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查审萨哈谅“贪婪不法，款迹确凿”，照律计赃拟罪。乾隆帝降旨：萨哈谅前任广东布政使，声名狼藉，且趋奉鄂弥达，故将其左迁山西按察使，继因山西布政使缺出，一时不得其人，将其补授，以观后效。今杨嗣璟等人的本内谈到，萨哈谅在臬司任内，已有种种劣迹，及升任藩司，贪赃尤多，共计一千六百余两，且实系科派属员，重收尾封，赃私入己，并非公项余银应报不报者可比。当时库吏以前无旧例为由，力行禀阻，而萨哈谅斥其胆小，悍然不顾，“则其始终狡诈，藐法负恩，罪实难逭”，着“三法司从重定拟，以昭炯戒”。
刑部等衙门遵旨议奏，请将喀尔钦拟斩立决，判萨哈谅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乾隆帝批准此议，喀尔钦解到刑部后，当即正法。
乾隆帝借此“东风”，于五月二十八日连下两道命令，狠刹贪风，整顿吏治。
他在第一道谕旨中，列举山西官员贪赃枉法苛索民财等弊端，责令他们痛改前非。
第二道谕旨是训饬科道官员纠参贪官污吏。乾隆帝说，科道职司言路，为朝廷耳目，凡有关于民生利弊之事，皆当留心访察，如实上报朝廷。
在乾隆帝严厉训饬下，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上疏劾奏贪赃枉法之知州、知府章廷珪、童绂、车敏来、卢叡、龚振等五人。乾隆帝批示：这五人皆革退，其婪赃不法等情，着喀尔吉善严审具奏。“山西吏治，甚属废弛”，乾隆下令九卿保举贤员前往，担任知府，直隶州知州。乾隆帝又将原山西巡抚石嶙以不行访察题参萨哈谅为由给予革职。
再起风波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十四日，即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弹劾学政喀尔钦的奏折到京后的第七天，左都御史刘吴龙上疏弹劾浙江巡抚卢焯贪赃枉法。乾隆帝读后既恨卢焯之贪，又感到十分高兴，降旨嘉奖刘吴龙说：“此奏，卿其秉公察奏。朕以至诚待臣下，不意大臣中竟尚有如此者，亦朕之诚不能感格众人耳，曷胜愧愤。近日萨哈谅、喀尔钦之事，想卿亦知之矣，此事若虚则可，若实亦惟执法而已矣。朕知卿必不附会此奏，以枉入人罪，亦必不姑息养奸而违道干誉也。
卿其勉之。若有实据，一面奏闻，一面具体严参。”
乾隆帝在看到左都御史刘吴龙的奏章3个多月后，才于乾隆六年（1741年）六月十六日下谕说：浙江巡抚卢焯着卸职，所有参奏情节，令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勒逐一查审具奏。13天以后，六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德沛参劾卢焯“营私受贿各款迹”的奏折才送到京师，乾隆帝批示命令德沛、旺扎勒严审定拟具奏。
又过了五天，七月初五，福州将军署闽浙总督策楞到京。策楞奏：原任总督郝玉麟、调任巡抚卢焯，任职期间，“并无政声，簠簋不饬”，却都在福建省内大肆设置自己的肖像牌位，还供了多处生祠，郝玉麟还专门修建生祠书院一所，违犯定例，且恐流传日久，贤劣难辨，于朝廷激扬之道两相违背。乾隆帝批示：
此奏甚是，有旨谕部。郝玉麟在闽督任内，办事极不尽心，与卢焯结党营私，闽省吏治废弛，此皆郝卢二人之罪过。可察其在任内有无私弊或工程钱粮不清之处，若有可参之处，具折奏来。
同一天，他又就生祠一事发下谕旨：外省官员，在任之时，不许建立生祠，有案可查。若去任之后，“实有功德在人”，当地官民建祠“以志思去者”，准予留存，此外一概不准。由于此等生祠之建，多系出于下属谄媚奉承，及地方绅缙与出入公门包揽词讼之辈，倡议纠合，假公敛费，上以结交官长，下以中饱私囊，并非出于舆论之同懿德之好也。最近访闻外省发现此风尚未尽革，郝玉麟、卢焯在闽省建立生祠书院，肖像置牌，妄行崇奉。闽省如此，其他各省亦恐相同，令各省督抚秉公察核，以定各类生祠之去留存拆。
八月二十七日，奉旨负责审理卢焯之案的闽浙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勒的奏折到京，上奏说“卢焯狡饰支吾，供词闪烁，请革职刑讯”。乾隆帝批准其请。于是此案的审理发生了急剧变化。在此之前，卢焯虽被左都御史刘吴龙和闽浙总督德沛弹劾，奉旨被审，但仍官居巡抚要职，仍系从二品封疆大臣，而且因其筑尖山坝等事有利于民，深受绅民爱戴，因此，卢焯尚存侥幸之心，企图敷衍了事，审案者也碍于其系二品大员，不便严究，故历时二月，一方是“狡饰支吾”，另一方是难压钦犯，审理进展极为缓慢。现在，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皇上谕令革卢焯之职，用刑拷问，这便很明确地表明了乾隆帝对此案的态度和对卢焯的看法，已钦定其为贪官，钦差大臣就可放手行事，卢焯的希望也就破灭，只好考虑认罪服法之事了。
闽浙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勒严厉审问卢焯、升任山西布政使的原嘉湖道吕守曾、嘉兴府知府杨景震及其他有关人员，并且动用大刑，但进展仍旧很慢，德沛又对卢焯家有所安抚。乾隆帝甚为不满，屡次降旨申饬德沛、旺扎勒。十一月初，浙江布政使安宁就此上奏说：浙省审理参革巡抚卢焯等人之案，“可以结而不结，不当严而过严，督臣、钦差不能和衷共济”。乾隆帝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批示：“若此据实陈奏，朕实嘉悦览之。朕早闻其如是，亦已降旨矣。”同一天，他谕告大学士：德沛、旺扎勒两人受命审理卢焯婪赃一案，“种种不协之处，已屡降旨训谕矣”。最近听说山西布政使吕守曾已经自缢身亡，此固本人畏罪所致，亦因承审官办理不善之故。又闻，初审时，甚为苛严，案外牵连了不少人，案内要犯监毙数人，“且有严刑笞夹，腿骨已碎，尚未招认者”。既如此严苛，而德沛又将皮棉衣服数十件送与卢焯家，究竟有何意图？卢焯一案，历时已久，该地审办情由，朕皆得知，但德沛为什么不上奏呢？况卢焯等自有应得之罪，早应定案，为何迟至今日仍不得结束？
第二天，即十一月三十日，德沛、旺扎勒的两份奏折一齐送到，提到吕守曾畏罪自尽，会审卢焯之案时，“有百姓数百人，喧言求释卢巡抚，推倒副都统衙门鼓亭栅门”。吕星垣记载此次越民闹事之情说：“越民呼呶罢市竞篡夺公，舁置吴山神庙，供铺糗如墙，求保留者数万人，走督辕击鼓，公呵不散，乃夜逃归颂系所。”袁枚在书中也提到了此事：“狱两月不具，浙之氓呼呶罢市，篡公于颂系所，舁至吴山神庙中，供铺粮菜，盛者如墙而进，所过处，妇女呼冤躅足，数万人赴制府军门，击鼓保留。”
乾隆帝对德沛之奏批示：吕守曾自尽，百姓闹事，都是由于“汝等办理不妥所致”，不必去追求为首的人，以免又生出一些麻烦事，但刁蛮之风气也不可助长，因此，必须尽快了结卢焯之案，乾隆还勒令旺扎勒进京。
乾隆七年（1742年）四月二十八日，刑部等衙门会题卢焯营私受贿一案。据调任闽浙总督德沛、钦差副都统旺扎勒奏称，经过对涉嫌人员的逐一审讯，分别按拟，除追回卢焯事后受财、求索借贷等轻罪不议外，应如德沛、旺扎勒所题，“卢焯、杨景震俱依不枉法赃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吕守曾亦应拟绞，已缢死，毋庸再议，但其身任监司，婪赃逾贯，论罪当处斩，自然不可因其身死而对其他罪名免于追究，仍着其嫡属勒追入官。帝从其议。
按赃银数量而言，卢焯所贪之款项超过萨哈谅、鄂善数十倍，可卢却仅以绞监候结案，轻于鄂善（被勒令自尽），乃乾隆帝因其有才和筑尖山坝有功，减轻了判罪程度。第二年帝以卢焯完赃减其罪，戍军台，乾隆十六年（1751年）召还，乾隆二十年（1755年）起用，署陕西巡抚，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授湖北巡抚，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因为他在办理入贡方物时偷工减料等过失而被革职，戍边于巴里坤，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召还。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卢焯去世。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十九日，也就是山西布政使萨哈谅被弹劾后的第十二天，乾隆帝下了一道令人奇怪的谕旨，令王大臣查审原九门提督今兵部满尚书鄂善受贿之案。最初他说，据御史仲永檀参奏：原提督鄂善在办理张鸣钧发掘银两案时，受俞长庚之妻父孟鲁瞻银一万两，孟托范毓向提督求情，希望他给予适当照顾。侍郎吴家驹亦得俞姓银二千五百两。由于这些都为传闻，故乾隆谕令“据实密奏，以备访查”。谕令说，鄂善是朝中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仲永檀“欲朕访奏，不知应委何等之人？若委之亲近小臣，岂大臣不可信而小臣转可信乎”？若委之大臣，又岂能保其必无恩怨乎？况命人暗中访查而不公开查访，藏于胸臆间，是先以不诚待大臣。此事关系重大，若不明晰办理，判其黑白，那么皇上凭什么任用大臣，而大臣们怎么能担负起国家大事呢？着怡亲王弘晓，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与来保公正办理此案，使其事水落石出，“则鄂善罪不容辞”，如果纯属捏造，则仲永檀自有应得之罪，王大臣必无所偏徇于其间也。“朕所以广开言路，原欲明目达聪，以除壅蔽，若言官自谓风闻言事，不问虚实，纷纷渎陈，徒乱人意，于国事何益！”所以此案必须彻底清查，不可含糊归结，“亦正人心风俗之大端也”。
此旨之奇在于，他对言官非常不满，颇有怪罪之意。弹劾贪官是科道的主要职责之一，“风闻言事”更是朝廷赋予言官的权利，何况就在下达此旨的前10天，皇上还因言官没有参劾墨吏萨哈谅、喀尔钦而下谕予以指责，可是，是什么原因使乾隆帝针对仲永檀的劾疏，而要抓住其“访查”之辞而大做文章？他一则说鄂善是“朕所倚用之大臣”，非小臣可比，显然是暗示鄂善不会做出这种贪赃枉法的勾当，不是贪官，联系到10天前他对满尚书的操守打包票的谕旨，此意更为明显。另外他说不应“访查”，用近身小臣查，不可；用大臣查，亦不行，恐其有个人恩怨；暗中访查，仍旧不行，是以不诚对待大臣——如此说来，则大臣所做违法之事，是不能查了，是不该查了，只要是大臣，就可为所欲为，他人不能有半点不同意见，如此不讲道理的逻辑怎能行得通呢？三则他又怒冲冲地宣布，必将此事明晰办理，否则难以任用大臣，大臣无法胜任国家之事，几乎成了对言官的明显威胁了。四则又指责言官凭仗“风闻言事”，而不问虚实，扰乱人意，于国无益，此话更是荒唐之至了。简而言之，乾隆帝之所以讲了这样一大堆不合情理以势压人的话，不过是警告群臣，自己对仲永檀之劾奏鄂善，感到非常不满，他将对其加以惩处。
尘埃落定
按照官场旧习气，臣僚对皇上的脾气、做法是长于揣测的，能够透过表面，从洋洋万言的谕旨中，揣测到皇上的真正想法。奉旨查审此案的王大臣不会不了解 此旨的要害所在和皇上意欲达到的目的，应说他们极有可能会按照帝意去审理此案，加罪言者。谁知，大大出人意料的是，鄂善被证实确系受贿，并据实上奏。
此举令人无比惊讶，但乾隆帝此时毕竟不愧英明君主，他并未坚持错误观点，将错就错，而是承认事实，知错便改。三月二十五日，即其颁降奇谕后的第六天，他给王大臣下了长达一千余字的上谕，详述此案始末及勒令鄂善自尽的理由。乾隆帝一共讲了4个问题：第一，本意欲罪言官。御史仲永檀参奏鄂善收取俞长庚贿银一案，“朕初以为必无此事，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诬陷大臣，此风断不可长”，欲加其罪，但又因事未查明，难治仲之罪，故派王大臣七人秉公查审。第二，鄂善受贿是实。怡亲王弘晓等7位军国重臣屡经研讯，鄂善的家人及其侍从全都承认此事属实，鄂善收了俞长庚送纳的贿银。帝又特召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吏部尚书讷亲、刑部尚书来保同鄂善进见，经过当面讯问，鄂善初犹抵饰。帝谕告其人说：“此事家人及过付之人，皆已应承”，如果没有这种事当然最好了，如果有，也不妨如实告知，将谕诸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的责任全都归到家人身上。第三，令其自尽，鄂善翻供。鄂善已经自认，“毫无疑窦”，而负恩如此，国法断不可恕。如果对他宽大放纵，则无以令其他官员信服，也无法治理好国家。乾隆因垂泪谕告鄂善：“尔罪按律应绞，念尔曾为大臣，不忍明正典刑，然汝亦何颜复立人世乎？”令其自行处置。又恐如此处理过于苛刻，命和亲王等四人会同大学士张廷玉、福敏、徐本，尚书海望，侍郎舒赫德等再加详议。王大臣等奏称：鄂善“婪赃负国，法所不容，人心共愤”，蒙恩令其自尽，并不过分。鄂善得知将被赐死后，马上推翻前面的供词，妄称系因顾全皇上的体面，皇上曾屡次降旨担保满尚书的操守，今已被劾，“恐皇上办理为难，是以一时应承”，实未收纳赃银。其四，斥其欺罔，交部严审。乾隆帝见鄂善改口，非常恼怒，斥其“无耻丧心，至于此极”，原本欲待其诚心悔过，恳切哀求，或可免其一死，监候待决，今因其欺罔之罪，法当立斩，将鄂善拿解刑部，命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严审。
此谕虽说最后交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再次进行审理，但圣谕意思十分清楚，乾隆帝定了鄂善纳贿、欺君的大罪，本应正法，但加恩改为立即自尽，之所以要叫刑部、九卿、科道再审，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想显示其公正郑重之意罢了，刑部等衙门官员怎能不按帝意断案呢？
乾隆帝又失算了一次，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审理的结果，竟将鄂善按照“受贿婪赃”之律治罪，把王大臣原拟的绞立决改为绞监候，未论其欺君之罪。乾隆帝感到非常不满，于四月十五日下谕痛斥刑部等衙门办事之谬，说：此案情节，从前所降谕旨，甚为明晰。鄂善贪赃受贿，供认不讳，因“欲以礼待大臣而全国体”，不忍明正典刑，加恩改为令其自处，乃鄂善竟然翻供，“肆行抵赖”，此乃“欺罔”“大不敬”之大罪，王大臣将其拟绞立决，“实属情罪相符”。今九卿科道等官忽改为绞监候，仅以其婪赃轻罪论处，而置欺君、大不敬之大罪不论，实系“错谬已极”，“着大学士传旨严行申饬”，命人前往刑部，带鄂善至其家，“令其自尽”。至此，四大贪案风云终于尘埃落定。
名家回眸
在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时，史学家陈寅恪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乾隆帝处理萨哈谅、喀尔钦、卢焯、鄂善四人的贪污受贿案，虽有不尽完美之处，但他下定决心惩治贪官，革除官官相护的积弊，扫除只治七品芝麻官不罪二三品大员的恶习，不管是乾隆“所倚用之大臣”、手握兵权的从一品兵部尚书鄂善，还是由知县升至巡抚曾蒙帝嘉奖的能臣卢焯，一旦知其苛索民财、欺压百姓、收纳贿银，即遣钦差大臣严审治罪，援引此例，告诫群臣，使贪污之风有所收敛，于民于国，都有极大的好处，为后来乾隆盛世的出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