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即位后，在政治上稍有振作。他派兵讨平在成都叛乱的刘辟，又派兵平定了镇江一带的李锜。后来直接派出节度使，改变了地方上拥立主帅的恶例；又逼得魏博归命，还平定了淮西和淄青。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安史之乱后长期割据的局面。然而宪宗崇信佛事、亲迎佛骨，遭到了韩愈的强烈反对。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极力提倡者，除此之外，他的诗歌也丰富多样，散文游记也颇具特色，而政治哲学思想则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
永贞改革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李唐王朝的宗室亲王和皇亲国戚们纷纷入宫向德宗皇帝拜贺新年，整座大明宫都洋溢着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
那一天，德宗李适的脸上始终保持着一个礼貌的笑容。
可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焦急的目光一直在朝贺的人群中来回逡巡。
他是在寻找一个人。
但是，那个人没来。
虽然老皇帝明知卧床不起的太子已经不可能来看他了，可当拜年的人们依次退出之后，德宗李适的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淌下两行清亮的老泪。
当天，德宗就病倒了。
在此后的二十多天里，老皇帝的病势日渐沉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隔绝了宫内外的消息，准备废黜因中风而瘫痪的太子李诵，另立储君。
在德宗皇帝病重的二十多天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和太子的安危。直到正月二十三日这天，弥留中的德宗才命人传唤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入宫草拟遗诏。可等到郑絪和卫次公进入皇帝寝殿，德宗已经驾崩。近侍宦官说：
“禁中还在讨论，要立谁为皇帝还没有最终敲定。”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明知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可就是没人敢吭声。只有卫次公忍不住站了出来，说：“太子虽有疾，可他是嫡长子，朝野归心。如果实在是不得已，也要立广陵王（太子长子李淳），否则必将大乱！”郑絪等人连忙随声附和。宦官们对视一眼，不好再说什么。可他们心里却在冷笑：就太子那身子骨还能当皇帝？恐怕连站起来走上金銮殿都是个大问题吧？
没错。对此时的太子李诵来讲，如何站起来，并且走向那张人人觊觎的御座的确是个大问题！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经因风疾而瘫痪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太子突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了，随即被人搀扶着登上车驾，来到九仙门接见众禁军将领。
看到这一幕，那些心怀叵测的宦官们瞠目结舌，而一直忐忑不安的朝臣们则是庆幸不已。
也许，这就是意志的力量。
太子李诵比谁都清楚，此刻的大唐帝国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他下地行走更重要、更紧迫。
这样的信念催醒了他的意志，而这样的意志又撑起了他的身躯。
正月二十六日，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
顽强的意志虽然支撑着李诵坐上皇帝的宝座，但却无法使他开口说话，更无法让他在朝会上决断政务。于是，天子就坐在宫中，面前垂下一道帘帷，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在身边伺候，百官在帘帷外奏事，天子批复皆自帷中出。
这样一种局面决定了——新天子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身后的谋臣集团。
所以，历史就这一刻，把几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物迅速推到了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
他们就是王叔文和王伾。
这两个人是真正的草根，他们都来自帝国的东南边陲，出身寒门，资历浅薄，既无世族背景，也无政治根基。尤其让满朝文武鄙夷不屑的是，他们二人皆非进士出身。当年他们之所以能走进长安，并且走到太子李诵的身边，皆因二人均有一技之长：王叔文善弈，是围棋高手；王伾善书，是书法高手。二人均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进入东宫侍奉太子，王叔文以棋待诏，王伾以书待诏。
也许正因为来自民间，所以他们身上自然少了官场上的虚伪与骄奢之气，却多出了一种草根阶层特有的质朴和淳厚，因此深得太子李诵的赏识。尤其是王叔文，对于帝国的政治乱象和民间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和认识，并拥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远大的政治抱负，所以这些年来对李诵影响至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子的精神导师。
除了二王，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相形之下，韦执谊的资历显然要比二王深厚，他出身于关陇世族，自幼饱读诗书，二十出头即成为翰林学士，属于颇有前途的政坛新秀；而刘禹锡与柳宗元也都是饱学之士，二人不但是同榜进士，而且同是名重一时的文章圣手，其时皆官拜监察御史。
很显然，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治集团绝不会缺乏朝气，更不会缺乏锐气和勇气。所以顺宗一上台，王叔文等人就迫不及待地启动了一场政治改革。
为了这一天，王叔文已经等待了很多年。
此刻的王叔文踌躇满志，感觉新朝的政局就像一个等待他落子的棋盘。
王叔文信心十足地开始了他的布局：先是任命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以闪电速度把这位新秀一举推上了宰相的高位；不久，又任命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仍兼翰林待诏；而王叔文本人则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王叔文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是考虑到他们几个人中只有韦执谊拥有较高的资历和人望，所以把他推到前台；而他本人和王伾仅是侍臣，人微言轻，难服众望，所以只能位居幕后。但是谁都清楚，只有王叔文才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布局之后，他们又迅速作出分工：凡有奏议皆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作出决策，再由王伾出入宫禁，通过内侍宦官李忠言和顺宗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天子，领取旨意后交付中书省，由韦执谊颁布施行；此外，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则在宫外搜集情报、反馈信息，相互呼应。
一场雷厉风行的改革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大幕。
二王集团的所有成员全都摩拳擦掌、热情高涨。可他们绝对不会料到，仅仅半年之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将在致命的打击下中途夭折，而这位精通黑白之道的堂堂国手王叔文，也将在这盘政治棋局中遭遇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失败。
这次失败不仅埋葬了他的政治理想，而且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改革一样，王叔文的改革之刃一挥起来就刺进了既得利益者的心脏。
被王叔文锁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时任京兆尹的道王李实。
之所以选择他，首先是因为此人一贯横征暴敛，长安百姓对其恨之入骨，搞掉他就能赢得民心。其次，他是宗室亲王、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且是德宗朝的宠臣，从他身上开刀，就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绝不会畏惧强权，而且此次改革针对的恰恰是特权阶层。最后，给形形色色的政敌一个下马威——王叔文连恃宠擅权的宗室亲王都敢动，天下还有谁他不敢动？
这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下诏，列举了京兆尹李实的一干罪状，并将他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川市）长史。诏令一下，长安百姓无不欢呼雀跃，并且纷纷在袖子里装满瓦片和小石头，守候在李实前往所贬的必经之路上，准备砸他个头破血流。李实事先得到消息，偷偷改走小路，才侥幸逃过一劫。
王叔文紧接着采取的第二步举措是革除弊政、与民休息。二月二十四日，在他的策划下，顺宗登上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把民众欠政府的各种捐税全部取消，同时罢停正常赋税外的各种进奉：此外，将贞元末年以来的诸多弊政如“宫市”、“五坊小儿”等全部废除。
所谓“宫市”，是一种由宦官负责的宫廷采购制度。自德宗末期实施这项弊政以来，宦官们都是打着采购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刚开始，宦官们还拿着一纸公文以低价向长安商户强行收购各种货物，发展到后来，几乎就是直接从商家和百姓手中抢夺；此外，还强行索取所谓的“进宫钱”和“车马费”，亦即只要宦官开口说是宫市所需之物。商家和百姓不但要免费奉上，而且还要承担运送货物入宫的费用，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了。长安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朝臣也屡屡进谏，可当年的德宗却置若罔闻。
而所谓的“五坊小儿”，指的是“皇家五坊”（雕坊、鹘坊、鹰坊、鹞坊、狗坊）中的差役。这些差役跟宫市宦官一样穷凶极恶，天天打着皇家招牌在长安坊间肆意敲诈勒索，百姓都是敢怒不敢言。
这些弊政为患多年，而今一朝罢废，长安百姓顿时一片欢腾。
然而，王叔文此举虽然维护了百姓利益，但却严重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
也许从这个时候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就开始着手准备反击了。
三月十七目，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宰相杜佑兼任度支、盐铁转运使；两天后，王叔文被任命为杜佑的副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王叔文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杜佑和韦执谊一样，只是被他推到前台充门面而已。
改革派继行政权之后又如此迅速地掌握了财政大权，这不能不引起反对派的 极大恐慌。手中握有禁军的宦官首领俱文珍等人一再向顺宗施压，要求他速将广陵王定为储君。顺宗无奈，于三月二十四日命翰林学士草诏，立李淳为太子（同日改名李纯）。
四月初六，在宣政殿的太子册立大典上，满朝文武看见太子李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不禁大感欣慰、相互庆贺，惟独王叔文自始至终闷闷不乐。
因为对于顺宗和改革派来说，宦官集团与东宫集团的强势结合，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好兆头。
那天，王叔文一句话也没说。典礼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人听见他仰天长叹，念出了杜甫祭悼诸葛亮的那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没有人知道，这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
王叔文意识到，如果不能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那么刚刚燃起的改革之火就随时有可能被扑灭。五月初三，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原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任命原度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
此时，驻扎在长安西面的左、右神策军是中央禁军的最精锐部队，统帅权在宦官手中。王叔文显然是希望把老将范希朝推到台前，取代宦官，再让心腹韩泰架空范希朝，掌握实权。
可王叔文这回的如意算盘是完全打错了。
军队不同于文官机构，仅凭天子的一纸任命状绝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获得军队的效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级禁军将领和俱文珍等宦官首领之间早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所以，不要说韩泰这种年轻的文官根本无戏可唱，就算范希朝这种资历深厚的老将出马，那些禁军将领也不见得会买他的账。
很快，王叔文就会无奈地明白这一点。
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等人再次胁迫顺宗皇帝，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王叔文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却免除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说起来这个翰林学士的职务并不重要，可问题是一直以来，王叔文都是以此职坐镇翰林院并领导这场改革的，现在免去他的翰林学士身份，也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派的大本营，这让王叔文等人实在难以接受。王伾立即上疏顺宗，请求为王叔文保留该职务。但一再上疏的最终结果只是允许王叔文每隔三五天进一趟翰林院，而复职的请求却被彻底驳回。
王叔文痛苦而愤怒地意识到——此刻的顺宗基本上已经被俱文珍等人完全控制了。
宦官势力的强大真的是让他始料未及。
接下来的日子里，更让王叔文感到痛苦和愤怒的事情就接踵而至。
那并不是来自反对派的打击，而是来自改革阵营的内部分裂——宰相韦执谊已经从他的战友变成了他的敌人。
表面上的原因是二人的性格和处世方法差别太大：王叔文操切忌刻、难以容人、树敌太多，而且对改革的期望值太高、速度太快、打击政敌的手段太狠；而执谊性情则相对比较柔和，处事方式比较委婉，更讲究策略，但也少了一点正直，多了一些心计。
六月初，一个偶然事件使二人的这种潜在差异突然间转变成了公开矛盾。事情源于一个叫羊士谔的地方官。由于此人对王叔文的改革不满，所以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公开场合抨击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杀一儆百，准备下诏将其斩首。可韦执谊坚决反对。王叔文无奈，退了一步，要求将其乱棍打死。韦执谊还是不从，只把羊士谔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王叔文怒不可遏，就在人前人后痛骂韦执谊。二人关系就此破裂。改革派的所有成员都为此深感不安，可又无计可施。
差不多在此前后，有一个类似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二者的矛盾。
那是在五月底的时候，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他的心腹刘辟来到长安，秘见王叔文，准备跟他缔结一个利益共同体。韦皋这个人说起来也是有功于朝的，他曾在边境多次击败吐蕃的入侵。正因如此，所以此人一贯居功自傲，千方百计想扩张地盘，这次让刘辟来向王叔文传话，那口气照样牛皮烘烘。刘辟对王叔文说：
“太尉（韦皋的中央官职）让我向您表达区区诚意，如果把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这三川之地统统划归太尉管辖，那他必将以死相报；倘若不给，那他也一定会用别的方式相报！”
王叔文一听，这气就不打一处来。首先，一个他本来就不齿的军阀居然找上门来跟他赤裸裸地交换利益，这不仅让他觉得荒谬，而且简直是对他的侮辱；再者，韦皋这家伙也太狂了，说假如不把三川给他，就以“别的方式相报”！这像 是在商量事情吗？这根本就是在威胁恐吓嘛！王叔文一愤怒，就照旧对韦执谊下达了收拾刘辟的命令。
这命令还是一个字：斩！
可韦执谊照旧还给他一个字：不！
刘辟没完成任务，就留在京师瞎晃，打算寻找其他的突破口，随后听说羊士谔因为得罪王叔文差点被宰了，吓得一溜烟逃回了成都。王叔文一听刘辟跑了，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到韦执谊身上。韦执谊就跟他打太极，派人去跟他道歉说：“我绝不会背弃我们当初的盟约。现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曲线助成仁兄的事业啊！”
王叔文破口大骂，说他是在狡辩。
韦执谊也懒得再解释。
从此，两人势同水火。
要说韦执谊这番道歉的话其实是在狡辩也并没有冤枉他。王叔文和他的性格差异固然是有而且很大，但这并不是造成他们反目的真正原因，或者说不是深层原因。
深层的原因是韦执谊觉得自己既然已经当上了宰相，那就没必要再受王叔文的控制。说白了，这就叫过河拆桥。
王叔文对韦执谊的痛恨还不仅仅在于他对友情的背叛，而是他对改革事业的背叛！
在王叔文眼中，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
可在韦执谊眼中，改革不过是什么呢？是工具，是跳板，足他换取高官厚禄的投机手段。
想到这一切，王叔文除了满腔愤怒之外，只剩下一种心情。
那就是孤独。
一种举世浑浊我独清、举世蒙昧我独醒的孤独。
韦皋在王叔文那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恼羞成怒，于是处心积虑地呈上了两道奏疏。