己，那样天真，那样软弱，那样轻信而又自信。我想把我和你一同摇醒。
但是同时我也知道，天真、轻信和软弱才使我们活得轻松。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我曾经在饥饿和死亡中都感到活得和死得那么有趣，那么兴致勃勃；我从未想过谁应对中国人的饥饿和死亡负责，仿佛饥饿和死亡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内容。而一旦我不天真、不轻信、不软弱了我却觉得生活是如此沉重。你定记得有一次你拉着我的手在大西洋岸边的白沙滩上奔跑，好像在模仿好莱坞拙劣的电影或我们大陆时髦的电视剧上某些爱情镜头，而那时我只觉得我不过是只跟在你后头的破风筝，你怎么也不能把我升到天空。
所以，那晚上我搂着你，我的确不知应该如何是好。我们四面都是墙，正如你所说的，这个世界不是太大便是太小，它从来也没有适合过你我居住。
所以后来我便疯狂了。
我肯定吓着了你。在巴黎细雨的寂寞中我请求你原谅。你曾说过你的一生注定了要为我担惊受怕，在遇着我之前没有为我操过一点心而一旦遇着了我那么后半生定要把前半生的惊吓都补上，如同我们大陆常说的“补资本主义的课”一样。你还温柔地告诉我我爱怎么样便怎么样，而这种许诺可是我从来没得到过。
于是我更得其所哉了。我拚命地要打开窗子，窗子下面是一片遥远的白沙滩。我想我的头发一定一根根竖了起来，为你所害怕的眼睛瞪得冒火。但赌城旅馆的建筑师好像早就料到有人会跳楼自杀，竟把所有的玻璃窗都密封住了。我当时并不是要自杀，这点只有你理解我，我死也要死在折磨过我的土地上。我从你的目光中看到从容和赞许。你知道我必须发一阵疯，只有发疯才能把我的疯病治好。
打不开窗子我又转身打开冰箱，把所有的酒都掏出来。我本想将酒洒向窗外，让大西洋的风把酒吹散。既然我流不出眼泪就权且让酒来代替它好了。我早想好了这样做。这样做虽然有着表演的意味，但经过一次一次被押上台批斗的人没有一个没有学会表演，表演已经成了“政治运动”主要的内容。低头哈腰，战战兢兢，自我作贱，装傻充愣等等我已表演够了，我现在就是要表演一下放浪形骸的疯狂，不然我在人生舞台上的表演技巧也未免太不全面了。
我把酒瓶一一打开。既然不能将酒洒向窗外那么只好灌进嘴里。我不会醉的，这一瓶瓶比阳具大不了多少的酒瓶就是再来半打也醉不了我，但是我却要执意追求醉的意境。我想我在醉酒的昏沉中也许能找到我那颗爱心。
你坐在床上又那样看着我发酒疯，我一时从你眼睛里又看到我母亲的眼睛。
是的，不论按什么道理来说我都应该爱你。
请原谅我使用了“应该”这个词。因为我从小到大所学的书本上都充斥着“应该”：“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人们告诉我做到了“应该”才算作规规矩矩，连不受理性支配的爱也规定得明明白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条教导使每个人动情之前都要做一番社会的考虑。
我的的确确曾照着书本上报纸上对我的教育老老实实地爱过给我规定的“应该”爱的东西，但最终我“应该”爱的东西却使我饱受折磨。
从此以后我不敢去爱。
我记得我曾爱过我的母亲。但我的导师却告诉我“不应该”爱她。按阶级分析法她属于官僚阶级，她不应该贪图欢乐生下我这个孽障，我受的所有的罪都是从她的快乐开始。于是我的导师把我从我爱的人身上剥离开。我爱过我第一个遇见的女人，但伟大的导师又告诫她要和我“划清界线”，按阶级分析法我又属于资产阶级。这样他又把爱我的人从我身上剥离。茫然回顾，只见他说我“应该”爱他，他是普天之下的救星，没有他我马上就会坠落到地狱，而爱他的表现就是我必须从胸中充满仇恨。仇恨就是新世界的道德。
他仅仅用一根手指就推倒了我原始的爱情犹如触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因此我的爱就一败涂地如同害了阳痿病，在任何可爱的东西面前都不能勃起。后来与其说我在四处寻找可爱的女人不如说我在极力想调动自身中那种尚能爱别人的感觉。是的，你是一个可爱的小东西，不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应该”爱你，即使用阶级分析法来看你也顶多属于中产阶级。我“不应该”摧残你，辜负你，使你惊吓和伤心。但我刨遍了胸膛里每一个角落都发现不了那份要付给你的爱藏在哪里，如同东方的气功师受到了重创后在他体内提不起他的“气”。我临死的时候你匆匆从美国赶来，在病房里你将手盖在我微笑的嘴唇上。这时我注意到你的手指甲。
在亚特兰蒂斯城的第一夜，你曾伸出你的手背让我看。我看到我见你第一面时你精心涂染着肉色指甲油的手指甲已全部铰绰，你的十片指甲尖圆圆地围着手指头宛如在我眼前的天空同时升起十个下弦月。
你说你在做爱的兴奋中有抓挠性伙伴的习惯，你是为了我才第一次把心爱的手指甲完全修光，免得在疯狂中无意伤了我的皮肉。
我还记得那时我又一一地捧起下弦月们放到我的唇边。请原谅，这种亲吻我曾多次和别的女人重复。第一次亲吻以后的数次是我想继续寻找那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遥远得像在上个世纪。但唯独吻你的手指尖才有针对你手指尖的特殊“意义”(又要请你原谅：你看，这个“意义”总纠缠着我。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被“意义”喂养的)。
你安详地坐在我病床旁边的方凳上，你不再抱怨病房刺目的灯光。你曾在亚特兰蒂斯城看过我如何发疯，现在你又来中国看我如何死亡。我非常乐意把死亡的过程表演给你看。这一次表演一定会证明我学会了全面的表演技巧，我一定会真正地进入角色。以前你常叫我说我曾经如何死亡过，但尽管我有一条经过政治训练的生花妙舌也难以把死亡描绘得如此生动。不论你在亚特兰蒂斯城看我如何发疯还是在中国这座小城看我如何死亡，我看见你的眼睛里总蕴含着从容和赞许。我被你溺爱坏了。我发疯时你说疯得好我死亡时你说死得好，如同我每一次做爱都使你满意。
天啊！
所以我最后一次示意你俯下身来。我要最后一次从你身上闻闻我母亲的气味。谢谢你，你果然牢牢遵守着你的诺言，即使你匆匆忙忙也没有忘记：你洗去了你身上的铅华，并且没有用一滴香水。你把你素洁的头发和面孔，缓缓地埋入我那被你所害怕的眼睛里。
那时你再次在我眼前展开你的手掌，遗憾的是我已没有气力一一吻那十个下弦月。我只能微笑。我想我最后的微笑中一定会包含一种洞察性的“意义”：你和我在汉堡最后分开后仍然一直等待着和我做爱，你不断地修光你全部的指甲尖永久准备着。
那就是你的想象力，编织着我们下半部的爱情故事。
而现在你只能把那五个美丽的月牙覆盖在我的嘴唇上。“别说话”，我听见你对我这样讲。
是的，过去我实在向你说得太多，说了那么多空话和谎话。你叫我少讲话就是叫我少造罪孽。
最后，我看见五个月牙儿在我眼前再次升起。那曾经疯狂地抓挠过我肩膀和脊背的手指轻轻地抹下了我的眼皮。
是的，我“不应该”爱你还“应该”爱谁？我一直扇动着支离破碎的翅膀四处寻找着陆点，是你，指导我落在性欲的满足上。原来这就是爱，多么单纯又多么丰富！但我还是把那连鬼都会笑话的小东西击碎了。
我以为这都怪你不好。你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爱的器官，而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正是害怕爱得太深。我始终对爱心有余悸，就和对政治运动心有余悸一样。
请原谅我什么也没有留给你。
但是你可以去想象。我知道你直到我死还迷恋着“意义”。我总不能忘记我是怎样被人抬出劳改队的停尸房的。
后来我听人说没有忘却便没有幸福，我才知道我以后全部的不幸并非环境所逼而是出于自己非凡的记忆力。难怪他们叫我们的文学不要去写什么“反右”和“文革”。如果文学不去描写和叙述过去，只向人们展示美妙的前景(那里肯定存在着一个光辉的“意义”)，我们一定生活得比现在幸福得多。我必须跟你说我被抬出来的时候并没有睁开眼睛。我不知道季节也不知道气候。我过了很长一段不须理会季节和气候的日子。这种日子后来我只有在巴黎才又一次享受过。每当我随意穿着皮夹克或是短袖衬衫走在失去了季节和气候的香舍里榭大街我就想到死亡。
但是我还是能透过若干年后被你抹下的眼皮看到天空。因此，在我死后我仍然不解，为什么你抹下我的眼皮后我就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我曾经用三根手指在你身上施展过魔法，我是想点化你使你觉悟。但我的手指远远没有你的月牙儿灵验。由此我又悟到了要使人死亡和痴迷比叫人清醒容易得多。
那时我看到的天空是灰色的，好像上面还有若干数得清楚的云朵。那云朵随我的意愿变幻出各种图形，最后云朵终于集结起来，显现出我的祖宗。
“他还活着哩，我听见他的心还在跳。”
一个冰凉的东西在我胸膛上戳了几戳后，我听到聋子医生这样叫。
聋子医生是劳改队医院中唯一的犯人医生，不是怂恿我把自己的腿砍断的那一个。他也是位“右派”。但他的罪状仅仅是给“右派”治过病，照此推衍下去煮饭的厨师织布工人都应是“右派”，幸好他们单位的领导并没有深究，只抓住了他这个知识分子。
他是个聋子，却能听见我的心跳，我想那时我的心还没有跳破。
“我们来收尸的时候，这门怎么也打不开。把门板卸下来一看，这家伙正好堵在门口。”
另一个人这么说的同时我感觉到我的身上被一根手指遥遥地指了一下。这一指戳醒了我的记忆。我记得我好像在停尸房里还爬过一段路。
“死人咋能堵住门？我摸了摸这家伙的心口，倒还有口气，这才把你叫来。咋样？医生，你看是埋还是不埋？”能提出这问题的人简直是思考的天才。
“当然不能埋！”聋子医生气愤地说，“这人我认识，原先还是个诗人呢！把他弄回医院去吧。”
于是我和我的世界一同摇晃起来。，
天渐渐亮了。也不知是天真正亮了还是天空失去了云彩。他们到停尸房来收尸拉到野外埋，大约在早晨，早晨的空气把我充填得像个大气球，五脏六腑全化为乌有。
我在飘荡中想象又矮又瘦的聋子医生一定垂着脑袋走在驴车旁边。我听见破鞋趿拉着黄尘的噗噗声，又听见毛驴的四只蹄子无力地敲击着土地：我回忆在以前的某一个时刻仿佛还有人在我耳边唱歌，歌词苍凉但歌声却油滑得不成曲调。那原来是我来停尸房路上的一个场景，但现在我分明已经得救，为什么仍然像给我送葬似的走？以致我搞不清我究竟是向活是向死移动。
这使我在以后许多许多年，一直把阳间和阴间分不清楚。不管是走在去阳间的路还是走在去阴间的路，在小毛驴车上晃荡总比步行舒服。太阳在它经常在的地方，有暖气飘拂在我皮肤上。间或我的眼皮上映出一条条光的波纹，就有潺潺的水声流进我的眼睛。这种声音使我觉得时间的悠长和土地的广袤。这种感觉突然触动了我的灵气。在介乎阳间和阴间的中间地带我突然获得了特异的预见能力。
于是从我小腹中涌上一股想说话的冲动，就像小腹鼓胀要放屁一样。我忍不住要告诉聋子医生灵气在我脑海里展示的图像。
几年以后的一天，正在全国“武斗”的高潮中，我流窜到他那个城市去看望他。那天淫雨霏霏，肮脏的雨水从四面的高地上流下来，浸软了一条曲曲弯弯的煤渣路。我趟过一滩又一滩泥泞，找到聋子医生的住房。看到他家的住房比劳改队的号子还要简陋，对我实在是一种安慰，因为这样我便觉得把他关在里面和放在外面对他都无所谓。又矮又小的人天生下来就应该住这种又矮又小的房屋。
躺在晃晃悠悠的毛驴车上，我看见那一天我站在不断流着雨水的低矮的屋檐下，听凭雨水直接灌进我的衣领。给我开门的是位花白头发的中年妇女，我立刻认出来我曾经见过她。她带着两个孩子装在聋子医生的破皮夹里，和他的判决书夹在一起。聋子医生把我救活后，有一次难得兴奋地跟我聊天。那天是他的刑期又熬过了一个年头。他说他要把妻子和孩子的相片给我看，那是他全部生命寄托的所在。可是今天我看见从纸上站起来的这位妇女用比雨水还凄冷的眼光盯着我。不知是因为雨水还是因为她的眼光，我浑身发抖。在她背后，挂着黑纱的聋子医生的相片阴沉地蹲在黝黑的方桌上。
我们在中央公园，在东河岸边，在自由女神岛上，在大西洋城拍过许多照片，冲洗出来后我都要一张张仔细端详。你曾笑着问我是不是怕谁发觉，我俩合照的相片落在我的“同志”手上就会成为把柄。我说管它呢！有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捉摸的是一张张照片在我人死后会给人什么感觉。据说人死后相片上的形象也会起变化，我真想知道我死以后我在相片上会变成什么模样。
当时你笑我发疯，笑我的想法总是与人不同。现在你知道了吧，因为我看人死后的相片又同时看到了活人，我看着它们如同拿着通缉令和逃犯对照。不是我的神经错乱，而是世界和时间全部错乱了。
那时我想笑。我想告诉聋子医生不多年以后我看到了他在方桌上那副模样。他一辈子也没有这样扬眉吐气过，头发从头顶中间分开，分得整整齐齐，嘴角还挂着笑容。但他妻子说这是他大学时代的相片。他已经死了，死在工厂与工厂之间的一次“武斗”当中。当时他正在抢救伤员，而一颗流弹却不偏不倚打中他的脑袋。
我痴痴地盯着他的相片看，我想看出那颗子弹是不是恰巧钻进了他头发间的中缝。
这样，又不多年以后我就演出了那场挨枪子儿的闹剧。那不是流弹，使戏剧少了一点出自偶然性的巧合。但枪口准确地瞄在它要击碎的东西上，却使观众更为兴趣盎然。真的，在那么多年里我们的脑袋总是长得离枪口太近。
但是我笑不起来也不能开口说话。在介乎阳世和阴世的中间地段，我预见到未来的一切都令我沮丧。命运似乎要叫我在这个关键时刻作出选择——要死还是要活？
你说过我曾摆出一种哈姆雷特的姿态站在你的面前，我想我并不是装出来的。对于死与活的问题我的确认真考虑过。但是我的特异功能仅仅把活的前景展示给我却没有透露出一丝一毫死了以后的情形。后来我一直纳闷为什么命运有意让我选择却又不同时把两种前途都显现出来供我比较。直到你的手抹下了我的眼皮，我才知道如果命运过早地展现出死亡其实是一种享受，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趋之若鹜。因为最美妙的世界就是看不见这个世界；纯粹的黑暗也就是纯粹的光明；只有在另外那个世界上，人类才能实现一直活动于头脑中的理想主义。
聋子医生还在赶着拉我的毛驴车不停地走。这段路可真够长的！他不知道自己的死期已近，仍然急急忙忙地要想法把我救活。
我想告诉他你被释放出以后可别再去救人，你救人就救到我为止好了。我既不是自私也不是顾惜他的生命，实在是因为他的死会使活人的世界失去光彩。如果为世界着想，有的人本不应死而有的人本不应活得太长。
他的妻子把在门口，没让我进屋。有许多生活在牢房外的公民尽管知道他或她的亲人是冤枉的，却认为他亲人的难友一个个都是坏蛋，都罪有应得；冤假错案只发生在自己亲人的身上。除此之外天空晴朗得不能再晴朗。这大致是我们中国人的判断习惯，他的妻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她一开始就用一种疑惧的态度对待我。我只能站在雨水中眺望聋子医生不灭的笑容。我告诉她我是被聋子医生救活的，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把今天的经过重复一遍。雨水淋得我言简意赅，由此我想到所有的作家都应该在雨水中写作。但也许是聋子医生救活的人太多，她听了竟无动于衷。
我赶紧举起一包水果糖，请她放在聋子医生的祭桌上。她终于愿意跟我进一步谈话了。她说她现在唯一操心的就是工厂会不会封他为烈士，因为这关乎到她的抚恤金和子女升学就业的问题。在冷雨中我多少有点诧异，多少感到这是一种对丧夫之恸的亵渎。她马上敏感到我的对立情绪，可是却又误把我当成了工厂里派来的人，神经质地伸长脖子跟我辩论。她说聋子医生虽然没有上战场，但他死的地方离“东方红”防守的大楼仅一步之遥，完全可说是倒在前沿阵地上的。
“东方红”是什么？好像是一支歌曲。我去看聋子医生时正是我又一次劳改释放，大约有点被关傻了，竟不明白“东方红”到底指的是什么。多少年后我在巴黎又听到这支歌，并且还要我加入进去合唱，我又立刻像傻子一样。我傻子一样疑问的目光使她以为我说了怪聋子自己不当心这类的话其实我没说，于是她又嘶嘶地喊道：
“难道你们不知道他是聋子吗？”
她遥远的喊声使我明白了聋子医生原来是个聋子！“聋了好！聋了好！”我也向她大叫。
我想尽量向你叙述得清楚一点但我知道我无能为力。我无法使你明白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今天，我静静地躺在布洛涅森林中的这块草地上，躺在纳塔丽的身边想你。纳塔丽在玩弄一棵草，她说那棵草能告诉她她和我的爱情结果。你看，她举起那棵草在对着阳光仔细端详。她的头发把春天的树林染成一片金黄。我看遍了世界越看越糊涂，而她仅仅看一片草叶就能把命运看透。在这样的女人旁边我不能不悟到我原来是个鬼。鬼话和人话当然不会相同。
我最怕人家说我在模仿什么乔伊斯和福克纳。他们非要把人话说得颠三倒四，把人话说得跟狗屁的鬼话一样。我求你千万记住我说的鬼话都是顺理成章的，我的语言完全符合我生活的那个世界的逻辑。倘若你和纳塔丽也像我一样死那么几次，你们就会知道我是一个多么优秀的语言大师。
聋子医生既然是聋子，我当然不能把我的预见告诉他。我躺在毛驴车上任他把我带到他认为我应该去的地方去。那天的阳光像今天布洛涅森林上空的阳光。我早已品味到只要我闭起眼睛世界上便没有不同的地方。因为有这种悟性所以我即使躺在布洛涅森林中的这块草地上也以为是躺在拉尸体的小毛驴车上，我急忙伸出手来勾住纳塔丽的手指头，免得一下子滑到另一个世界。
我闭着眼睛用大拇指一一摩挲着她的手指。她没有饺掉她心爱的手指甲，一个一个锋利的边缘令我提心吊胆。我攀着它们像攀着绝壁上翘出的石片向上爬。
幸亏她不像你那样有抓挠性伙伴的习惯。每次做爱以后她只不过搂着我用她纤巧的手指轻微地触在我的脊背上，从我的玉枕穴直到尾闻慢慢地上下游移，仿佛也在施展某种魔法。她手指的上下游移有时让我以为我已经躺在坟墓里，有五只蚂蚁在我脊背上爬来爬去。但最终纳塔丽的魔法能招回我的呼吸，会徐徐地调动起我的生命力再一次投入做爱。
可是每一次和她做爱中我都想着你，因为是你教我知道了做爱就等于爱。这样我便安心了，我不用再去寻找什么爱的“意义”。
且说我静静地躺在小毛驴车里，就和躺在布洛涅森林中的草地上一样。纳塔丽变换成了聋子医生。他默默地跟车走着，有不尽的思量。由于他不知道他会在全国性的“武斗”中死去，所以他要考虑的事情真是不少。后来我追忆我们在途中一定说过些什么话，如其不然这一段生命便荒废了。尽管我荒废了生命的一大半也决不愿荒废这一段时光，即使聋子医生听不见，我仍要说话。
我想我会告诉他我奇异的经历。死而复生可不是每一个死人都能有的幸运。这种机会比风靡了十几年的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更值得炫耀。
况且，在我预见他会牺牲于“武斗”中的同时，我还预见到不多年后我又一次投入这个农场劳改。那一次我将神气十足，我被任命为犯人的组长。有一天我受命领着我的一组犯人去收拾墓地的死人骨头。在离停尸房五六里远的荒滩上，在一座座丘冢中间，在蜥蜴脚印编织的花环附近，我竟找到我的同伴们！也许正是那位善于思考的天才给他们的墓前立了一块砖头。没有姓名，只有年月。砖头已被空气侵蚀，刀痕有气无力，若有若无的阿拉伯数字影影绰绰地传递着另一个世界的信息，但还能看出来那恰恰是聋子医生来拉我回去的日期。
我把他们的一副一副骨头架子抖散，暗暗遗憾从此他们再也不能舞蹈。我将抖散的骨头一根根装进塑料袋(多么像你在超级市场里选购)，奇怪的是我没有找到自己的骨头。
我扬起一把沙土让风吹散。
在灰白的阳光中我将手插进土壤。
我想体验一下被活埋的感觉，因为我的同伴中间肯定有人是被活埋掉的。休克和死亡其实都差不多。你想如果那位善于思考的天才没把聋子医生叫来，如果聋子医生在那位天才的询问前不置可否，那么今天我便会在这墓穴里找到自己的骨头，所以我不体验一下那种感觉我就会十分内疚。
当然，如果我被活埋掉了，最先腐烂的一定是我那连鬼都会笑话的小东西。我失去了爱的器官再也无法使你爱我，即使我能够从沙土里爬出来。
因此我在小毛驴车里成了一个饶舌者。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男人躯干上只有两样器官最忙最有力且最相似，一个是他的舌头，一个是他的阳具。他用舌头征服或讨好别的男人，号召人们跟着他走或是走在别人后面咋唬；他用阳具征服或讨好女人，把占有的开始美其名日是爱情的必然结果。聋子医生既然是男人于是我便拼最后一点性命搅动起舌头征服和讨好他。
驴车颠簸着，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我说，喂，聋子，你知道我在停尸房里看见了什么呀？
他不声不响地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家里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这次放我出去我还能生一个。
我讪笑他把后代看得那么重，我说我看见了我的祖宗。我的祖宗在香烟缭绕中一个个戳在家庙的享堂之上。我坐着航船去看望他们。航船穿行在无边的白雾当中。在死的梦里我分明记得那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随父母去祭拜宗祠的事，但既然我已经死了，何妨权且当作死了之后魂灵的经历。
虽然在停尸房里我眼睛是闭着的，可是也能看见白雾下的河面上泛着银色的涟漪。我的长辈告诉我，我的祖宗们原先就在这一带杀人越货。平静的河面上随时都会伸出一条索命的胳膊。那时我刚刚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新名词——“自由职业者”，在水乡蔚蓝色的天空下，祖宗们的“自由职业”使我不由得悠然神往。这位长辈还说，那些“自由职业者”总是不停地反正，太平天国来了投太平天国，曾国藩来了投曾国藩。投来投去，从土匪变成了天国的王爷，又从天国的王爷变成满清的封疆大吏。而封疆大吏的后人——当然还是我的祖宗，却又在东京加入反清的革命军。
这位长辈拈着花白的胡须，洞明世事的微笑中充溢着崇敬和赞许。能不断地变来变去大约就意味着自由。后来在牢房里我才真正羡慕我的祖宗。因为这时我想反正正义的阵营不容纳我。
我的祖宗们都有一种故作庄严的气派，穿着不同时代不同主子赐给他们的礼服。那是当了官的土匪必须摆出的姿态。我还记得我母亲曾指着画像说，我们家的人从祖宗开始就长着一副讨人厌的嘴脸。
“你看他们的眼睛！”我母亲惊叫道。
在停尸房我看到我的祖宗们，果然发现我的眼睛和他们的眼睛如此相似。虽然当土匪的祖宗发迹以后一代一代下来娶的都是名门淑女，也改变不了一代一代后人的眼睛。怪不得在布鲁克林的那一夜你会害怕。我这对眼睛不但几次面对过死亡并且在它的基因状态还看过自己所杀的人如何死去。
先是杀人，然后是被杀，历史总是公允的。可是历史积淀到我眼神中的杀机太多，以致在我和你做爱的时候也满目鲜血。我“应该”爱你还因为你虽然看见我眼中的鲜血仍然修光了手指甲盼望着与我幽会。你的确比正义的阵营明智和可爱，我毫不顾忌我眼睛的基因状态。而最后你用光洁的手指关闭了你所害怕的眼睛，却使过去的和现在的血都在我躯体里凝结成固体，静静地等着一把火。
在停尸房，我恍惚看见祖宗们严厉地盯着我，用和我一样的眼睛，好像在跟我打招呼：“你来了！”又像在问我：“你为什么来？”
我说：“我来了。”又回答：“因为我也死了。”
“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祖宗的胡须仿佛很生气。“你不是要背叛家庭吗？你不是要背叛你出生的阶级吗？你要去投靠洋祖宗，为此你还写了一百多页的检讨书。”
我以为我的祖宗总在家乡一带活动他的话肯定带着很浓的乡音，可是听起来却完全和我的南腔北调相同。
“我是写了检讨书，”我不否认，“可能不止这一百多页，今后还要写下去。”我说，“你们不知道，这会儿不是你们生活的那会儿。这会儿造反不容易，投降也很困难，常常搞得人无所适从。”
祖宗们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禁为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如此复杂而恼羞成怒。我喊道：
“算了算了！我本来是个游魂，不知怎么飘到这块土地上，又不知怎么飘到你们家来。我活了二十多年的一生，二十多年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瞥可我也活够了。这个到处是陷阱的星球像张破鱼网。从此以后咱们一刀两断，我不但与阳世永别也和你们永别了。”
“那你继续到处飘就是了，为什么又飘到这里来？”有一个祖宗这样问。我不知道他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可见得你还是孝顺的。不忘祖宗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
他的话几乎把我从死亡中惊醒。是的，我为什么不飘到我来的地方去？那里有白云朵朵，阵阵罡风，却要跑到这阴森森的祠堂中来。这里除了上个世纪的一幅幅怪模怪样的画像就是肥大的老鼠。这一刹那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找祖宗的积习真是难改。活的时候找祖宗，死了也要找祖宗。难怪革命家去世不叫去世而称为“去见马克思”。
我说：“谁愿飘到你们这里来！我本想去见马克思，可是他们不让我去。”
土匪祖宗杀气腾腾地说：“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他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不让你去？”
我说：“他们是一群彻底的革命者，比什么反对满清的革命者更要革命。他们不让我去见马克思就因为我有你们这样的祖宗。他们顺藤摸瓜一代一代查上去，原来你们从来没干过好事。你们造下的罪孽要由我来写检讨，你们欠下的血债也要由我来还。这个星球的事的确太奇怪！所以我要来看看你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祠堂上还有一位穿洋服的祖宗，据前辈说他曾留学英国，和严复是同班同学。他悲天悯人地说：“我早就料到世事会演变到这个地步。一个太看重祖宗的民族要改换门庭便会反过来把祖宗挖出来鞭尸。他们以祖宗为荣也就会以祖宗为耻。如果他们倒了霉就要跑到祖宗的坟头上捣腾，他们从不以为他们自己负有责任。他们其实不是人，不过是祖宗的尾巴。所以我不要后代，我也不死在中国而死在印度。在那里人死了就点把火……”
“呔！你这是什么鬼话！怎能当着晚辈说！”当土匪的老祖宗斜睨着那身洋服。“告诉你，我的乖孙儿，”他又朝向我，语气和蔼地说，“祖宗其实是门面，当不得真的。想当初我造反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我们家穷得锅挂在墙上叮当响，哪里找家谱？只有我们这样没有家谱的人家才会起来造反，有家谱人家的子弟都被祖宗拴住了。等我当官以后我可以在一大堆史书里随便拉一个同姓同乡的名人来当祖宗。所以你不妨先别管祖宗，当了官再说……”
“哧哧！”穿洋服的祖宗冷笑几声。他大约和土匪头的辈份不远，至多是子侄辈。我搞不太清楚是因为我的祖宗实在太多，在这个星球上随时都会有人来当我的祖宗。“您这方法古已有之，却本末倒置，像斯图亚特王朝老太太的话，对他丝毫没有用处。”他说，“他们这一代已经退化了。他们是未造反先找祖宗，哪怕放个屁也要先在经典里找根据。什么都能错，祖宗的章法错不得！哪像你那会儿活得那么洒脱。完了，完了！所以我不要后代不死在中国而死在印度，那里人死了就点把火……”“混蛋！”土匪祖宗打断他的语无伦次。“有你这样的子孙真是辱没了祖宗！你本来就没资格在祠堂里受供奉，只仗着你写了一本荒诞不经的破书欺世盗名……”
“我早就不愿坐在这里充当谁的祖宗，”穿洋服的祖宗脱下洋服，转眼间相框里只剩下一套笔挺的上装，像曼哈顿古董店橱窗里的陈列品。“做祖宗奴隶的人也必定要当自己子孙的奴隶。他活着既为他的祖宗也是为他的子孙万代，唯独不为他自己。我去也！我不要什么祖宗也不要子孙来惦记我！”“呔！站住！”当土匪的祖宗穿着朝服仍然匪气十足，他捋起黄马褂的袖子连连指点。我以为穿洋服的祖宗脱了洋服定然是赤条条的一个，殊不知他早已化作一股白烟，不顾老祖宗的呵斥潇洒地飘出大门。
列祖列宗们有的气愤得发抖有的笑得发抖，抖得整个墙壁五彩缤纷。而我发现我自己也不过是一股白烟。但我大概真的是退化了，我既不敢像老祖宗那样一发怒就揎拳捋袖也失去了那位叔祖爷的潇洒，我只能扁平地摊在方砖地上仰望着墙壁上的万花筒……
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便是聋子医生。
他的脸发黄灰白的头发也发黄，仿佛我和世界同时都害了黄疸病。我眨了眨眼睛，怕是看错了看到了发黄的绢素上描绘的肖像。
幸好聋子医生咧开了嘴，笑得既凄惨又蹊跷。他说：“你这个家伙活了！”
我又眨眨眼睛算作回答，也算作感谢。我凝神地想，原来我看到了列祖列宗并不是在停尸房里而是在往劳改队医院来的小路上。
头昏脑胀，万花筒仍在旋转。有一次纳塔丽和我去巴黎万塞娜公园的游乐场，她非要拉我去坐翻转车，这次我又出现了这种感觉，我对她说：“纳塔丽，我现在才体会到中国话说的‘玩得痛快死了’和‘好得要命’是什么意思！”纳塔丽却咯咯地笑，往我嘴里塞了一个蛋卷冰激凌。
你看，春天的巴黎人一点也不懂得有关死亡的语言。
我知道你不在意我经常提到纳塔丽。在美国东海岸告别的那一夜，你还鼓励我要经常和女人玩(你把所有的女人都称作“女生”，这种台湾校园的称呼也常使我发笑)。你这种洒脱我在大陆上的“女生”中可从来没见过，以致我只能把你比做换白菜根给我的那位杂技演员。因为你们俩在性方面同样的豁达，虽然你有着一套高深的理论而他仅仅从低层次的实用性出发。请原谅我把你和他扯在一起(我要求你原谅的地方实在太多，我都能想象到你读这本书时那副无可奈何的可爱表情)。你曾查算过我是射手星座，我注定了一生要过曲折的生活。而一生的曲折就使我把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混到一起，混得又那么合乎阴间的逻辑。
过了一会儿我才看清发黄的聋子医生并不是绢素的人像而是发黄的灯光使他发黄。他微微佝下身来，眼睛盯着我的鼻子问道：
“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
黄色的屋顶黄色的墙，黄色的巫师长着黄色的头发和胡须。这一切都迷蒙在如雪花般飘飞的粒粒金星之后。我奇怪我死了不过一小会儿阳世却变得如此金碧辉煌。“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聋子医生又问道。他从来不把眼睛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诊治病人时他习惯这样，而除了病人以外的任何人他又万分害怕。他盯着我的鼻子的目光毫无表现力却因此更加神秘，犹如那当墓碑的砖头上模糊的字迹。
我想说我的感觉很糟糕，觉得自己一切都错了的感觉比任何病痛还可怕。我首先是投错了胎，我应该在钻出母亲子宫之前先探望一下这是不是一个穷人家。然后又入迷地去追求真理，从费尔巴哈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或者说一股劲儿地从马克思追溯回去。为此，我们几个教员还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但你知道一九五七年我们全部成了“右派”，一个也没有漏网。等我们懂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法定的要以我们领导人的智力水平为限，超出了他们的程度便是犯法已经太晚。若干年后我提笔叙述这段经历，而那时的读者读了却哈欠连天。他们说我描写风景的文笔还可以，为什么非要去写“主义”？小说里插进那么多理论实在倒胃口。他们不知道正是理论把我们折腾得死去活来，使我认为我的一生都白活了，活着还不如去死。
我罗哩罗嗦告诉了他我的感觉而聋子医生却置若罔闻。“你没力气说话就别说吧。”他看着我的鼻子拍拍我。
坦率地说我那时便想到自杀。当我说这段故事时你还曾怀疑：“为什么好不容易活过来却马上又想到死？”真的，一次一次的欲死未死真的把我搞腻了！‘如果一个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死亡，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你不是现在仍在追求“意义”的吗？不过那时我想死还没想很仔细，还没想到用什么方式更没想到用枪击自己的哪个部位，我想死如同想念我的故乡；我想死想得流出了泪水。
“好了！能哭就能活。”
我听见聋子医生高兴的声音。他听不见我的话却能看见我的眼泪。
“能哭就能活，”多么富有哲理！聋子医生无意中的一句话，贯穿了我若干年后写的全部小说。
他懂。
我想我应该为他一人而写作。
“你知道我用什么药把你救活的吗？”我的复活使聋子医生兴奋异常，他俯在我脸上这样问。他嘴里喷出一股发酵的黄豆粉味，我仿佛被埋在一垅垅绿色的黄豆叶之下。我看见我头上张开了绿色的天空。
黄豆粉味调动起我饥饿的感觉。我只要一回忆起这种气味马上就勾引起我的食欲。劳改农场的医院实际上没有什么药品，有的只是一种深咖啡色的名叫“复康丸”的丸药。每个病人一天三丸，一丸重约十克。五年以后我第二次劳改，有幸得到了这种丸药的配制方法，现在抄录给你看：七斤糠，两斤黄豆粉，一斤红糖，可做十斤也就是五百粒“复康丸”。
我得到这张配方后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在医院吃药的时候每次都吃出黄豆粉的味道。
当你和我做爱完毕，我说床上散发出的就是这种味道而你曾嘲笑我。你坚持那是一种什么花的气味。你说了一串拉丁语的学名。那种花生长在拉丁美洲。你现在知道了吧，那一串拉丁语学名为什么引起我反感，使我反胃。我偏爱黄豆粉的气味并非出于修辞学上的考虑，而是黄豆粉曾多时维系过我的生命。现在我坦率地告诉你，每次我和女人做爱以后我就要在床上沙发上草地上地毯上树林中浴室里寻找黄豆粉的气味，不然我便不能得到最后的满足。有的女人说这是虾米味有的女人说这是什么鱼的气味有的女人说那是发酵的牛奶味而纳塔丽把它比作教堂里古老的管风琴所发出的芬芳。不论是世俗的高雅的或神圣的比喻我都不同意，我执拗地保卫我的黄豆粉如同保卫我的专利。
聋子医生一定偷吃了许多“康复丸”，我虽然神智昏迷但我仍有闲心这样推测。在这里一切食物和取得食物的方法都能够击碎任何丧失意识的头脑。如果有人晕倒在地你千万别泼凉水别按摩心脏，只要在他耳边大喊一声“吃饭”或是“去偷”就足以使他跳起来。聋子医生嘴里喷出的黄豆粉味浓得可以给我当营养，像是一盆黄豆汤泼在我脸上。是的，他肯定偷吃了！不然他哪能从这里活着爬出去参加“武斗”？
妒嫉使我心跳，黄豆粉味令我振奋。我又微微睁开眼睛，希望他再给我两粒“复康丸”。
但是他却从土坯砌的小桌上拿起一个纸盒。
“你看，‘乌鸡白凤丸’！你就是靠这种药治活的。”然而我并没有从他调皮的笑声里品出有什么幽默。我想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药比“复康丸”更对我的病症。
“这是专治妇女病的中药，”他笑嘻嘻地说，“咱们劳改队女犯人不多，可是上面发下的药少不了妇女一份，医院一存存了半柜子。没女人吃我就给你吃，你总他妈吃了一百粒！我天天把它调成糊糊喂你。你看。”他指着纸盒中像苍蝇头一般大的字，“这药里有人参、鹿角胶、香附、地黄、黄芪、当归，尽他妈是好东西！还要配合白毛乌骨鸡才能制成呢。这药专治妇女体弱血亏，月经不调。想不到我把你死马当做活马医，光给你吃这种药也把你治活了！”
后来我经常以为我所看见的世界和我所追随的真理不一样并不是世界的现实脱离了我的知识而是我曾经吃错了药。
虽然他做过数不清的梦但从来也没梦见过老虎。
他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燃起一支烟，无聊地想那个梦。老虎却又不是真老虎，而是一只放大了的布老虎，任何一家手工艺品商店都有出售的那种。
不过，在梦中他的确害怕过。布老虎当作真老虎向他扑来时，他虽然机灵地闪开了，一点也没有受伤，但回头一望，地上却有几滩血迹。
那血迹却又不是真血迹，不是一朵朵石竹花，一滩一滩地像泼在桌布上的番茄汁。
后来他和他的法国女友纳塔丽在凡尔赛一家小餐馆的桌子上再次看到相同的东西，相同得完全和梦里见到的一样。他指指桌布说：
“这种似血非血的红斑迹总不是好兆头。”
而纳塔丽却盯着他疑疑惑惑地问：
“你是不是指这次总统大选？”
好像下面的一切都从那个梦开始。
先是他起床。乔已上班了。他瞥了院子一眼，那辆黑色的“富华”已经开走。乳黄色的木栏栅截断了洒满落叶的水泥车道。有几片黄叶在车道上扇动着，犹如落巢的小鸟。他懒懒地走到厨房，心里计算着他在美国还能待半个月。她也离开了纽约，去了南美。他一离开纽约整个城市都空了。临走的那晚上她告诉他她必须去“赚钱”。她有她的业务，本无可抱怨。可是因为她告诉他的时候他们盘桓在床上，所以他马上想到那一串拉丁语的学名。
那串学名很拗口，他怎么也记不住。一种花居然会散发出做爱时的辛辣，想必颜色一定很鲜艳。她去了南美洲，那里正是使用这种拗口语言的国度。而她怎么会从床上联想到那种南美的特产？那个城市虽然遥远却和纽约同一个时区。是不是她昨夜又再次闻到那种花香？据说那种花在南美遍地盛开，像中国大陆上的狗尾巴草。
他有过几个女人，但没有一个女人完全属于他。他怀着失落的怅惘把鸡蛋敲进煎锅。
乔雇的黑女佣自己开门进来，一手提着黑色的垃圾袋一手拉着吸尘器像牵了一条狗：
“早晨好！”
“早晨好！”
她的牙齿自得耀眼；她的皮肤即使在今。日这样阴霾的天气里也使人想到灼热的阳光。她迈着弹性的步态在屋里忙来忙去。他啜着咖啡想找点话来谈。前年他来乔的家送过她一对无锡的泥娃娃，而这位黑小姐却说她更喜欢毛主席像章。“圆圆的，越大越好！”
他记得他曾诧异地用英语问她“有什么用”却错说成了“发生了什么事”，引得乔的一场大笑。
黑小姐说她们那个团体作兴用毛主席像章做耳环。那是一种时髦。
乔说：“发生了什么事？’在纽约，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时候人们就要闹出些事来玩。你别神经兮兮，以为她问你要像章是想在美国搞‘文化革命’。”
今天她再没提像章的事，也许是两年后的今天她那个团体又有了新的时髦。她一面扭着屁股清扫房间一面哼一支摇滚歌曲。
他吃着美式早餐听她唱的是《我爱夜的纽约》。
这时电话铃响了。
他以为是她从南美那个国家打来的，在“你好”下面他差点问出“你平安到达了吗？”
幸亏她不停地往下说。
“为什么你打了那次电话以后就不再给我打电话了？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当然方便。”他有点莫名其妙。
“你旁边没有女人？”说罢，咯咯一笑。他终于听清楚了是谁。他原想说“我没再给你打电话是不想再打扰你们”又觉得这话的酸味太重，只好托词因为忙，因为这事那事等等。
好在她也没有深究。大约她心里也有数。他听见她在话筒里大声说：
“你看到国内在批判你的消息没有？”
后来他写书的时候回忆这天早晨，以为这天的阳光也与往常不同。一个特殊事件的开端在任何文字记载中总显得异乎寻常，这表现了人类智力的缺陷。其实任何事情你都不会理出一个确切的开端，提笔记载的人只能遵循常规去选择一个最明亮或者最阴暗的日子作为开始。不然人类历史中的全部事件都不能单独抽出来成为事件，于是就缺少了戏剧性，从而也缺少了可读性，那么谁还会来读历史和小说呢？
他被再次批判是因为他来美国之前发表的一部小说，由此他之所以受批判就应该推到他提笔写那本书的第一个字开始说起。但他之所以写那本书是因为他有劳改那么多年的经历，那么记录他再次被批判事件又要提前到他被投入劳改的那一天了。然而他之所以劳改又因为他在“反右”运动中曾被批判，这样，事情又得提前，成了他之所以被批判就因为他曾被批判。于是，一下子陷入了一个怪圈。
当然，还可以追溯上去：他之所以被再次批判就因为有他这么一个人，严格地说他的被批判事件应该从他呱呱落地那天说起。可是显然这仍不全面。他是被批判者，不言而喻还应有批判者，要全面叙述清楚这件事不能不把批判者包括进去。并且，批判还有它的立论基础，于是，要真正说清楚还得交待一部思想史。你看，任何一个小小的事件都必须从整个世界开始、从历史的尽头开始才能说得明白。
所以，猛然间他还不明白在他“平反”后又要批判他的原因。
但重要的不是探究深层的原因。重要的是他一听见她告诉国内又批判他的消息时马上想到凌晨做的那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