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18世纪当中，哥尼斯堡不断地成长。在1706年，其人口约四万，1770年则达到五万，到1786年则将近五万六千人，并且仍旧是普鲁士中心城市之一。哥尼斯堡甚至比其他的城市更有普鲁士精神。普鲁士的国家还很弱小，大部分的人民并没有普鲁士人的自我认同，依旧把自己看作“柏林人”、“西伐利亚人”或者克莱韦或明登的市民。哥尼斯堡是个例外，确切地说，真正有资格被称为“普鲁士人”的，只有哥尼斯堡及其外围的居民。因为普王住在柏林，所以哥尼斯堡与柏林的关系比其他的城市来得密切。
普王的势力确实远及各地。在敬虔会教徒与正统派教会的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出哥尼斯堡与哈勒以及柏林都有密切的联络。其次，它是普鲁士许多重要机构的所在地，而政府的官员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力。腓特烈·威廉一世虽然信教，但是个严厉的君王。除了他的将领以外，人人都可能吃到他的棍子，对于他认为怠忽职守的人，他会狠狠给一顿痛打。虽然哥尼斯堡对于这样的躬亲指导太远了一些，他的政令、敕令或者法令，还是有风行草偃的效果。他所订的规则巨细靡遗，从学校的教育、大学的考试以至于“园丁、磨坊师傅、路灯工人”与牧师的训练，无所不包。他所订定的罚条有时过苛，有时显得古怪。例如说，牧师讲道如果超过一个小时，必须缴纳两塔勒的罚款；如果有人出口生羊毛的话，则处以绞刑（因为只有出口加工过的羊毛对普鲁士才有利可图）。有个侵吞小额公款的公务员，在1731年于哥尼斯堡被吊死，虽然财政厅为他求赦。绞刑台就直接设立在市政大厦的正对面，所有的职员都必须出席观看。死者的尸体吊了一整天才取下，然后弃置在城门外，直到被乌鸦啃噬一空。另外一个官员也得到了重罚，因为他不愿依国王的命令调职到他地。征兵也是年轻人挥之不去的威胁，特别是长得高大的年轻人。
18世纪普鲁士的士兵由于不是住在军营里，而是散居在各个角落的民宅，所以相当引人侧目，也时常引起纠纷。新兵的需求时时存在，而一般的居民则时而被强征入伍。偶尔拉夫者甚至会在主日礼拜时冲进教堂，掳走最高大壮硕的男人。大学生虽然免除兵役，却也不表示可以高枕无忧。“要绕过掳掠大学生的禁令十分容易。哥尼斯堡大学法律系学生科恩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1729年4月29日，这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在哥尼斯堡的街道上被掳，被强灌烈酒及至烂醉如泥，并在众人的“见证”下口出秽言，接着便以操行低劣为由征调入伍。大部分的哥尼斯堡居民都讨厌军旅生涯，部队的纪律十分可怖，只要一个士兵稍有违反规定，便会招致一顿毒打。若有士兵“口头抗命或抱怨”，则处以夹笞刑30趟，是最普通不过的惩罚。携械反抗则罪至由士兵列队枪决。但除非是在勤务中，酒醉却不必接受处罚。虽然既不高大也不健壮的康德没有被征召之虞，但是据信他与军人有过许多不愉快的经验。康德对军人无甚好感，而其原因可能必须追溯到年轻时代。
在康德的童年与青春期，哥尼斯堡很难说是个自由开明的城市。政府的态度跋扈、高压，与其说是现代的，不如说是封建的。虽然腓特烈·威廉一世一心一意要照顾其臣民的福祉，其实际的成绩却不理想。
但哥尼斯堡并非仅是普鲁士的卫戍地；它是个国际贸易港，也是普鲁士的首都。它仍是许多普鲁士重要国家机关的所在地。这里住着商贾与官僚，富人与穷人。康德本人认为它是一个大城市，是帝国的中心点，为政府许多的中央机构所在。它拥有一所（文化与科学的）大学，而且占有海上贸易的地利，一方面有连接内陆的河川，一方面则毗邻语言不同、风俗不同的国家。像滨临普雷格尔河的哥尼斯堡这样的城市，可以被视为拓展对人的见识与世界视野的好地方，虽不远行亦能知天下事。与许多评论家的看法相反，哥尼斯堡并不只是一个后院。
埃马努埃尔并非在这个城市当中，而是在“近郊”长大。纯以户政的角度来看，这个地区隶属于名叫“克奈普霍夫”的市区，是住宅区同时也是繁忙的商业中心，谷类及其他商品的仓库林立，酒吧与餐馆无数。康德一家在1733年以后落户的鞍辔街，确实名副其实，马具师与鞍辔师的商店与工作坊绵延不绝，是个忙碌、喧闹、地势有点不平的地带，有几块毗邻下水道的泥泞的草地。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父母亲密切注意孩子们的行踪，自然不在话下。
埃马努埃尔最早的玩伴便来自附近，而他们游戏的地方便是这个地带。他孩提时代的朋友，大部分住在同一个区里，大致上都是门户相当的工匠家庭的后代。但这些玩伴没有任何人成为康德到晚年仍然记得的朋友。他很少提到他儿童时代的游戏，但他曾经讲故事提到小时候如何横踏着一块浮木保持平衡而没有掉到水里。我们可以推测他大概玩过所有哥尼斯堡小孩子的游戏。因为到处都有水池，所以夏天他们在水里或水池旁玩，冬天则可以滑冰。
康德住过的地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甚至是个危险的生活环境。火灾、水灾与风灾不时来访。在康德的一生当中，哥尼斯堡，特别是“近郊”，发生了多次大火。1769年一场“摧毁市区边缘76栋平房与134间仓库”的火灾，也烧毁了康德出生的老家。这场大火在3月初发生，十个星期之后，火苗还不时窜起。不过根据记载，哥尼斯堡本身是个美丽的、典型的中世纪日耳曼城市，因为有无数的桥梁，而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城市的主要桥梁因欧拉（l707一1783）而更加闻名，因为他提出了一个称为“哥尼斯堡七桥问题”的难题。
18世纪的哥尼斯堡可以说是“多元文化”，至少它是由许多不同国籍的居民组成的，除了很大比例的立陶宛人及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居民外，还有16世纪来自荷兰的门诺教徒，以及从法国到此避难的胡格诺教徒。胡格诺教徒彼此仍以法语交谈，上自己的教堂，有自己的组织及经济圈。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波兰人，一些俄罗斯人，再加上一个可观的犹太社区，一批来自荷兰与英格兰的商人。这些社群大致上保有自己的文化与传统，虽然彼此之间可能没有什么互动，但不容否认的是，他们毗邻而居，至少有商业上的往来。
因此，康德不必行万里路，便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其成长的环境便足以让他认识许多有别于18世纪日耳曼工匠阶层的生活方式。哥尼斯堡虽然在地理上形如孤岛，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个世界性的都市。从许多方面来看，它远不如哥廷根或马堡这样的城市那么闭塞，也远大于当时日耳曼大部分的大学城。
这个城市以及小孩子在城里学习和游戏的机会，是否足以弥补苦涩的学校生活，我们不得而知。学校并没有给他许多课余的时间。对他以及他的朋友而言，最好的休闲恐怕是一周当中挤出几个小时阅读喜好的古典文学作品。在康德毕业的时候，他的拉丁文说、写的能力都已经相当杰出。就像当时的许多日耳曼人一样，古典文学可以让他们逃避不愉快的现实生活、学校与教堂。
腓特烈·威廉一世死于l740年5月31日，在康德离开学校的那一年，由腓特烈二世继位。一般认为腓特烈二世的宗教态度比较开明，对哲学与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同时背负着许多人的变革期望。公元1740年7月16日，他到哥尼斯堡宣誓就职。在一辈子惟一到访哥尼斯堡的机会里，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好恶。当时有个学生向他表示自己要到哈勒去求学一年，年轻的国王答道：“为什么？”他说哈勒的大学没什么好，“都是软骨头”，换言之，都是敬虔会教徒！敬虔教派在哥尼斯堡的宿敌马上抓住机会抹黑舒尔茨，在国王面前指控他到平民家里没收纸牌，威胁说除非他们戒赌，否则就不让他们告解或领圣体。舒尔茨声称“这是上帝的国度的敌人抬头的时代”，但他自己并没有被砍头，这让正统派教会扼腕不已。他的父亲做不到的，新国王做到了，也就是让沃尔夫回到哈勒担任法学教授及大学副校长。因此，人们期望一方面哥尼斯堡会有些改变，另一方面得到较多的宗教自由。不过敬虔会的影响力高出对手的预期。它的力量已开始衰退，但仍牢牢抓住特权，比任何人想像的还久。由于新国王的主要兴趣在于普鲁士领土与个人的精神领域的扩张，在行政事务上大致上是克绍箕裘。他要为普鲁士扬威立万，而他的抱负就是如他所说的：“让整个欧洲陷入火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